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辩护和罪轻辩护词有几部分组成

[律师回复] 无罪辩护当然是对当事人最负责的选择,但是你必须想好你手的牌够不够,因为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谁也不能脱离现实谈问题,就现在的现实情况,这个是很难的,而且你承担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此点说的是你关于与当事人。无罪辩护 轻辩护辩护词的回答可以阅读以上资料。

[律师回复] 无罪辩护是指被告人和其辩护律师在庭审中为被告人作无罪的辩解，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公诉人得到法院支持，被告人被判决有罪；一个是辩护观点被法院采纳，被告人被判决无罪。无罪辩护的原则，是指律师在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准则。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某某分所接受被告人张三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张三同意，指派律师作为张三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的辩护人。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书指控被告人张三构成寻衅滋事罪定性错误，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更为适当。
首先，犯罪动机上。
其次，犯罪起因上。
第三，犯罪对象上。
二、在量刑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在整个伤害过程中，作用较小，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二)受害人可以避免伤害的发生而没有主动避免，应该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三)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明显的犯意，主观恶性不大，可以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属于自首，可以酌定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积极赔偿受害人杨苏铁磊的经济损失，取得了受害人及家人的原谅，可以从轻处罚。
(六)被告人是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过，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本着改造犯罪分子与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请求合议庭能够对被告人张三从轻处罚，让他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人民
律师事务所某某分所
2015年月日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被告人邓某某(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查阅了相关案卷材料，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盗窃罪的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现辩护人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邓某某系间歇性精神病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 本案被告人邓某某经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医学司法鉴定以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司法精神病学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可知被告邓某某确有精神分裂症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患病导致被告在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习之后就辍学在家，并由于父母离异，没有人照顾，也没有能力就业，导致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被告人犯罪一定程度上是受生活所迫。 二、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有以下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1、本案被告人邓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且无阻碍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行为，并有认罪、悔罪的表现，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被告人邓某某系初犯、偶犯。邓某某在此次犯罪之前并无任何犯罪行为。 3、被告人邓某某愿意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4、被告人邓某某所盗窃的对象是其亲属和同村的熟人。 5、被告人邓某某当庭认罪，悔罪态度好。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故意伤害罪
　　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合议庭：
　　人世间最痛惜的事情，莫过于生命的逝去。在今天的法庭上，辩护人对被告人与受害人因领里纠纷处理不当而导致本案的发生深表痛惜，对在该起事件中不幸离世的段某1先生以及身受重伤的段某2先生深表同情。还望逝者安息，生者如斯!
　　本案辩护人对书指控被告人马某某故意伤害罪的事实以及定性不持异议，但根据全案的证据材料以及今天的庭审活动，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本案中存在着如下法定或者酌定的减轻情节。具体如下：
一、被告人马某某犯罪动机单纯，主观恶性较浅。
(一)被告人的犯罪动机。
　　根据卷宗材料以及方才的庭审调查....由此可见，被告人马某某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程度相对较轻，人身危险性相对也较小。
(二)被告人犯罪故意的内容。
　　马某某不仅没有追求或者放任伤亡结果的发生，而且是刻意地阻止着、回避着伤亡结果的发生。辩护人认为认定马某某主观故意内容，应从以下几点考虑：
1、被告人马某某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
2、参与案件的起因。
3、使用工具的方式。
4、被告人打击的部位。
二、被告人马某某的行为，并未直接造成客观上的损害结果。
三、本案发生系领里纠纷引起，且受害人有一定程度上的过错。
四、被告人马某某系自首，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在本案中系从犯，其次要作用。关于此点，《书》是予以认可的，控辩双方无争议，故辩护人不做累述，望法庭量刑时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马某某认罪态度诚恳，悔罪表现明显。
六、被告人马某某系初犯、偶犯，无违法犯罪前科，其一贯表现良好，遵纪守法。
七、对被告人马某某生活环境的分析。
　　所以，结合上述种种法定或酌定的情节，望法庭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本着“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在对马某某量刑时，可考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使用缓刑。
　　审判长，审判员，以上意见，敬呈法庭，望合议庭评议时予以充分考虑并采纳，仅此为盼!
　　辩护人：某律师事务所
　　王某律师
　　年月日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律师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岗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吴某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涉嫌受贿罪一案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会见了被告人，听取了其陈述和辩解，并在审查起诉阶段查阅、复印了本案的证据材料。现根据本案证据材料，结合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刑法理论，依法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参考：
一、吴某某的身份应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具备受贿罪的主体条件。
1、中国某股份公司、某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性质并非属于“国有企业”，应属于“国家出资企业”。理由如下：
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国统字〔2011〕86号第三条规定：国有企业是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lt;lt;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gt;gt;及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的规定，北京市中润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李某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为被告人李某担任故意伤害案发回重审第一审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我仔细地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李某，现结合庭审调查已查明的事实，发表如下辩护词：
