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犯罪未遂犯罪数额是认定标准之一吗

[律师回复] 对于数额犯未遂量刑的几个问题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刑法总则规定，对于未遂犯，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此原则的理解与适用一般不存在疑问。但在数额犯的未遂犯中，情况较为复杂，除了存在多个量刑档次以外，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不但包括犯罪数额，往往还包括其他犯罪情节，犯罪数额不但涉及既遂部分而且还涉及未遂部分。在抢劫罪中，既遂标准除了财产方面的标准还存在人身伤害方面的标准，这些因素的存在都给数额犯未遂的正确处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于这些情况如何准确量刑，实践中存在分歧，做法不一。下面分别予以探讨。一、单纯的未遂犯在单纯未遂犯的场合，犯罪数额中没有既遂的部分，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敲诈勒索数百万未遂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就设有多个刑档的数额犯而言，犯罪数额不仅是定罪条件，也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当未遂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条件时，应当以最低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还是应以相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有人认为，考虑到实践中对于未遂情节一般只是从轻处罚，较少减轻处罚，而减至数档以下从宽处罚的则更为少见，为了避免对未遂犯量刑偏重，对于单纯未遂的均在最低刑档量刑较为适当。笔者认为，这一处理方式欠妥。对于单纯未遂犯应以相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从轻或者减轻。首先，前述意见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实践中对未遂犯的量刑平衡问题，但与未遂犯的处理原则相悖。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是指先将未遂犯视为既遂犯，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体现从轻或减轻。对于未遂犯犯罪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应当先按照相对应的量刑档次确定量刑的基准刑档，再根据未遂的具体情节决定是否从轻或减轻。如最高人民在《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中涉及销售伪劣烟草制品未遂的处理时明确规定，除了将未遂定罪处罚的标准设定为既遂的三倍以上之外，未遂犯法定刑升格的数额标准与既遂犯一致，只要达到既遂犯相应升格数额标准的，也分别按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相应量刑档次定罪处罚。其次，对于个别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未遂犯也应当判处较为严厉的刑罚。虽然许多司法解释在涉及具体的未遂犯是否定罪处罚时，往往设定了较之于既遂犯更为严格的定罪条件，如对于盗窃、诈骗、保险诈骗未遂的，一般对于情节严重的才予以定罪处罚，在定罪条件上体现了未遂犯与既遂犯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差异。但是根据犯罪对象、犯罪性质、犯罪手段等方面的不同，未遂犯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一定都很轻，而且不同的未遂犯之间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如果对未遂犯一概在最低量刑档次处刑，不利于对犯罪的惩罚与预防。二、犯罪数额既包括既遂也包括未遂在盗窃、诈骗，尤其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犯罪中，往往存在部分犯罪行为既遂、部分犯罪行为未遂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既遂数额、未遂数额与犯罪总数额可能都不在一个量刑档次，如诈骗既遂部分2万元，未遂部分18万元，诈骗总数额则为20万元，分别处于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三个不同的量刑档次。这也涉及到量刑档次的确定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到准确的量刑。有人认为，为了避免量刑的偏重，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以既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基准，将未遂数额作为酌定从重情节予以体现；也有人认为，对于未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比既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高的，可以未遂数额对应的量刑档次为基准，将既遂部分作为从重情节，综合考虑未遂的从宽情节进行量刑。笔者认为，作为定罪条件或加重情节的犯罪数额，应当是指包括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在内的犯罪总数额。（虽然有关司法解释对合同诈骗、挪用公款等罪的犯罪总数额计算有特别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均不是针对犯罪数额的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的问题。）在未遂与既遂并存的情况下，无论是定罪条件还是加重量刑档次的选择，都应当根据犯罪总数额加以确定，在确定对应的量刑档次以后，再将犯罪数额的未遂部分根据犯罪未遂的处理原则作为从宽情节予以考虑。这在前述纪要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伪劣烟草制品的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伪劣烟草制品的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三、情节犯与数额犯未遂并存在集资诈骗等许多数额犯中，除犯罪数额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之外，其他犯罪情节也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具体条文中往往是将“数额巨大”与“其他严重情节”并列，将“数额特别巨大”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列。这就会出现犯罪虽然未遂但其他犯罪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的情形。这种情形下，未遂的犯罪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与其他犯罪情节所对应的量刑档次可能就不一致，从而产生了量刑档次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在情节犯与数额犯未遂并存的场所，其他犯罪情节无论是严重还是特别严重，都不是犯罪的既遂标准，该罪的既遂标准还是财产标准，其他犯罪情节不影响未遂或者部分未遂的成立，对被告人仍然应当根据未遂犯的处理…

