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税漏税无罪辩护词如何写？

[律师回复] 被告人zw盗窃罪案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上海张太顺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zw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zw的辩护人。开庭前辩护人详细地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zw，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zw犯盗窃罪，这一基本事实没有异议。辩护人仅就被告人量刑问题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盗窃数额巨大，辩护人对此不能认同。辩护人认为，被告人zw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根本没有达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市办理盗窃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1998]242号）规定的盗窃数额巨大的标准，仅符合盗窃数额较大的量刑标准。本案是入户盗窃，依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入户盗窃只是与盗窃数额较大、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并列的定罪情形，《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二百六十四条的修正仅仅是降低了盗窃罪的入刑标准，扩大了盗窃罪客观构成要件范围，但是在刑罚方面仍然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入户盗窃也只是盗窃罪的一般处罚情节，不是盗窃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只要入户盗窃数额没有达到盗窃罪规定的数额巨大的起点的情况下，任然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不能仅仅因为被告人是入户盗窃，就以数额巨大来量刑处罚。二、仅仅因为被告人系累犯，就对被告人加重处罚，辩护人认为量刑过重，有悖于《刑法》的规定。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但该《解释》使用的是“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并非是应当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并不是一律都应当加重处罚，而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通常只有当累犯的盗窃数额接近数额巨大的标准，且没有其他从轻处罚的情节时，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如果累犯盗窃数额刚刚达到较大的起点标准，或者离数额较大的上限额还相差较大时，则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沪高法[2005]83号）第九条也明确规定适用加重处罚情节时，应当遵守必要的限度，如犯盗窃罪，同时具有累犯等情节，依法需升格至上一个法定刑幅度量刑的，应当遵守两个限制性条件，其中的一个限制性条件就是“基础危害行为所对应的刑罚量应当接近上一个法定刑幅度，否则，一般只能在本幅度内从重处罚”。本案被告人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远远没有达到2万元的数额巨大的标准，且被告人有多个从轻情节。因此，被告人虽系累犯，也不应当加重处罚，而只能从重处罚。其次，《刑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而不应突破法定量刑幅度加重处罚。这也是刑法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一个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是对盗窃累犯是在法定刑以上升格判处，不是从重处罚，而是加重处罚，其结果是直接违背了《刑法》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再次，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法律原意，超越法律的明文规定，更不能作扩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累犯系盗窃罪中加重处罚的情形这一规定明显超越了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对累犯处罚的原则性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中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之一予以规定是明显违法的。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上海高院相关规定中也明确了本案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首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对累犯是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40%，再次明确了累犯只能从重处罚而不能加重处罚。也就是说，对累犯只能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其次，上海高院2007年施行的《上海法院盗窃罪量刑指南（试行）》（沪高法[2007]197号）第五条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财物价值8000元以上不满一万元且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再次，上海高院2010年施行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span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第六节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并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量刑起点为有期徒刑三年。