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持有毒品罪既遂如何处罚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控制下交付毒品犯罪案件中停止形态的认定　　
（一）“控制下交付”因素对毒品犯罪案件停止形态判断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控制下交付措施的应用，使得毒品最终没有流入社会，体现出其社会防卫价值；同时，因为侦查人员的介入，使得原本可能既遂的贩毒行为被制止于预备、未遂状态，客观上也减轻了犯罪嫌疑人的罪责，又体现出诱惑侦查措施的犯罪人防卫价值。从实体的角度看，“控制下交付”的应用，降低或断绝了贩卖毒品行为损害“公众健康”的危险性，因此，应当影响到贩卖毒品罪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但是，从刑事诉讼的角度，特别是基于侦查机关的立场，以上的观点难免受到质疑。
　　公安机关负有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职责，从而达到保护社会的目的。公安机关运用控制下交付措施的目的并非单纯地依据“从严惩治犯罪活动”的考虑，同时，也是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职责的体现。控制下交付措施的运用，特别是无害的控制下交付措施的运用是其职责的应然要求。
　　
（二）无害的控制下交付情况下的既（未）遂的认定
　　在无害的控制下交付的情况下，对于买方而言，其无法获取真毒品，因此，无法完成交易行为，不可能使真毒品流向社会，危害到公众健康，因此，虽然有购买的行为，却缺乏贩卖毒品行为所应具有的对公众健康的抽象危险，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但是，如果警方出于需要用低含量的毒品替代高纯度的毒品予以控制下交付，则应认定买方毒犯成立犯罪既遂，但基于低含量的毒品属性，对犯罪分子量刑时应予从宽处理。
　　对于卖方毒贩而言，即便其毒品已经被警方控制，因为其基于贩毒的故意而购买毒品的行为已经成立犯罪既遂，因此，不能因控制下交付措施而认定其成立未遂。至于在卖方被警方控制，按照警方的要求配合警方抓获有立功表现的，可依法从宽处罚；对于那些将自有毒品予以贩卖的卖方毒犯，以及没有证据证明其基于贩卖毒品的故意从他人处购买毒品的卖方毒犯，若侦查机关采取了无害的控制下交付，则可认定其构成犯罪未遂。
　　
（三）有害的控制下交付情况下的既（未）遂的认定
　　对于有害的控制下交付的案件，有学者认为，由于犯罪在警方的控制之下，随时可以终止，是根本没有可能真正完成犯罪行为，故只能认定其构成犯罪的未遂形态。[23]对于此种观点，笔者不能认同。正如前文所述，虽然侦查机关在实施控制下交付的情况下，通常会采取周密的布控，但是即便如此，贩卖毒品行为的危险性并未消除，依然存在流向社会的抽象危险。而且，贩卖毒品行为的危险性是伴随着贩卖毒品行为而产生的，并非因交易时警方的抓获而否定贩卖毒品行为时危险性的存在。正如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其它危险犯，如若行为所生的危险性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即便事后消除了这种危险性，也无法修正犯罪所达成的既遂形态而认定为犯罪未遂。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控制下交付毒品犯罪案件中停止形态的认定　　
（一）“控制下交付”因素对毒品犯罪案件停止形态判断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控制下交付措施的应用，使得毒品最终没有流入社会，体现出其社会防卫价值；同时，因为侦查人员的介入，使得原本可能既遂的贩毒行为被制止于预备、未遂状态，客观上也减轻了犯罪嫌疑人的罪责，又体现出诱惑侦查措施的犯罪人防卫价值。从实体的角度看，“控制下交付”的应用，降低或断绝了贩卖毒品行为损害“公众健康”的危险性，因此，应当影响到贩卖毒品罪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但是，从刑事诉讼的角度，特别是基于侦查机关的立场，以上的观点难免受到质疑。
　　公安机关负有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职责，从而达到保护社会的目的。公安机关运用控制下交付措施的目的并非单纯地依据“从严惩治犯罪活动”的考虑，同时，也是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职责的体现。控制下交付措施的运用，特别是无害的控制下交付措施的运用是其职责的应然要求。
　　
（二）无害的控制下交付情况下的既（未）遂的认定
　　在无害的控制下交付的情况下，对于买方而言，其无法获取真毒品，因此，无法完成交易行为，不可能使真毒品流向社会，危害到公众健康，因此，虽然有购买的行为，却缺乏贩卖毒品行为所应具有的对公众健康的抽象危险，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但是，如果警方出于需要用低含量的毒品替代高纯度的毒品予以控制下交付，则应认定买方毒犯成立犯罪既遂，但基于低含量的毒品属性，对犯罪分子量刑时应予从宽处理。