我总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应负刑事责任;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李某犯有故意伤害的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应依法判决宣告被告人李某无罪。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属正当防卫，且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在公安卷中，被告人孙某分别于2001年3月15日、3月23日、3月27日和4月20日共作了五次供述，证人葛某(原审起诉时对其撤诉)分别于2001年3月15日、3月19日、3月20日及3月23日共作了五次供述。其中，孙某与葛某于3月15日当日各自作出的两次供述内容一致，均称是随被告艾某来济宁看望艾某的对象，共五个人乘红色面包车来的及被告人艾某被被告人李某及其家人打伤的情况，两人其各自的其他三次供述均作了反供，而其两人反供的各供述内容也基本相符，供述了其两人分别于2001年3月15日当日所作的两份供述是事先串供后的供述，并如实地供述了，事先是经被告人艾某纠集，共同预谋，准备好锨杠子，纠集二十余人租一辆白包中巴车来济宁“教训”李某一家，及案发时伤害李某的姐夫马某及母亲房某的作案过程，但又均声称其本人未参加打斗。庭审时，两人又称之所以反供，是受公安人员诱供而致。但其庭审中，供述所乘白色中巴车及二十余人来济宁等事实与反供后的三次供述相符。但对公安人员诱供致其反供未能举证任何证据。
综合分析孙某及葛某的各次供述及证言，并参照其他证据相对照，可以明显看出，两人于2001年3月15日各自分别所作的两次供述是案发后在艾某家经串供后对公安机关所作的供述，对串供过程，两人分别所作的各自的三次反供，均作了明确的供述，其两人之间在反供的供述中，对本案案发过程中的基本事实的供述相互吻合。而其二人反供均是在济宁市看守所在押的情况下所作供述，不具备串供条件。二人反供内容相符，应认定为如实供述。另外，反供的供述中，对乘坐车辆、纠集来济宁的人数与庭审中的当庭供述及证言相符，且二人反供的供述与证人卢某、赵某、谢某、张某、苏某等证人证言所证实的案发事实相符。结合庭审中，被告人艾某对法庭出示的木棍、刀子等物证的承认，以及该反供供述与被告人李某供述案情事实基本相符，可以看出，各证据之间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充分确凿的证实了本案以下基本事实：
2001年3月14日上午7时许，被告人艾某纠集被告人孙某、张涤尘、葛某等二十余人经事先预谋，携十余根锨杠子乘一辆白色中巴车，从鄄城开到济宁被告人李某家小区处欲“教训”李某一家人(即伤害李某一家人)。上午8时许，被告人艾某看见从家里出来去公厕的被告人李某后，立即拔出刀子，叫骂着向李某扑来。李某跑回家中躲避，艾某持刀率领数名同伙冲进李某家中，用刀子猛刺李某，李某跑出屋外，在门口，又遭到艾某同伙的殴打，李某挣脱后，向东逃跑，艾某挣脱开其侄女的拦阻后，持刀子带领其同伙追打李某，追至小区东门口时，追上了李某，艾某就用刀子猛刺李某，李某一手抓住艾某拿刀子刺来的手臂，另一手向艾面部打了一拳，打在艾某的左颧骨上。艾某被打后，住下蹲时，闻讯赶到的李某的姐夫马某及母亲房某与艾某抢夺刀子，并将刀子夺下，艾某一拳打在房某的嘴唇上，将其嘴唇打得裂开一个伤口，鲜血直流。李某看到后欲来保护房某，被冲上来的艾某一拳击中左眼。当艾某准备再次用拳击打李某时，李某忍痛挣开挡住自己的艾某的同伙，向艾某还了一拳，仍打在艾某的左颧骨上，将艾击倒在地。李某顺势骑在艾身上，准备再次击打艾时，被艾的同伙拉走，而未能打到艾。此时，艾某喊喝指挥下，其他十余名从白色中巴车上下来的同伙，手持木棍向李某追来，李某急忙跑回自己家中报警。回来时，发现马某及房某已倒在血泊中，艾一伙已乘车逃窜。
本案以上基本事实表明，李某共还击艾某两拳，均击中其左颧骨，李某两次打击艾某是在艾某纠集二十余名同伙手持锨杠子，艾手持刀子追打自己及对自己的母亲和姐夫行凶时进行的，双方对此力量明显悬殊。艾某一伙的行凶已危及至了自己及家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为了保护自己及家人的生命，赤手空拳的李某对正在持械行凶的艾某一伙的还击行为，根据《刑法》第20条第1款、第3款的规定，属于正当防卫行为。该正当防卫行为无论是否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均不承担刑事责任。因而，就本案而言，被告人李某的正当防卫行为无论是否对不法侵害人被告人艾某造成伤害，均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因此，李某的行为属不当防卫，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足以认定。
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犯有故意伤害罪，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
1、被告人艾某重伤的证据不足。
首先，案发后，被告人艾某于2001年3月14日下午3点，在距案发
七、八个小时左右，住进了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在该院住院记录中，其3月14日入院检查纪录中明确记载了“专科检查…外耳通畅，鼓膜完整…颈软，无抵抗…头无畸形”等状况，其中，“外耳通畅，鼓膜完整”的记载表现了其入院时耳膜没有穿孔，其头无畸形的记载则表明了其入院时无底骨折，更无内感染，因此，该入院记录3月14日的记载证明了案发当时，即2001年3月14日入院时，被告人艾某无左耳鼓膜外伤性穿孔及底骨折伤这一基本事实。因而，艾某的所谓“左耳外伤性鼓膜穿孔及底骨折”与被告人李某的行为无任何直接因果关系，其重伤证据不足。
其次，3月16日，住院两天后的艾某突然更换了主治医师郭玲，更换原因不祥。更换后，在这位郭玲医师的记载中，艾某的伤情急剧恶化，但这位主治医师3月16日“急做脑CT，未见内出血”的记载，则再次证明了艾某入院时至3月16日时止，没有底骨折这一伤情，而其关于艾某左耳鼓膜穿孔的记载，也只表明3月16日有穿孔的事实，但不能推翻3月14日和3月15日所记载无穿孔这一事实，因而，3月16日是否有左耳鼓膜穿与被告人李某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所以，艾某重伤的证据不足。
第
三、艾某底感染与被告人李某的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
据艾某住院病历记载，其出现底感染是在2001年4月26日开始，而此时已住院42天时间。在此期间，艾某一直在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耳科治疗，在其病程记录中，也一直是由耳科大夫为其治疗，即使对所谓“底骨折、内感染”治疗仍由耳科大夫而没有经神经外科大夫的治疗，这种治疗方式严重违反医疗常规，被告人艾某的“内感染”与治疗医院违反医疗常规的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而与被告人李某的行为无因果关系。
根据《人体重伤标准》第37条的规定，适用该标准第41条及46条的条件，是该伤必须是“在受伤时危及生命或者损伤过程中能够引起威胁生命的并发症”，而艾某的左耳鼓膜穿孔及内感染等并发症不符合该条规定。因而，该伤与被告人李某的行为无任何因果关系。
第
四、就艾某的伤情鉴定而言，重伤结论证据不足。
在本案中，济宁市中区公安局于2001年4月10日作出艾某的伤为轻伤的鉴定结论后，又于5月21日对艾某的伤出具了重伤的伤情鉴定结论，此后，由于当事人不服，提请重新鉴定，省高级法院又出了重伤的复检鉴定。当事人仍不服，由法院委托上海鉴定部门进行重新鉴定，因送检资料缺乏影像资料，而拒绝鉴定。
综观以上所有的法医鉴定结论，均是依据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3月16日以后的病历所出具，均忽略了3月14日、15日的记载，且均没有关于骨骨折的CT片这一关健影像资料，因而，其重伤结论证据不足。
而就其伤情鉴定的复检机构而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0条的规定，济宁市中区公安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鉴定室，均不是法定复检部门，因而其所作复检程序违法，重伤鉴定结论证据不足。上海复检机构因送检资料缺乏图像资料(CT片)而拒绝复检，其程序合法。因此，至今为止，本案没有合法的重伤鉴定结论，其重伤鉴定证据不足。而其轻伤的鉴定结论，当事人异议后，未经复检结论，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本案至今为止，艾某的伤情鉴定结论证据不足。
2、指控被告人李某打伤艾某证据不足。
庭审中，艾某指控称，李某用铁棍击中其头部，李某的供述则称是用拳击中艾某左颧骨处，而艾某的面部伤情病历记载与李某的供述相吻合。此外，艾某无任何其他证据印证自己让铁棍击伤一说，因此，本案中，艾某“底骨折”伤无任何证据证明是李某击打所致，因而，指控被告人李某打伤艾某的证据不足。
综上所述，被告人李某还击的行为属正当防卫，依法不应负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故意伤害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应依法判决宣告被告人李某无罪，以维护被告人李某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
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望予采纳。