由此可见，目前上海法院倾向性的规定了只有在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且累犯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在本案中，被告人盗窃数额为7000元，没有达到上述规定的8000元加重处罚标准。因此，对被告人zw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不应当在三年以上五年以下量刑处罚，而应当在法定刑三年以下量刑处罚。四、被告人有从轻情节，应当予以从轻处罚。首先，被告人在既没有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也没有被讯问前，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入户盗窃的犯罪事实，依法应当以自首论，可以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减轻处罚。其次，被告人在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前后供述一致，没有反复。被告人也自愿当庭认罪，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再次，被告人zw的姐姐zp主动为被告人zw积极退赃7000元，赔偿了失主的全部损失，可视为被告人退赃较好，可以酌情从宽处罚，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因此，对被告人zw应当予以从轻处罚。五、被告人zw再次犯罪是一个社会悲剧。被告人zw在1995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服刑期间被告人zw积极接受改造，因表现出色被数次减刑，终于在2011年5月25日刑满释放回家。刑满后被告人zw对自己今后的人生也是充满了希望，决心重新做人、融入社会。然而像zw这样一个经过长期服刑改造的刑满释放人员，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更没有就业所需的学历。残酷的现实是因被告人zw有多次盗窃前科，根本找不到任何的工作，zw面临的是有劳动能力却无法自食其力的窘境。被告人zw就这样没有工作、没有医保，仅靠每个月500余元的低保和姐姐zp的接济维持生活。被告人zw患有心脏病、胃溃疡，就连摔伤了脚去看病也不得不用姐姐zp的医保卡。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工作，是被告人zw再次犯罪的根源之一，就像被告人zw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所说的，再次犯罪是因“生活拮据”。因此，只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使他们真正融入社会中，才能有效减少类似zw这样的刑满释放人员再次实施犯罪行为。 综上，恳请法庭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起因、犯罪事实、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后，对被告人zw能够在法定刑三年以下予以从轻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一、概念及其构成 偷税罪，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故意违反税收法规、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缴纳税款，情节严重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税收管理制废，税收管理制度是国家各种税收和税款征收办法的总称，包括征收对象、税率、纳税期限、征收管理体制等内容，任何应税产品不纳税，不按规定的税率、纳税期限纳税以及违反税收管理体制等行为，都是对我国税收管理制度的侵犯。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并没有侵犯国家的税收管理制度，而是侵犯了诸如国家外贸管理制度或者金融、外汇管理制度，则不构成本罪。例如，活动的犯罪行为，必然具有偷逃国家关税的性质，但是国家的进出口关税是由海关监管、征收的，因而它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而不是国家的税收管理制度，所以只能定为罪而不能定为偷税罪，更不能以罪和偷税罪实行数罪并罚。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税收法规，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缴纳的税款，情节严重的行为。 第一，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和记帐凭证。所谓伪造帐簿、记帐凭证，是指行为人为了偷税，平时没有按照税法设置帐簿，为了应付税务检查而编造出假凭证、假帐簿、无中生有、欺骗他人;所谓 “变造”帐簿和记帐凭证，即把已有的真实帐簿和凭证进行篡改、合并或删除，以此充彼，以少充多或以多充少，或者帐外设帐、帐外经营、真假并存，从而使人对其经营数额和应税项目产生误解，达到不缴或少缴税款的目的。这种方式多为个体经营者所采用，以此使税务人员无法得知其经营收支情况。 第二，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行为人通过此举以图减少应税数额，达到偷税目的。主要方法有， (1)明销暗记; (2)将产品直接作价抵债款后不记销售; (3)已经销售而不开发票或以白条抵库不记销售; (4)用罚款、滞纳金、违约金、赔偿金冲减销售收入; (5)将展品或样品作价处理后不按销售记帐，等等。此外，多行开户，同时使用，而只向税务工作人员提供其中的一个，也是行为人隐瞒收人的常用方法。 第三，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纳税申报是依法纳税的前提，纳税人必须在法定时间内办理纳税申报，如实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要求的其它纳税资料。