我表妹的外公因为是公安机关的高管现在被怀疑犯了事情要执行监视居住，执行监视居住居所有什么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情形有两种：第一种情形是重大贿赂犯罪，衡量“重大”与否的标准有3个，贿赂数额50万元以上、或者有重大的社会影响、或者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第二种情形是嫌疑人在当地无固定住所。
存在问题编辑
当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在适用中，主要存在以下两大问题：
1.存在“变相用”的问题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适用前提是“存在有碍侦查的情形”。而基层办案部门普遍把这项措施作为破解“侦查时限瓶颈”难题的制胜法宝，大家都尝到了“甜头”，能用就用。可以说，出发点就错了。在这样错误的逻辑起点上，大用、特用、甚至变相用的问题就出现了。
这也是当前理论界持“废除”观点的专家、学者们比较关注的焦点问题，一种比较尖锐的批评声音是：侦查部门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与拘留、逮捕相比，嫌疑人被讯问期间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有专家、学者甚至提出了两条修改法律的建议：一是犯罪嫌疑人在当地无固定住所时，本人或其家属有在当地选择租房的权利；二是嫌疑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侦查部门传唤、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应予规范，特别是禁止以谈话的方式变相讯问犯罪嫌疑人。
2.存在“刻意用”的问题
因为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标准规定比较粗糙，办案部门为了达到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目的，存在“主观创造条件”的现象。
比如，在实际办案工作中，“50万元”的标准有很大弹性，这个数额究竟是举报人举报的数额、还是侦查人员认为可能涉嫌贿赂的数额、还是最终侦查界定的数额，不够明确，这就为办案部门主观创造条件提供了机会。另外，为了达到“嫌疑人在当地无固定住所”的条件，检察机关还可能刻意采取“指定管辖”的方式，促成异地办案，进而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
社会意义编辑
针对上述问题，最后我简单谈一谈完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建议，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旧刑诉法中，就已经有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表述，新刑诉法对这一措施进行了细化。然而，在司法理论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从出生那天起，就饱受诟病，部分专家、学者、包括司法实务人员，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进行过深刻地分析。作为办案人员，我们都知道，“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在保障和促进侦查工作方面，确实能够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但这就像一把“双刃剑”，该措施如果运用不当，同样面临着“被错用”、甚至“被滥用”的风险。
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生命力究竟如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规范”二字。虽然高检院早就提出了“敢用、慎用、短用”的基本原则，但原则性的要求不能取代严谨的制度规范。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我们自身承担着规范司法行为的天然使命。因此，我们建议高检院适时出台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司法解释，对措施的审批、执行、监督、救济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地规范。
一项措施被普遍使用，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果等到出了“大事”才去公关、补救，我想，这种“亡羊补牢”的仓促应对远远不及“未雨绸缪”来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