[律师回复] 对于共同犯罪中犯罪数额从犯认定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起主要作用，是指在共同犯罪中直接实施犯罪行为，而且其行为是犯罪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或是事前拉拢、勾结他人，提起犯意，出谋划策的教唆犯。起次要作用或辅助作用，是指：(1)虽直接实施犯罪行为，但对整个犯罪的预谋、实施和完成，所起的作用不大(2)只为共同犯罪的实施创造便利条件、提供帮助。如提供犯罪工具、指示犯罪目标、排除犯罪障碍、看风、转移赃物等。共同犯罪主从犯的认定，首先，应当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来区分，若他们的地位和作用一致或相当，则均认定为主犯。第二、在共同犯罪中，数名被告人互相推卸罪责，其它证据又不能确定他们之间地位和作用大小的，应认定他们在共同犯罪中起同等作用，不分主、从犯。第三、同案人在逃，从现有证据证实已抓获的被告人确实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如看风、转移赃物等)的，应认定为从犯同案人在逃，抓获的被告人供称只参与看风、转移赃物等次要或辅助作用，又没有证据证明其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不宜认定主、从犯，但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第四、刑法分则对主犯另设处罚规定的，应依照刑法分则条文处罚。不应重复刑法总则关于主犯的规定。

[律师回复] 对于共同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1.一般共同犯罪数额认定标准共同犯罪中是否把犯罪全部数额作为各个共犯定罪量刑的依据，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且争议较多。有的是以分赃金额定罪处罚的;有的地是对各共犯按参与犯罪的金额定罪处罚。应当怎样确认犯罪金额，笔者认为对共同犯罪数额的具体认定标准应从三个方面把握。一是区别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首先应区别对待不同的主犯，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如对犯集团、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以共同、盗窃犯罪总额来认定。首要分子在集团中处于预谋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们计划范围内的数额必须负全部责任。在预谋时认定是不是首要分子尤为重要，虽然只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没有参加直接的、盗窃行为，但是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组织实行，他们在犯罪中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对于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依照犯罪总数额来认定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犯罪集团中的有些成员，在首要分子计划后，自己单独进行、盗窃或者是其他的经济犯罪，该犯罪数额不能强加于首要分子，首要分子只需要对自己知道和计划的那一部分负责。二是根据《刑法》第26条第(3)、(4)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参与组织、指挥的主犯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总额负责。在共同经济犯罪中，主犯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自己的犯罪行为影响了从犯，可以说主犯对整个犯罪都要负责，因此把所有数额作为主犯的犯罪数额是合理的。三是对一般犯罪中的从犯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上，笔者认为以定罪的数额为前提，适当参考其个人所得赃款数额较为科学合理。因为共同犯罪中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完全是在主犯的领导下进行，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小，而这种“作用”通常都是通过“数额”表现，所以考察其所得数额是合理的。假如以犯罪总额来认定，在实行犯场合下直接参与额会小于或者等于共同犯罪总额，而在帮助犯场合下，间接参与相当于总数额，这两种场合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在处理从犯犯罪数额的问题上要将定罪数额和个人所得赃款数额全面综合考虑。2.共同犯罪数额认定标准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每一个共同犯罪成员应如何确定刑事责任，这是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共犯不同于其他共同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必然与一定的犯罪数额相联系，其刑事责任的承担也应以数额作为主要依据，因为犯罪数额的大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共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一般而言，在其他情节相同的情况下，数额越大，社会危害性相应就大，反之，则社会危害性就小。共同犯罪的数额又不同于一般单个人实施的犯罪的数额，共犯数额又有犯罪总额、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平均数额等之别，那么，在确定共同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时，究竟应当以何种数额作为主要依据或标准?对此问题，刑法理论界主要观点包括分赃数额说、分担数额说、参与数额说、犯罪总额说和综合数额说。全面深入分析各家观点，笔者认为，这些学说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1.分赃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人只对自己实际分得赃物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此说将个人非法所得的数额作为处罚的基础，其明显的缺陷在于过份地强调了各共同犯罪成员的性，忽视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众所周知，共同犯罪的特点是在主观上的共同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每一个共犯成员的行为均与最后造成的危害社会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这就是说，在共同犯罪中，各个犯罪成员在参加某一共同犯罪活动时，都有一个一致的目标，正是由于这个一致的目标才把每个犯罪成员的活动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共同的犯罪行为。“分赃数额说”表面上看似乎十分公允，得多罚重，得少罚轻，但是，分赃的数额在共同犯罪中并不能完全说明每一个共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如有个别共犯成员分赃甚少，但在整个共同犯罪中却起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以分赃数额来说明问题了，此外，也并非所有的共同犯罪均存在分赃数额，在未遂、既遵尚未分赃、共同挥霍所得的情况下，难以认定。2.