行为人往往通过对生产规模、盈亏情况、收入状况等内容作虚假申报，来达到偷税目的。行为人有时虚报一项，有时虚报数项。 上述三种行为方式是对偷税犯罪行为手法的总的概括。其实，司法实践中偷税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每种行为又往往含有若干具体的偷税方法，常见的有： 1、伪造、变造帐簿、记帐凭证，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偷税方式。这种方式多为个体经营者所采用，一般是不建帐或不按要求建帐，使税务人员无法得知其经营收支情况。如某个体商店业主将收支情况记到自制的纸本上，采用一些只有自己才明白的数字和文字符号，经多次检查督促，仍以“没文化”、“不认字”等理由拒不建帐，其实是借机偷税;国营、集体企业也往往采取伪造、变造帐簿的方式偷税。企业必须建帐，因此在这一点上企业多采用少造帐簿的方式偷税。如某集体企业是个生产火柴的厂家，该企业负责人为了少缴税款，在帐簿上“作文章”，重计材料人库、重列成本、多提乱提费用、少提折旧等，偷漏所得税、增值税。对职工个人采用工资之外多支利息的方式偷漏个人收入调节税、通过上述手段，使帐面收入与实际收入、帐面支出与实际支出之间出现巨大落差，结果少缴各种税款达50多万元。 2、私设“小金库”，建立帐外帐。纳税人建置真假两本帐，真帐自已实用，却把假帐当作真帐交给税务人员检查，作为纳税依据。他们有的是盈利企业，即在假帐上人为制造亏损，有的将大宗经营额计到真帐上面，而将小宗经营额记人假帐，造成经营状况不佳的假象，从而少缴税款。 3、多行开户、隐瞒收入。有的纳税人在多个银行开户，同时使用，却只向税务机关提供一个，将大量的实际收入隐瞒起来，如某企业在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各有一个帐户，但只向税务机关登了工商银行的帐号，一年之内，在工商银行走帐200万元、在建设银行走帐150万元，可见其偷税比例之大：为了避免检查而露出破绽，他们在“小金库”走帐时，既不留存根，也不留银行兑单，很难发现。 4、假借发票、偷漏税款。发票既是商品购买者的记帐凭证，又是商品销售者的缴税依据，因而某些不法分子为了偷漏税款便在发票上动脑筋、作文章。最典型的就是“大头小尾”发票。按照正当手续，发票开出一式数联，其内容应当完全一致。一联交给顾客，一联留为存根备查，前者即所谓“头”，后者即所谓“尾”。行为人只将发票联如实填写数额，却另将存根联少写，这就形成大头小尾，当然以“小尾”作为纳税依据，行为人就可偷漏税款;更有甚者，将发票存根销毁或隐匿，危害更为严重：此外，还有的行为人涂改发票，从中渔利。 第三，。这种作法目前十分严重。有些无照经营者，业务上需要使用发票，以吸收顾客，但又不能通过正当途径得到发票，于是就打通关节，找其它单位或个人。这样既可促进自己的销售，又可使“帮忙”者得到“手续费”等实惠， 最后双方得利，国家受损; 第四，使用外地发票。按照有关规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必须使用当地的统一发票。一些单位或个人为了逃避税收，故意使用外地发票。这样对购买方来说影响不大，一样可作记帐凭证，但对销售方来说却无从查其存根，从而给偷逃税款打开方便之门; 第五，不开发票。有些购买者购物己用，有无发票无所谓，而销售者则利用此机售出物品而不开发票，隐瞒了真实的销售收入。更有甚者，推行“不要发票价格优惠”手法，引诱顾客不要发票; 第六，买卖假发票。目前市场上充斥大量的伪造发票，以少量钱币就可以买到大量的空白发票，上有伪造的税务监制章，使用者可随意填写。发票成为一些不法分子损公肥私的法宝。 5、销毁、隐匿帐簿，瞒天过海。对于一些个体经营者或小型私营业主而言，因其经营规模不大，且又无过多的经济往来，因而有无帐簿关系不大，只要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即使设置帐簿的，也不正规。为了使税务人员无法了解其经营情况，以失火、被盗、遗失、鼠咬等借口销毁或隐匿帐簿。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就可任意申报其营业收入。 一、概念及其构成 偷税罪，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故意违反税收法规、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缴纳税款，情节严重的行为。 ( 6、多列支出，少列收入，以假乱真。此举主要是以一些虚假手段掩盖真实的收支情况，表现形式一般是：明销暗记;将产品直接作价冲抵债款后不记销售;已经销售而不开发货票或以白条抵库不记销售，已销商品不记销售长期挂在帐户;擅自扩大材料成本减少销售收入;用罚款、滞纳金、违约金、赔偿金冲减销售收入;将展品或样品作价处理给职工不按销售记帐：等等。 7、虚假纳税申报。纳税申报是依法纳税的前提。纳税人必须在法定时间内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税务机关要求的其它纳税资料。行为人通过对生产规模、收入状况等内容作虚假申报来达到偷税目的。虚假申报的种类有如下凡种： (1)虚报生产状况如亏盈等情况： (2)虚报生产规模： (3)虚报应税项目; (4)虚报真实收入; (5)虚报职工人数，等等。行为人有的经常采用一种，有的几种并用。如被告人王某经营标准件商店，经营范围也仅限于标准件，并以此进行了纳税申报。但王某发现经营有色金属赚钱后，未经工商、税务部门批准，又擅自经营铜丝，但仍以申报的标准件税目缴税，后被税务机关发现。税务人员检查时发现王某标准件的收入也不对、经核查查明王某通过不开发票的手法少报营业收入2万元。在此案中正某既虚报了应税项目，又虚报了应税数额。 8、以种种借口骗取减免税来偷税。国家为了鼓励某种事业的发展或其它特定目的、常常为某种经营活动减税、免税、退税。如合资企业材料进口免征关税、对福利性企业减免产品税等等。行为人为了偷税，常常在此处钻空子，“创造”减、免、退税的条件，实则挂羊头卖肉。现在骗取退税已成为一种的犯罪，骗取减税和免税仍属偷税罪的范围。常见的骗取减、免税手法有伪装合资或合作企业、伪装安置残疾人的福利企业、伪装高新技术企业等等。 偷税罪是结果犯，它必须达到法定结果才能成立。 法定结果 (即偷税罪成立的最低标准)有两个：其 一，偷税数额达一万元以上，且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其 二，行为人因偷税受到两次行政处罚。这两点呈并列关系，行为人只要具备其中一点，即可构成偷税罪。 第一点要求行为人既要达到 “一万元”这一绝对数额标准，又要达到“百分之十”这一相对比例标准。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数额加比例”标准。 第二点所要求的“两次行政处罚”标准是一项富有特色的规定。