　　对于卖方毒贩而言，即便其毒品已经被警方控制，因为其基于贩毒的故意而购买毒品的行为已经成立犯罪既遂，因此，不能因控制下交付措施而认定其成立未遂。至于在卖方被警方控制，按照警方的要求配合警方抓获有立功表现的，可依法从宽处罚；对于那些将自有毒品予以贩卖的卖方毒犯，以及没有证据证明其基于贩卖毒品的故意从他人处购买毒品的卖方毒犯，若侦查机关采取了无害的控制下交付，则可认定其构成犯罪未遂。
　　
（三）有害的控制下交付情况下的既（未）遂的认定
　　对于有害的控制下交付的案件，有学者认为，由于犯罪在警方的控制之下，随时可以终止，是根本没有可能真正完成犯罪行为，故只能认定其构成犯罪的未遂形态。[23]对于此种观点，笔者不能认同。正如前文所述，虽然侦查机关在实施控制下交付的情况下，通常会采取周密的布控，但是即便如此，贩卖毒品行为的危险性并未消除，依然存在流向社会的抽象危险。而且，贩卖毒品行为的危险性是伴随着贩卖毒品行为而产生的，并非因交易时警方的抓获而否定贩卖毒品行为时危险性的存在。正如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其它危险犯，如若行为所生的危险性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即便事后消除了这种危险性，也无法修正犯罪所达成的既遂形态而认定为犯罪未遂。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控制下交付毒品犯罪案件中停止形态的认定　　
（一）“控制下交付”因素对毒品犯罪案件停止形态判断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控制下交付措施的应用，使得毒品最终没有流入社会，体现出其社会防卫价值；同时，因为侦查人员的介入，使得原本可能既遂的贩毒行为被制止于预备、未遂状态，客观上也减轻了犯罪嫌疑人的罪责，又体现出诱惑侦查措施的犯罪人防卫价值。从实体的角度看，“控制下交付”的应用，降低或断绝了贩卖毒品行为损害“公众健康”的危险性，因此，应当影响到贩卖毒品罪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但是，从刑事诉讼的角度，特别是基于侦查机关的立场，以上的观点难免受到质疑。
　　公安机关负有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职责，从而达到保护社会的目的。公安机关运用控制下交付措施的目的并非单纯地依据“从严惩治犯罪活动”的考虑，同时，也是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职责的体现。控制下交付措施的运用，特别是无害的控制下交付措施的运用是其职责的应然要求。
　　
（二）无害的控制下交付情况下的既（未）遂的认定
　　在无害的控制下交付的情况下，对于买方而言，其无法获取真毒品，因此，无法完成交易行为，不可能使真毒品流向社会，危害到公众健康，因此，虽然有购买的行为，却缺乏贩卖毒品行为所应具有的对公众健康的抽象危险，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但是，如果警方出于需要用低含量的毒品替代高纯度的毒品予以控制下交付，则应认定买方毒犯成立犯罪既遂，但基于低含量的毒品属性，对犯罪分子量刑时应予从宽处理。
　　对于卖方毒贩而言，即便其毒品已经被警方控制，因为其基于贩毒的故意而购买毒品的行为已经成立犯罪既遂，因此，不能因控制下交付措施而认定其成立未遂。至于在卖方被警方控制，按照警方的要求配合警方抓获有立功表现的，可依法从宽处罚；对于那些将自有毒品予以贩卖的卖方毒犯，以及没有证据证明其基于贩卖毒品的故意从他人处购买毒品的卖方毒犯，若侦查机关采取了无害的控制下交付，则可认定其构成犯罪未遂。
　　
（三）有害的控制下交付情况下的既（未）遂的认定
　　对于有害的控制下交付的案件，有学者认为，由于犯罪在警方的控制之下，随时可以终止，是根本没有可能真正完成犯罪行为，故只能认定其构成犯罪的未遂形态。[23]对于此种观点，笔者不能认同。正如前文所述，虽然侦查机关在实施控制下交付的情况下，通常会采取周密的布控，但是即便如此，贩卖毒品行为的危险性并未消除，依然存在流向社会的抽象危险。而且，贩卖毒品行为的危险性是伴随着贩卖毒品行为而产生的，并非因交易时警方的抓获而否定贩卖毒品行为时危险性的存在。正如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其它危险犯，如若行为所生的危险性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即便事后消除了这种危险性，也无法修正犯罪所达成的既遂形态而认定为犯罪未遂。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控制下交付毒品犯罪案件中停止形态的认定　　
（一）“控制下交付”因素对毒品犯罪案件停止形态判断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控制下交付措施的应用，使得毒品最终没有流入社会，体现出其社会防卫价值；同时，因为侦查人员的介入，使得原本可能既遂的贩毒行为被制止于预备、未遂状态，客观上也减轻了犯罪嫌疑人的罪责，又体现出诱惑侦查措施的犯罪人防卫价值。从实体的角度看，“控制下交付”的应用，降低或断绝了贩卖毒品行为损害“公众健康”的危险性，因此，应当影响到贩卖毒品罪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但是，从刑事诉讼的角度，特别是基于侦查机关的立场，以上的观点难免受到质疑。