[律师回复] 目前的这个无罪辩护和罪轻辩护词，要看根据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无罪辩护不具有可行性。辩护方案必须是建立在案件证据和刑法的具体规定之上的，任何脱离案件证据和法律的辩护方案，均是空中楼阁，最终将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如果根据案件证据和法律的具体规定，可以作无罪辩护或者说无罪辩护具有可行性，辩护律师应该坚持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而不能作罪轻辩护。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范本 尊敬的审判长： ……辩护人接受委托以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案卷材料，又参加了刚才的法庭调查，对案情有了详尽的了解，现依法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首先，辩护人对书指控×××犯盗窃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是对书认定×××本次犯罪具备“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及盗窃数额的认定持有不同意见，具体如下： 第一，×××本次犯罪不属于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中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从×××本次犯罪的情节来看，其犯罪手段一般，被窃物品和被害人不具有特殊性，故×××的本次犯罪没有明显的特别严重的犯罪情节。公诉人指控×××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最主要因素在于认为×××属于累犯，实施盗窃的次数比较多。对此，辩护人认为，累犯和实施盗窃次数较多，都不能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我国刑法对于累犯的处理，有专门的规定，即应当从重处理，其含义是在本次犯罪的量刑范围内比照没有累犯的情节从重处罚。因此，刑法对于累犯因素的考虑是不能超越不考虑累犯情节而应当判处刑罚范围的。所以，公诉人把×××的累犯情节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使得×××的起刑点从三年以下直接跳跃至十年以上，这过分超越了×××应当获得的刑罚上限。这种认定，应该是违反了刑法三大原则之一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是不公正的。 如果累犯可以作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那么在××× 第二、三次犯罪的时候，其罪行已经构成了累犯，那么当时的审判法庭就应该认定他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而对其实施较长刑期的重刑。然而当时的审判法庭都没有因此认定××ד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都是严格依据当时×××的涉案情节，相对从重处罚的。可见，本次×××虽然再一次面临累犯的认定，但累犯这一条应该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无关。 另外，盗窃次数较多也不能作为认定“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据。因为，书指控×××盗窃多次，涉案金额也只不过一万出头。从此可见，盗窃多次的后果仅仅是金额累计刚好达到了构成犯罪的数额要求，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盗窃次数较多，那么盗窃金额很可能达不到追诉下限，也就不构成盗窃罪了。所以，如果×××盗窃次数较多的法律后果，仅仅是拼凑到了需要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一个金额。故明显不能将其作为判处重刑的依据。如果被告人一次盗窃得手一万多元判处三年以下，而每次盗窃只能偷到一点点财物，多次盗窃才偷到一万多元却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明显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更何况，书指控×××多次盗窃中有很多证据并不充分。 第二，书指控×××的多次犯罪中，有很多起缺乏必要的证据。辩护人认为，在被告人不承认的前提下，要证明被告人的盗窃罪行，仅凭借被害人的陈述、搜查笔录、被盗物品发票、物价鉴定书，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些证据只能证明被害人有失窃而被告人家里有被盗物品。虽然中国有古话叫作“捉贼要拿赃”，但是并不是在被告人家里找到被盗物品的，就能认定这些物品是被告人偷的。刑事审判的证据必须严密，证据锁链应当具有排他性。那么，被告人家里面搜查到赃物的，除了被告人偷窃以外，还存在被告人收赃或者捡到被盗物品等等其他可能性。要证明被告人就是盗窃者，至少还必须证明被告人确实到过失窃现场。故辩护人认为，书指控的失窃物品如果没有指纹鉴定和辨认笔录的，一概不能计算至盗窃金额之内。 第三，×××虽然多次犯罪，但是他无法犯罪泥潭中自拔，也有不可归责于他本人的一面，他也有值得同情和宽容的一面。据辩护人了解，×××身体很不健康，患有多种疾病，由于长期服刑，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病魔的折磨使得他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劳动能力而又要生存，也是×××一次又一次犯侵犯财产的罪行的一大原因。所以辩护人呼吁，对于×××这种多次改造均没有良好效果的，国家对他们不要仅考虑施以重刑，把他们逼上绝路，也应该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一下他们的最终出路，否则，×××恐怕永远不会改造好了，最可怕的结果将是病死在狱中。我想，这不应该是法治提倡的司法目标吧。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对于×××的定罪量刑，应该坚守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严格掌握对证据的把握，坚守疑罪从无的原则，证据环节缺失的坚决否定，最终在三年以下对×××量刑。 此致 ××××人民

[律师回复] （关于李某某涉嫌盗窃案一审辩护意见）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安徽金亚太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李某某亲属的委托并经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李某某涉嫌盗窃案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以后，辩护人查阅了本案的卷宗，多次会见被告人，又通过庭审对本案案情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辩护人现根据事实与法律对本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某某构成盗窃罪没有异议

二、被告人自愿认罪，能够坦白，具有悔罪表现
从整个案件的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从被告人的口供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向司法机关坦白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告人服从管理，辩护人会见时也多次表示后悔。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李某某主观恶性较小
李某某系因家庭贫困，妻子没有工作，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生存压力大，由于自己知识浅薄，就业困难，没能经受住考验，心存侥幸以致犯下了令他今天后悔莫及的错误。李某某因为生活困难而盗窃，比起那些情节恶劣、手段残忍的犯罪分子来讲，其主观恶性小，具备通过教育改造，重新做人的客观基础，恳请法院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四、本案指控的部分盗窃数额不属实

（一）2016年3月3日盗窃郑书丽6100元不属实，被告人李某某实际没有进入郑书丽家盗窃。

（二）2016年3月17日盗窃李勇oppo牌手机不能按照购买时1800元计算，应当扣除折旧费；2016年4月3日盗窃何宗明苹果4手机不能按照时价5000元计算，应当扣除折旧费。关于盗窃物品价值认定问题，既不能按行为人盗窃后所销赃的价格计算，也不能按受害人报案的价格计算，而是需要聘请物价部门，对涉案物品进行价格评估，以物价部门出具的鉴定结论计算。物价部门一般是按现行市场价格减去折旧进行估价的。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犯罪行为理应受到惩罚，但被告人李某某主观恶性较轻，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能够自愿认罪，积极悔改，具有多项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恳请合议庭按照我国刑法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被告人李某某宽大处理，以达到感化教育的功效，促使被告人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辩护人：苏义飞
日期： 2016.7.27

[律师回复] 无罪辩护与罪轻辩护 辩护词同时出现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需要结合具体的案情和相关证据来分析，必要时建议委托律师介入调查取证 处理相关维权事宜。

[律师回复] 被告人zw盗窃罪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张太顺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zw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zw的辩护人。开庭前辩护人详细地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zw，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zw犯盗窃罪，这一基本事实没有异议。辩护人仅就被告人量刑问题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盗窃数额巨大，辩护人对此不能认同。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zw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根本没有达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市办理盗窃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1998]242号）规定的盗窃数额巨大的标准，仅符合盗窃数额较大的量刑标准。