凡经济犯罪，定罪量刑几乎皆以犯罪数额为依据，这是经济犯罪的损失时以数额表示的特性使然，偷税罪作为--种经济犯罪，在为其规定了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后、又为其特设了一个“两次行政处罚”的标准，亦可说是 “补充规定”的一项创举。该规定实际上确立了一项 “依据数额，不唯数额”的定罪量刑原则，而对行为人的一贯表现给予考虑，行为人在实施偷税犯罪行为以前，曾因偷税而受到两次行政处罚，这一事实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较严重的。所谓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即指罚款。《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四十条规定，行为人实施了偷税行为，但却未达到“一万元”及“百分之十”这一双项标准，即不构成偷税罪，可由税务机关对该行为人处以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司法实践中，有些纳税人“大偷没有，小偷不断”，即经常偷税，但都未达到法定标准，以此来逃避刑事制裁，实际上是钻法律的空子。(必须明确，“小偷”数额累计达到一万元和应纳税的百分之十者，也满足法定要求条件，而不应视为一次性计算。)“两次行政处罚”的规定，给偷税人划了一条“事不过三”的定罪界限，只要行为人曾因偷税受到过两次行政处罚，再实施新的偷税行为时，不管数额是否达到“数额加比例”标准，都可以认定为偷税罪。这一规定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紧密地联系起来，它把对犯罪结果的考察追溯到行为人的先前行为，进行动态的考察，体现了刑罚个别化原则。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既包括负有纳税义务的个人，也包括负有纳税义务的国有、集体、私有企事业单位以及外资企业、中外资企业等法人或单位，而且还包括扣缴义务人，即依照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既可以是中国公民，也可以是外国公民。没有纳税义务的公民，如与纳税、扣缴义务人相互勾结，为偷税犯罪提供帐号、发票证明或者以其他手段共同实施偷税行为的，应以偷税共犯论处。税务工作人员构成共犯的，应当从重处罚。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是出于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逃避缴纳应缴税款义务而非法获利的目的。所谓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已的行为是违反税收法规，逃避缴纳应缴纳税款义务的行为，其结果会使国家税收受到影响，而希望或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如果不具有这种主观上的直接故意和非法获利的目的，比如过失行为， 则不构成偷税罪。认定行为人有无偷税的故意，主要从行为人的主观条件、业务水平和行为时的具体情况等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如果行为人是因不懂税法或者一时疏忽而没有按时申报纳税，或者是因管理制度混乱，帐目不清，人员职责不清或调动频繁因而漏报、漏缴税款的，都不构成偷税罪。 二、认定 (一)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首先，要注意区分偷税与漏税。漏税是指纳税人(包括扣缴义务人)并非故意，没有依照税法规定缴纳或者足额缴纳税款的行为，是一种一般税务违法行为，应由税务机关责令其补缴漏缴的税款，并加收滞纳金;偷税则是一种故意行为，行为人目的明确。从性质上看，偷税性质要比漏税严重得多，偷税情节严重，符合规定的偷税罪的条件的，应当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要注意区分偷税与避税。所谓避税，是指采用合法手段减轻或者不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广义的逃税包括偷税与避税。偷税与避税虽然都是减少或者不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避税是在纳税义务发生前采取各种合乎法律规定的方法，有意减轻或者免除税收负担的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是符合立法意图的，如利用经济特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在经济特区投资，有些则是钻税法不够完善的空子;偷税是发生纳税义务后，采用非法的手段减少或者不履行纳税义务，在任何情沉下，偷税都是国家法律所不允许的。对于钻法律空子的避税，只能通过不断完善税收法律的方法来防止;对于偷税、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加强打击、是减少偷税犯罪的重要手段。 再次，要注意区分一般偷税行为与偷税犯罪。本条明确规定了偷税犯罪的定罪标准，这是区分一般偷税行为与偷税犯罪的标准，必须严格执行。本条对单位偷税犯罪与个人偷税犯罪的定罪数额标准没有作分别的、不同的规定，主要是因为规定了偷税的比例和偷税数额的双重标准。因此，和其他单位犯罪数额标准一般高于个人犯罪数额标准不同，单位偷税犯罪与个人偷税犯罪的定罪数额标准是一致的。 一、概念及其构成 偷税罪，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故意违反税收法规、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缴纳税款，情节严重的行为。 (二)本罪与罪的界限 由于偷税罪中的逃避应纳税款的行为与罪中的偷逃关税的行为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二者在某些情况下容易混淆。两罪的主要区别是： l、偷税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税收管理制度，而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则是国家对外贸易管理制度。 2、偷税罪违反的是税收法规，而罪违反的则是海关法规。 