　　公安机关负有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职责，从而达到保护社会的目的。公安机关运用控制下交付措施的目的并非单纯地依据“从严惩治犯罪活动”的考虑，同时，也是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职责的体现。控制下交付措施的运用，特别是无害的控制下交付措施的运用是其职责的应然要求。
　　
（二）无害的控制下交付情况下的既（未）遂的认定
　　在无害的控制下交付的情况下，对于买方而言，其无法获取真毒品，因此，无法完成交易行为，不可能使真毒品流向社会，危害到公众健康，因此，虽然有购买的行为，却缺乏贩卖毒品行为所应具有的对公众健康的抽象危险，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但是，如果警方出于需要用低含量的毒品替代高纯度的毒品予以控制下交付，则应认定买方毒犯成立犯罪既遂，但基于低含量的毒品属性，对犯罪分子量刑时应予从宽处理。
　　对于卖方毒贩而言，即便其毒品已经被警方控制，因为其基于贩毒的故意而购买毒品的行为已经成立犯罪既遂，因此，不能因控制下交付措施而认定其成立未遂。至于在卖方被警方控制，按照警方的要求配合警方抓获有立功表现的，可依法从宽处罚；对于那些将自有毒品予以贩卖的卖方毒犯，以及没有证据证明其基于贩卖毒品的故意从他人处购买毒品的卖方毒犯，若侦查机关采取了无害的控制下交付，则可认定其构成犯罪未遂。
　　
（三）有害的控制下交付情况下的既（未）遂的认定
　　对于有害的控制下交付的案件，有学者认为，由于犯罪在警方的控制之下，随时可以终止，是根本没有可能真正完成犯罪行为，故只能认定其构成犯罪的未遂形态。[23]对于此种观点，笔者不能认同。正如前文所述，虽然侦查机关在实施控制下交付的情况下，通常会采取周密的布控，但是即便如此，贩卖毒品行为的危险性并未消除，依然存在流向社会的抽象危险。而且，贩卖毒品行为的危险性是伴随着贩卖毒品行为而产生的，并非因交易时警方的抓获而否定贩卖毒品行为时危险性的存在。正如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其它危险犯，如若行为所生的危险性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即便事后消除了这种危险性，也无法修正犯罪所达成的既遂形态而认定为犯罪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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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整体上看，控制下交付措施的应用，使得毒品最终没有流入社会，体现出其社会防卫价值；同时，因为侦查人员的介入，使得原本可能既遂的贩毒行为被制止于预备、未遂状态，客观上也减轻了犯罪嫌疑人的罪责，又体现出诱惑侦查措施的犯罪人防卫价值。从实体的角度看，“控制下交付”的应用，降低或断绝了贩卖毒品行为损害“公众健康”的危险性，因此，应当影响到贩卖毒品罪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但是，从刑事诉讼的角度，特别是基于侦查机关的立场，以上的观点难免受到质疑。
　　公安机关负有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职责，从而达到保护社会的目的。公安机关运用控制下交付措施的目的并非单纯地依据“从严惩治犯罪活动”的考虑，同时，也是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职责的体现。控制下交付措施的运用，特别是无害的控制下交付措施的运用是其职责的应然要求。
　　
（二）无害的控制下交付情况下的既（未）遂的认定
　　在无害的控制下交付的情况下，对于买方而言，其无法获取真毒品，因此，无法完成交易行为，不可能使真毒品流向社会，危害到公众健康，因此，虽然有购买的行为，却缺乏贩卖毒品行为所应具有的对公众健康的抽象危险，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但是，如果警方出于需要用低含量的毒品替代高纯度的毒品予以控制下交付，则应认定买方毒犯成立犯罪既遂，但基于低含量的毒品属性，对犯罪分子量刑时应予从宽处理。
　　对于卖方毒贩而言，即便其毒品已经被警方控制，因为其基于贩毒的故意而购买毒品的行为已经成立犯罪既遂，因此，不能因控制下交付措施而认定其成立未遂。至于在卖方被警方控制，按照警方的要求配合警方抓获有立功表现的，可依法从宽处罚；对于那些将自有毒品予以贩卖的卖方毒犯，以及没有证据证明其基于贩卖毒品的故意从他人处购买毒品的卖方毒犯，若侦查机关采取了无害的控制下交付，则可认定其构成犯罪未遂。
　　
（三）有害的控制下交付情况下的既（未）遂的认定
　　对于有害的控制下交付的案件，有学者认为，由于犯罪在警方的控制之下，随时可以终止，是根本没有可能真正完成犯罪行为，故只能认定其构成犯罪的未遂形态。[23]对于此种观点，笔者不能认同。正如前文所述，虽然侦查机关在实施控制下交付的情况下，通常会采取周密的布控，但是即便如此，贩卖毒品行为的危险性并未消除，依然存在流向社会的抽象危险。而且，贩卖毒品行为的危险性是伴随着贩卖毒品行为而产生的，并非因交易时警方的抓获而否定贩卖毒品行为时危险性的存在。正如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其它危险犯，如若行为所生的危险性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即便事后消除了这种危险性，也无法修正犯罪所达成的既遂形态而认定为犯罪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