本案是入户盗窃，依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入户盗窃只是与盗窃数额较大、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并列的定罪情形，《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二百六十四条的修正仅仅是降低了盗窃罪的入刑标准，扩大了盗窃罪客观构成要件范围，但是在刑罚方面仍然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入户盗窃也只是盗窃罪的一般处罚情节，不是盗窃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只要入户盗窃数额没有达到盗窃罪规定的数额巨大的起点的情况下，任然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不能仅仅因为被告人是入户盗窃，就以数额巨大来量刑处罚。
二、仅仅因为被告人系累犯，就对被告人加重处罚，辩护人认为量刑过重，有悖于《刑法》的规定。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但该《解释》使用的是“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并非是应当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并不是一律都应当加重处罚，而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通常只有当累犯的盗窃数额接近数额巨大的标准，且没有其他从轻处罚的情节时，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如果累犯盗窃数额刚刚达到较大的起点标准，或者离数额较大的上限额还相差较大时，则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沪高法[2005]83号）第九条也明确规定适用加重处罚情节时，应当遵守必要的限度，如犯盗窃罪，同时具有累犯等情节，依法需升格至上一个法定刑幅度量刑的，应当遵守两个限制性条件，其中的一个限制性条件就是“基础危害行为所对应的刑罚量应当接近上一个法定刑幅度，否则，一般只能在本幅度内从重处罚”。本案被告人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远远没有达到2万元的数额巨大的标准，且被告人有多个从轻情节。因此，被告人虽系累犯，也不应当加重处罚，而只能从重处罚。
其次，《刑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而不应突破法定量刑幅度加重处罚。这也是刑法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一个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是对盗窃累犯是在法定刑以上升格判处，不是从重处罚，而是加重处罚，其结果是直接违背了《刑法》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再次，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法律原意，超越法律的明文规定，更不能作扩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累犯系盗窃罪中加重处罚的情形这一规定明显超越了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对累犯处罚的原则性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中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之一予以规定是明显违法的。
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上海高院相关规定中也明确了本案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对累犯是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40%，再次明确了累犯只能从重处罚而不能加重处罚。也就是说，对累犯只能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其次，上海高院2007年施行的《上海法院盗窃罪量刑指南（试行）》（沪高法[2007]197号）第五条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财物价值8000元以上不满一万元且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再次，上海高院2010年施行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span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第六节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并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量刑起点为有期徒刑三年。
由此可见，目前上海法院倾向性的规定了只有在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且累犯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在本案中，被告人盗窃数额为7000元，没有达到上述规定的8000元加重处罚标准。因此，对被告人zw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不应当在三年以上五年以下量刑处罚，而应当在法定刑三年以下量刑处罚。
四、被告人有从轻情节，应当予以从轻处罚。
首先，被告人在既没有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也没有被讯问前，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入户盗窃的犯罪事实，依法应当以自首论，可以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减轻处罚。
其次，被告人在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前后供述一致，没有反复。被告人也自愿当庭认罪，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再次，被告人zw的姐姐zp主动为被告人zw积极退赃7000元，赔偿了失主的全部损失，可视为被告人退赃较好，可以酌情从宽处罚，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因此，对被告人zw应当予以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zw再次犯罪是一个社会悲剧。
被告人zw在1995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服刑期间被告人zw积极接受改造，因表现出色被数次减刑，终于在2011年5月25日刑满释放回家。刑满后被告人zw对自己今后的人生也是充满了希望，决心重新做人、融入社会。然而像zw这样一个经过长期服刑改造的刑满释放人员，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更没有就业所需的学历。残酷的现实是因被告人zw有多次盗窃前科，根本找不到任何的工作，zw面临的是有劳动能力却无法自食其力的窘境。被告人zw就这样没有工作、没有医保，仅靠每个月500余元的低保和姐姐zp的接济维持生活。被告人zw患有心脏病、胃溃疡，就连摔伤了脚去看病也不得不用姐姐zp的医保卡。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工作，是被告人zw再次犯罪的根源之一，就像被告人zw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所说的，再次犯罪是因“生活拮据”。因此，只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使他们真正融入社会中，才能有效减少类似zw这样的刑满释放人员再次实施犯罪行为。
综上，恳请法庭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起因、犯罪事实、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后，对被告人zw能够在法定刑三年以下予以从轻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亲属委托，指派本人担任一审辩护人，经庭前查阅本案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今天结合庭审调查，现就本案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盗窃罪及盗窃财物价值的认定，辩护人不持疑议，但被告人具有以下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一、被告人王是从犯，具有法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因本案是共同犯罪，被告人王是在麻将馆打牌时候认识同案其余四人，在这四人的诱惑及要求下才同意帮忙开车的，并未扮演组织、策划和指挥的角色，只是听从同案其余四人的安排，犯罪所得也是从他人处领取的，可以看出其在该犯罪行为中仅起到辅助和次要作用。《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被告人还具有以下酌情从轻情节。
1、被告人王无犯罪前科，系初犯，归案后认罪态度好。