3、偷税罪的主体是纳税人、包括负有纳税义务的公民个人、负有纳税义务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企业、事业单位中对纳税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罪的主体则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仟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自然人以及法人。 三、处罚 根据本条及本法第211条规定，对偷税罪的刑罚适用原则大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分层次处罚 针对偷悦数额的不同，本条分别规定了两个层次的量刑幅度。第一层次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层次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同层次的偷税数额只能在本层次量刑幅度内判处，不能任意跨越;否则将造成量刑畸轻或畸重的后果。 2、对自然人偷税并处罚金 针对偷税犯罪行为的贪利性特征，本条对自然人犯罪主体在各层次量刑幅度内，除规定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自由刑外，一律规定了“并处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金”。其立法精神是，主刑和附加刑必须同时判处，不具有选择性，以防止偷税人在经济上占便宜。 3、对单位犯偷税罪采取双罚制 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同时对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条的规定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判处罚金后，--般对单位的责任人员只判处自由刑，而不再并处罚金，这种作法是否符合立法精神，尚有待进一步讨论。 4、对多次偷税的违法行为累计数额合并处罚 本条第3款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按照刑法理论，行为人在一定时期内多次实施偷税违法犯罪行为未经发现，或虽发现但未经处罚的，均应视为犯罪行为的连续状态，其犯罪数额应当累计计算，按一罪合并处罚，不适用数罪并罚。反之，如行为人多次或某一次偷税违法行为已经过税务或司法机关处罚，则不应再将此数额累计计算合并处罚。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庭上自行辩护的，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处理，没有可以通行的准则或规范。 在法庭自行辩护时，可以从是否构成犯罪、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想法、是否属于从犯、是否属于自首、是否主动认罪、有无悔罪表现、产生损害结果的轻重、有无被害人谅解、能否适用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通常实务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开庭辩护，尽量还是建议专业的律师进行辩护，更有助于从轻、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 1、自行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份是同生同灭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依法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他就同时取得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需要别人来授权，直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消失为止。可以说它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辩护权的重要行使方式之一就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自行辩护应当得到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尊重。对于办案人员、办案机关来讲，只有尊重、保障的义务，没有限制、侵犯的权利。 2、而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委托别人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最多可以委托两名辩护人。 这里特别强调“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是因为：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委托不同的人来为他担任辩护人。 （2）即使在同一个辩护阶段，被告人可以通过拒绝辩护这种方式来更换辩护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最终可能不只两个。 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词必须有事实依据，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歪曲事实;辩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务必准确无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曲解法律。 2、辩护词作为针对性、辩驳性的法律文书，应当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出发，全面提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意见，不能把辩护词变成对被告人的控诉书。 3、辩护词中的论点要明确，论证应当充分、全面，提出重点。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语应当流畅，用词准确、简洁，争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组织辩护论点 辩护论点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研究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