被告人王之前并未受过刑事处罚，一贯表现良好，从主观上来讲，被告人王主观恶性不大，当时参与盗窃后，被告人因老家有事回去了，并不知其余几人被捕的事情，因为不懂法律，并不知自己给别人开车送些东西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在被抓捕归案后如实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应认定为坦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
2、本案被告人王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盗窃罪及盗窃财产价格没有异议，其本人也同意适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审理，该意见第九条同时规定：人民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认为对被告人王小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3、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被告人也想积极退赃，但是因为家庭确实非常贫困，上有年迈的母亲，下有三岁的孩子，母亲现已经是糖尿病晚期，并发症造成双眼视力模糊，双脚开始溃烂，也无人照顾母亲，妻子带着孩子在娘家一直生活，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整个家都靠被告一人支撑，今天之所以走向犯罪，确实是因为家庭太过贫困，在外打工期间受他人诱惑，法律意识淡薄造成的。被告人现已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愿意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恳请法庭给被告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
三、对于被告量刑，辩护人的意见为在2年6个月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并执行缓刑。
1、建议在2年6个月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依据《省高级人民《人民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常见犯罪的量刑规定，构成盗窃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盗窃数额、次数、手段等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盗窃数额每增加1000元，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两个月刑期。省地区数额巨大起点为10000元，根据盗窃数额每增加1000元计算，如果按照被告人的起点刑为3年计算，被告人盗窃财物总计27558元，比数额巨大起点多出17558元，按照每多1000元增加一个月计算为近18个月，计算一起的基准刑为4年6个月。同时对于共同犯罪规定，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况确定增减基准刑的幅度。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从犯，相对作用较小，未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50被告人在本案所起所用较小，并未进入住户家实行入户盗窃行为，只是开车在外等候，按照此规定如取其中值按照40计算，应为2.76年。“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如取其中值5计算，则进一步减少为2.62年，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具有减轻处罚情节，且罪责性相适应的，可以直接确定为宣告刑。本案被告人王是从犯，具有应当减轻处罚情节，宣告刑可以确定为2年6个月。
2、建议宣告缓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6条规定，“对于所犯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其中具备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或者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同时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加强教育、感化、帮教、挽救工作。”被告人王小山的犯罪情节较轻，具有悔罪表现，综合考虑其平时表现，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所以，建议法庭对被告人宣告缓刑。
年月日。

[律师回复] 控方在起诉书中认为“被告人付某某加入并积极宣传中国国际建业联盟传销组织，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1000余人，层级为多级，涉案金额达7396900元，对传销组织的扩大起关键作用。”根据控方指控的行为与法律归纳，控方指控被告人存在三个行为：
1.付某某积极宣传中国建业联盟传销组织；
2.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
3.向上输送涉案金额达7百多万元。综合上述三个行为，控方认为被告人付某某的行为对传销组织的扩大起着关键作用。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庭上自行辩护的，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处理，没有可以通行的准则或规范。 在法庭自行辩护时，可以从是否构成犯罪、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想法、是否属于从犯、是否属于自首、是否主动认罪、有无悔罪表现、产生损害结果的轻重、有无被害人谅解、能否适用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通常实务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开庭辩护，尽量还是建议专业的律师进行辩护，更有助于从轻、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 1、自行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份是同生同灭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依法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他就同时取得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需要别人来授权，直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消失为止。可以说它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辩护权的重要行使方式之一就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自行辩护应当得到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尊重。对于办案人员、办案机关来讲，只有尊重、保障的义务，没有限制、侵犯的权利。 2、而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委托别人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最多可以委托两名辩护人。 这里特别强调“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是因为：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委托不同的人来为他担任辩护人。 （2）即使在同一个辩护阶段，被告人可以通过拒绝辩护这种方式来更换辩护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最终可能不只两个。 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词必须有事实依据，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歪曲事实;辩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务必准确无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曲解法律。 2、辩护词作为针对性、辩驳性的法律文书，应当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出发，全面提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意见，不能把辩护词变成对被告人的控诉书。 3、辩护词中的论点要明确，论证应当充分、全面，提出重点。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语应当流畅，用词准确、简洁，争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组织辩护论点 辩护论点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研究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观点

[律师回复] 本律师代理此案二审，查阅卷宗后做无罪辩护，无罪辩护案件对于律师执业生涯来说可遇不可求，要求比较高，经过庭审后二审发回重审，故将辩护词发布供同行参考指正。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接受王某本人的委托，参与其涉嫌受贿罪的二审开庭审理，经庭审示证、质证结合全案证据辩护人总体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王某无罪！具体辩护意见分述如下，供合议庭参考：
一、王某未利用职务之便为某峰公司担保
（一）王某无职务可供利用，无法也不可能实际经营管理担保公司
1、一审证据体系能够稳定证明：财政所长和纪委书记职权均不包括经营担保公司。表现在：工商资料反映王某既不是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聘用经理；相关政府文件或者会议纪要没有任命王某管理经营担保公司；无证据证实有关部门委托或授权实际经营管理担保公司。
2、担保公司工商登记明确登记潘某是法定代表人、孙某是经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的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是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是代表企业法人根据章程行使职权的签字人”，不能因为吴某、潘某等人的猜测性证言认定其实际管理公司，谁也不能肯定吴某等人的证言就一定是真实的，他们的证言同样属于待证事实，并无相关的书证或者其他确定的事实加以证明，检察机关不能用待证事实来证明待证事实。
3、王某对内没有决策权、审批权。吴某、潘某等人证明王某受托经营管理担保公司，这只是他们的一种说法，其实质上是担保公司的办公地点设在财政所，担保公司财务核算由财政所会计杨某兼任，担保公司的资金绝大部分是财政资金，王某作为财政所长，按照领导决策办理相关经济业务事项，起到上传下达作用，王某并没有决策权，也没有审批权，这可以从沭城镇镇长吴某的证言中得到印证。吴某证言：“担保公司的资金使用要由镇领导批准，我任镇长时担保公司的业务都是经黄书记安排后由我签批，法人代表潘某也要签字的”。

4、至于王某在侦查机关供述“镇里安排自己负责担保公司的经营管理，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王某已在本次庭审中进行了辩解：“在某县检察院审查期间，检察人员已将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跟我讲了，在自己被宣布逮捕并被送到某县看守所的当天，由于我在检察院办案点被折磨了二个半月，又被突然宣布逮捕，精神几近崩溃，讲了我知道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其客观事实是：在检察人员没有跟我讲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以个人名义为某峰公司担保贷款，我并不知道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贷款，我是受检察人员的诱供。担保合同上的三个印章是丁某偷盖上去的，我在2015年6月30日某县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我才看到担保合同上盖有担保公司的公章及潘某和我的私章”。
辩护人认为，王某的辩解，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印证：
①芮某当庭证言：担保贷款手续是我和丁某办理的；
②王某的私章作为银行印鉴章是丁某保管的；
③某银行于某违反规定，在明知王某不是法人代表，没有签字权的情况下，办理了担保贷款。
5、关于花某证人证言。花某找王某和丁某帮助某峰公司融资，花某只是说：“过了几天，王某给我打电话说250万元贷款在某银行已经办好了”。自始至终都没有说王某以担保公司名义担保贷款，这恰恰与王某所说的以个人名义担保贷款相互印证。
（二）担保公司公章、王某及潘某私章谁保管并私盖在担保合同上需要进一步查实。
1、王某证实自己只有一个私章是作为财务印鉴章，由丁某保管，丁某签发银行支票时都要加盖王某的私章。辩护人从丁某、吴从杨贪污案中了解到，吴从杨在讯问笔录中多次提到，丁某当场给其开银行支票，并没有需要找王某盖章，丁某在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也反证了王某的私章是丁某自己保管的，从而证明了担保合同上的印章是丁某瞒着镇领导及王某偷盖上去的，也推翻了杨某证明王某的私章是王某自己保管的谎言。
2、王某任财政所长期间，不仅包村管账，还兼管开发区厂房建设工作，平时很少在财政所，为了方便办理业务，单位的印章是交由总账会计丁后银和出纳杨某负责保管的。这一做法和其他单位一样都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同时这样操作也不违反《会计法》的相关规定。
2、潘某证明其印鉴由财政所保管，但并未具体指明是王某还是丁某在实际保管，其仅仅是推测担保合同上印章可能系王某加盖。
3、某银行信贷员于某的证言不可信。
（1）审核贷款资料应发现王某并非法定代表人或经理，其无权决定以公司名义对外担保贷款事项；
（2）王某和于某并不相识，也没有业务往来，这点也得到了时任某银行分管信贷副行长王斌的确认。众所周知在当时贷款不易的情况下，银行不可能仅凭担保公司有存款就直接发放大额贷款。
4、从担保合同中保证人栏的签字来看，王某签在了“保证人”处，如果其利用管理担保公司的职务便利，应该签在“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处，另外，王某的印鉴章又盖在了法定代表人潘某的前面，显得那么的多余而又不协调。
5、芮某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当时某峰公司250万元贷款的事情系丁某帮忙办理的，而丁某曾在某银行总部所在地扎下任职，与王斌、于某等人熟识，如果说要利用职务便利，那么也只能是丁某。
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某利用管理担保公司职务上的便利，以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在某银行贷款人民币250万元提供担保，并在担保合同上签字盖章，为某峰公司在某银行担保250万元贷款提供便利”，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事实认定错误。王某对外没有签字权，对内没有决策权、审批权，王某是以个人名义在担保合同上签字，担保手续是丁某与芮某办理的，担保合同上的三个印章是丁某偷盖上去的，某银行信贷员于某与丁某合谋，违规办理了250万元担保贷款，王某并不知情。
二、王某收受的13万元系芮某所送。
一审法院根据蒋某峰、丁某、丁某波、芮某及贡某波的证言，证明王某收受了蒋某峰送其13万元钱，没有事实依据，蒋某峰、丁某等人的证言明显是虚构的谎言，且不难看出本案在侦查期间带有一定的诱导和暗示！。
1、芮某当庭证明：花某、丁某、王某每人13万元钱是自己和蒋某峰、丁某波在某江饭店停车场送的。辩护人姑且不论该证言中有多少是真实的，但至少能够说明蒋某峰带着丁某波在王某办公室送钱是存疑不可信的。王某的陈述，以及蒋某峰、花某的证言证明，都一同指向了送钱地点— 某江饭店停车场。
2、蒋某峰带着丁某波在办公室送钱是存疑不可信的。根据蒋某峰及芮某的证言，蒋某峰跟王某只是认识，并不太熟悉，蒋某峰作为身价过亿的老板，竟然带着自己的下属，到时任沭城镇纪委书记的办公室，明目张胆地行贿，将钱放在王某办公桌上近一个小时，此时正值上午上班时间，就不怕被其他人发现？作为一个正常思维的人，蒋某峰给镇纪委书记行贿还带着一个证人，谁还敢收受，明显与常理不符。
3、丁某波证明2010年5月份陪蒋某峰到沭城镇财政所王某的办公室，送给王某和丁某26万元钱明显是编造的谎言，王某当庭陈述：当时我已经改任纪委书记半年多，财政所的办公室在7楼，我的办公室在9楼，且有门牌，门牌上清楚地标明了“纪委书记”办公室，且两办公室分别位于大楼电梯的两侧，如果蒋某峰真的送钱到办公室，他根本不需要经过丁某的办公室。
4、丁某的证言存在多处不能对应：
①先说不认识和蒋某峰一起去的那个人，后在检察院侦查人员的再次确认下，他还是坚持说不认识。但下次笔录时他又说是叫小丁的；
②丁某不可能看到蒋某峰向王某办公室送钱，即使蒋某峰经过丁某办公室，丁某也该会和蒋某峰打声招呼；
③丁某看到桌上摆着一个黑色塑料袋，就知道里面估计有30万元不符合常理。
④如果丁某对担保贷款一事全然不知，蒋某峰根本不需要送钱给他，即使按照丁某自己的说法，吃“喜面”也不可能给13万之多。
5、行贿、受贿一般发生在熟人之间，且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本案中蒋某峰与王某并不熟悉（这点得到了芮某的确认），同时其还表示带司机丁某波到王某办公室送钱，显然更加不合常理。
辩护人认为：芮某的出庭，使得王某收受钱款的过程又多了一种说法且在时间、地点、行贿人、具体情形都做不到合理的排除。这只能让辩护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即：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三、王某将13万元退给了芮某
一审法院以丁某、芮某等利害关系人的证言，证明王某没有将13万元钱退给芮某，没有事实依据，丁某、芮某的证言系编造的谎言，纯属子虚乌有，矛盾重重。
1、丁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丁某是重要的利害关系人，既是检举人，又是当事人，又是证人，辩护人从丁某、吴从杨贪污案中了解到，丁某冒充王某签字数额巨大。
2、芮某是利害关系人，如果芮某承认王某将13万元钱退给了他，而他没有将王某退给其13万元钱交给公司，那么，他将面临被以“职务侵占罪”而追究刑事责任。
3、蒋某峰、丁某等人，以王某提出自己有收条为分水岭前后证言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比如： 2015年1月20日蒋某峰说：“我记得当时王某好像还叫我打了一张什么条子的”；1月23日丁某跟着就说“我印象中记得王某在给我13万元钱时，对我说这钱已经叫蒋某峰打过收条了，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在2月17日王某说钱退给了芮某，并有芮某打的收条之前，蒋某峰、丁某、芮某从没提到芮某打收条给王某一事。在2月17日王某说有芮某打的收条之后，突如其来地3月4日芮某、3月5日丁某的证言都变成了是芮某打给王某的收条，并且日期是朝前写的，王某并没有退钱。那么，蒋某峰、丁某在2月17日之前说王某叫蒋某峰打收条一事又怎么解释呢？
4、丁某在2015年1月23日第5次讯问笔录中说：“在开始吃饭前，我将芮总喊到一边，将13万元钱退给了他”。如果丁某有芮某打的收条，丁某为什么当时不对检察人员说自己有芮某打的退钱收条呢？而当王某拿出芮某打的收条后，他又说有芮某打的收条呢？明显不符合常理。
5、关于两张空白今到据的来源，丁某、芮某的所谓证言无法相互印证。
（1）2015年3月4日芮某说：“在吃饭前，王某和丁某把我叫到隔壁空的包间，王某说收13万元怕出事，让我给每人打一张收条，然后丁某拿出两张空白的今到据给我”。2015年12月10日的笔录中芮某再次确认是丁某拿出两张空白的今到据给他。
（2）2015年3月5日丁某说：“在饭前王某把芮某喊到旁边的房间，过一会儿王某才又过来叫我也过去，我就到旁边的那个空房间，当时芮某还在，王某递给我一张芮某打的收条，王某说现在有芮总打的收条，钱就可以放心用了”。

（3）、芮某在二审庭审中，一时说是王某拿两张空白今到据给自己，一时又说是丁某拿两张空白今到据给自己，一时又说以在检察院说的为准。
6、关于两张收条的书写工具。书写两张收条的笔来源于何处？是一支笔还是二支笔？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真相。在二审庭审中，芮某证言：“笔是从饭店服务员处拿的，是墨水笔，只一支笔”。而从王某及丁某提供的收条看，二张收条根本不是同一支笔打的，与芮某的证言相互矛盾。
7、关于丁某妻子李某娟时隔近一年找到了芮某打给丁某立据日期为2010年5月14日的13万元收条。
（1）、2015年3月5日丁某说芮某打给他的收条因为搬家找不到了，但时隔近一年李某娟又向检察院提供了该收据，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张收条的真实性，在丁某并未真退款的情形下，其收条作为护身符，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搬家丢失？在花某取保候审后毫无征兆的蹊跷出现且在没有指控丁后银受贿情况下而由其家属主动提交？莫名其妙之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辩护人有理由怀疑丁某根本没有收条，这张收条有可能是花某的（当时李某娟是无法从花某处拿到收条），也有可能是芮某后打的。【花某证言：“（问：你把这13万元退还后，那张收条在哪？）答：应该在我家里，具体什么位置记不清了”】辩护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调取花某的收条以供控辩双方质证？
（2）按照芮某所说，是丁某拿二张空白今到据给他，时间是朝前打的，那么按常理，丁某拿出的二张空白今到据应该一模一样，可事实是这二张空白今到据从格式到字体以及纸张等无一处相同，并且不是用同一支笔写的，明显不符合常理。
（3）即便丁某的收条真是芮某打给他的，也只能证明丁某自己没有退钱而叫芮某打的假收条，但是并不能证明王某也没有退钱而叫芮某打的假收条，因为花某退钱，芮某也给花某打了收条。至于花某退钱芮某跟蒋某峰汇报，那是因为花某退钱有国税局二人证明，芮某不敢不汇报给蒋某峰。
8、关于杨某、杨某梅、贡某波对涉案今到据的证言。辩护人认为杨某、杨某梅、贡某波的证言不能证明空白今到据的来源。
（1）涉案的空白今到据是种类物，不是特定物，在沭阳的大小超市、文具店都可以随意买卖。
（2）杨某梅、贡某波证言涉案今到据某峰公司未使用过，那么，芮某打给花某的收条，是否也是用的涉案今到据？一审没有查明事实真相。
9、侦查机关问芮某：“花某的13万元是蒋某峰送的，为什么要退给你？”芮某答：“蒋某峰很少在沭阳，沭阳这边工作主要是我在负责，他们又对我熟悉，所以他们退给我的。”三个人中丁某自认未退，所以这里的“他们”应该包括王某，同时也符合谁送钱退回给谁的常理。
10、两张收条的格式、印刷字体、排版、书写习惯及笔迹的粗细程度均存在明显差异，而芮某在庭前、庭上证言前后矛盾，先说注意到差异后又说没有注意到，还坚持认为系用一支笔书写，该事实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系几人“密谋”，那么就不能排除系两次书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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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王某无法证实自己已将涉案13万元钱退还芮某。王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我自始至终都说已经将13万元退给了芮某，而且有芮某打的收条，这是铁证，请问还要我如何证明”？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王某没有将涉案13万元钱退还芮某，没有事实依据，利害关系人丁某、芮某的证言矛盾重重，不符合常理，不可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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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审法院认定王某拒不交待赃款去向致使该款无法追缴。王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我没有‘拒绝’交待，我自始至终都说13万元已退给了芮某，而且有收条，难道还要让我再退一次”？ 辩护人认为，王某收受的13万元钱已及时退给了芮某，并不存在拒不交待赃款去向一说。
四、某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1、文书生成时间的是否可以鉴定不管是学理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持否定态度。
（1）、学理：鉴定意见使用的“挥发性成分测定法”和“气相色谱法”两种检验鉴定方法目前都属于学术研究阶段，是实验室方法，是建立在理想状态下的静态检验法，并没有运用到实际检案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4期和《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8期】
（2）、实务：浙江省高院在浙高法鉴[2011]5号《关于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的意见》中指出：所谓文件形成时间的鉴定，目前除了用圆珠笔书写的文件，在以同样的圆珠笔书写的不同时间的样本比对时，可以用薄层分析实验效果较好外，其他材料形成的时间目前尚无国家或行业内认可、统一的检验、鉴定方法。-----尤其是要提交法庭作为证据使用更为不妥”
2、鉴定意见中鉴定标准不明确，且违反了国家禁止性规范。该鉴定意见中没有在附件说明其使用的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专家认可的技术标准还是鉴定机构自行制定的技术性规范，但从鉴定文书的表述内容可以看出其使用的是自行制定的技术规范，但未作为附件提供，也未在附注中加以说明。即便如此，该鉴定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法司【2008】12号《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项规定：“不能使用鉴定机构的自备样本进行文件制成时间的鉴定。”
3、鉴定意见本身存在若干重大疑点，必然导致该鉴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表现在：
（1）浙江省高院[2011]5号《关于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的意见》中例举了该鉴定机构历史上存在出具荒唐鉴定意见的劣迹；
（2）鉴定人员不具备文书鉴定资格专业，相关规范要求鉴定人员一般为2人，应当具备文书专业技术职称，同时第一鉴定人还应当具备文书鉴定专业中级技术职称[详见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发布的《司法鉴定技术规范-文书鉴定通用规范》（SF/Z JD0201001-2010）第2部分〈文书鉴定通用程序〉（检验/鉴定程序）规定：文书鉴定的鉴定人应当具备文书鉴定专业技术职称；普通程序中鉴定组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二个条件：
①鉴定人为2人；
②第一鉴定人应当具有文书鉴定专业中级技术职称]。本案的第一鉴定人孙建兰系助理工程师，系初级职称，而另一鉴定人王竟则无技术职称；
（3）鉴定的受理违规。
A、送检单位没有提供比对样本，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法司【2008】12号第一项规定：“对落款时间和怀疑时间超过六个月的，要求送检单位必须提供比对样本”和《司法鉴定程序通则》（2007）第十六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鉴定委托，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的规定；
B、鉴定意见仅仅使用了20105月30日的自备样本一份，收集的样本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不能满足鉴定要求，违反了《司法鉴定技术规范》（2010）第四部分“文书鉴定样本的收集和制作要求”（样本的收集）规定：（C）“收集的样本应达到一定的数量，以能够充分反映文件的有关特性满足鉴定要求为限”的规定。
（4）鉴定意见不全面。
A、只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而没有出具反映鉴定过程客观情况的 “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严重违反了《司法鉴定文书规范》（2007）第三条：司法鉴定文书分为司法鉴定意见书和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
B、鉴定意见的附注是“本次鉴定参照SF/ZJ0201002-2010《笔迹鉴定规范》”，附注是“检材复制件、样本复制件，特征对比表”，以上附注和附件都是针对“笔迹真伪鉴定”，对于“文件形成时间鉴定”没有任何附注和附件说明。严重违反了《司法鉴定文书规范》（2007）第七条：司法鉴定文书正文应当符合下列规范和要求：
（十）附注：对司法鉴定文书中需要解释的内容，可以在附注中作出说明。第八条：“司法鉴定文书附件应当包括与鉴定意见、检验报告有关的关键图表、照片等以及有关音像资料、参考文献等的目录。附件是司法鉴定文书的组成部分，应当附在司法鉴定的正文之后”。
4、鉴定前，某县人民检察院向鉴定机构当事人芮某2015年3月4日关于“收据日期是朝前打的”的询问笔录供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参考，暗示鉴定机构作出与芮某询问笔录一致的鉴定结论，违反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249条之规定 。
综上，辩护人根据全案证据，大致可以推导出以下事实：被告人王某在花某介绍下，在担保合同上以个人名义签字担保，后丁某瞒着王某在担保合同上加盖了担保公司公章、法人代表潘某及王某的私章，丁某与某银行信贷员于某合谋，形成了担保公司担保的事实。王某在某江饭店停车场收受了芮某以送茶叶名义所送的13万元钱，王某发现后及时退给了芮某，并让芮某打了收条。
由此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认定王某利用职务之便为某峰公司担保贷款和王某没有退钱的证据不足且矛盾重重，加之南京某鉴定中心严重违法违规，出具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检察机关本次庭审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某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了他人的财物而又未退还，多处存疑无法认定其构成受贿罪，请合议庭合议后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某无罪。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庭上自行辩护的，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处理，没有可以通行的准则或规范。 在法庭自行辩护时，可以从是否构成犯罪、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想法、是否属于从犯、是否属于自首、是否主动认罪、有无悔罪表现、产生损害结果的轻重、有无被害人谅解、能否适用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通常实务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开庭辩护，尽量还是建议专业的律师进行辩护，更有助于从轻、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 1、自行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份是同生同灭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依法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他就同时取得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需要别人来授权，直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消失为止。可以说它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辩护权的重要行使方式之一就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自行辩护应当得到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尊重。对于办案人员、办案机关来讲，只有尊重、保障的义务，没有限制、侵犯的权利。 2、而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委托别人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最多可以委托两名辩护人。 这里特别强调“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是因为：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委托不同的人来为他担任辩护人。 （2）即使在同一个辩护阶段，被告人可以通过拒绝辩护这种方式来更换辩护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最终可能不只两个。 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词必须有事实依据，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歪曲事实;辩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务必准确无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曲解法律。 2、辩护词作为针对性、辩驳性的法律文书，应当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出发，全面提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意见，不能把辩护词变成对被告人的控诉书。 3、辩护词中的论点要明确，论证应当充分、全面，提出重点。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语应当流畅，用词准确、简洁，争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组织辩护论点 辩护论点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研究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观点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唐隆茂、李建华就四川省达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被告张某某故意伤害一案，提出被告人张某某无罪的辩护意见，恳请采纳。 一、控方指控被告人张某某无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张某某有罪，贵院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四）的规定，应当宣告被告人张某某无罪。 辩护人将本案中公诉机关提供的言词证据分成三类（附张某某案证据情况一览表），这些证据均不能证实控方指控被告人张某某与张小某、谢某燕一起实施了故意伤害陈昌海的犯罪行为。
（一）、被告人张小某、谢某燕、张某某的供述及证人邱某等能直接证明，被告人张某某没有实施殴打被害人的故意伤害行为。
（二）、受害人的雇工的证据均不能地证明纠纷发生时除了被告人张小某、谢某燕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外，被告人张某某实施了殴打行为，甚至不能证明除了第一、二被告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实施了殴打行为。因此，该类证据同样不能作为认定张某某犯罪的证据。
（三）、虽然受害人母亲邓某某在给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说被告人张某某以及控方没有指控的其他人都有殴打受害人陈某海的行为，但作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在对被告人谅解后，向人民法院

[律师回复] 你好，构成抢劫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严重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另外聋哑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律师回复]
首先，认真查阅案卷，熟悉案情。律师进行无罪辩护
首先要查阅案卷，了解案情，这是无罪辩护前提，一定要认真细致。针对复杂的案情，堆积如山的卷案材料律师都必须认认真真地阅读，可以先粗看一遍，找出重点和疑点，
然后摘抄或复印，必要时可列一览表对言词证据进行比较。
其次，认真查阅相关法律依据，找出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法定理由。看看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无罪辩护”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情形，包括：是否具备《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为罪情形，“证据不足”的无罪推定情形;“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原因造成的危害行为不为罪情形;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情形，年龄方面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除犯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项罪名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情形;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情形，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情形;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情形，自诉案件受害人不起诉或撤回起诉的，不予追究情形。
再次，收集被告人无罪的证据。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收集证据：
(一)控诉方或辩护方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属于下述情况，依据法律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的：被告人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被告人行为系合法行为;被告人没有实施控诉方指控的犯罪行为;
(二)控诉方指控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三)其它依法认定被告人无罪的情况。
最后，被害人、证人翻供时，不要冒然进行无罪辩护。律师遇到被害人、证人翻供的情景，最好申请法院或者检察院调取证据，如果申请不能成功，最好申请被害人或者证人当庭出证。有这样一个强奸案件，被告人的家人通过贿买利诱事先说通了被害人，被害人改口称与被告人是恋爱关系，只是一时之气将被告人告了。律师经法官同意进行了调查取证，取得了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当庭作了无罪辩护。但是在法庭下面，控方开始传唤被害人到宾馆，被害人遂倒出实情。后辩护律师因为涉嫌律师妨害作证罪被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