分担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应当分担”的数额负责，根据这一主张，可以这样确定共同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即综观各成员在共同犯罪中参与的数额、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地位与作用和整个案情，先确定各成员应承担百分之几的责任，根据这一责任的百分比数再换算成作为对是否构成犯罪和怎样处刑依据的数额，如某甲伙同他人共同10万元，根据整个案情确定某甲应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责任，那么，某甲就应承担6000元数额。笔者认为，“分担数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分赃数额说”的缺陷，因为在没有分赃数额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依据每个人的作用，并将其换算成相应的应该分担的数额，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分担数额说”仍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即把共同犯罪视为数个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仍然没有克服“分赃数额说”强调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性，而忽视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整体性这一缺陷。因为，按照“分担数额说”，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之和等于共同犯罪总额，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共同犯罪参与的人越多，各人分担的责任也就越小，此外，如何将共犯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换算成应当分担的数额也比较复杂，实际执行时难度较大。3.参与数额说。主张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实际参与的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参与数额说不能成为共同处罚的一般标准，因为此说以各共同犯罪人实际参加的共同数额为处罚标准，对于共同实行犯是适用的，对于非实行犯，如组织犯、帮助犯、教唆犯，不能适用参与数额。4.犯罪总额说。主张以共同犯罪的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的标准。笔者认为，首先此说违背了罪责自负原则。在共同犯罪中，每个犯罪成员在犯罪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能完全相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当然应当以这些不同的地位与作用为基础，如果要每个罪犯都对犯罪总额负责，对每个共犯成员都以共同犯罪数额作为量刑的基础，那就是不加区别地要每个共犯成员都承担其他共犯成员的罪责。共同犯罪不是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共同犯罪人行为的有机结合，就行为而言，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行为的不可分割并不等于结果的不可分。在共同犯罪中，有些数额是可以分的，笔者不赞成以共犯成员的分赃所得数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对共同犯罪人区别对待，并不表现在各共同犯罪人对本人分赃所得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上，而应体现在综合地考察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并根据作用大小予以轻重有别的处罚上，但笔者也不赞成全然不顾各共犯成员的分赃数额，而一律以犯罪总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在共同犯罪中，分赃数额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危害性大小具有决定的作用，在综合考虑并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时，我们虽然不能说分赃数额能代表一切，但也不得不承认分赃数额在共同犯罪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情节。其次，犯罪总额说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为，所谓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要每一个犯罪人都对共同犯罪的全部危害结果都承担刑事责任，更不能理解为要对所有共同犯罪人都根据全部危害结果判处刑罚。显然毫无区别地以犯罪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标准，也是不可取的。5.综合数额说。主张综合考虑全案因素，确定各共同犯罪行为的大小，然后据此定罪量刑。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没有真正提出实际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在共同犯罪中，确定各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应当分清主次，区别对待，着重以刑法中有关共犯成员刑事责任的原则为基础，结合共同犯罪的特点，具体分析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典对共犯处罚标准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在刑法总则中对共同犯罪中不同犯罪人的罪责范围作了规定。共同犯罪既然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具有共同故意的前提下，每一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就可能不完全相同，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确定每个共犯在员的刑事责任，而每个共犯成员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必须同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符，否则就有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确定实际上是一种刑事责任的分解，这种分解不是简单地把刑事责任平均分配，最后分解的结果，每一个共同犯罪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的总和不能简单地同整个共同犯罪进行比较，有时在量上不一定完全相等。这主要是由于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单独犯罪的原则所致，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根据每一个共同犯罪成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定量的分析。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对集团预谋以及组织所得的全部的总额负责，原因在于，尽管犯罪的数额往往在预谋时是不确定的，首要分子往往只参与共同犯罪行为的预谋，但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的组织、策划、指挥行为所决定，因此以犯罪总额作为首要分子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是合理的，当然，如果个别犯罪成员实施了超出预谋范围的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数额，首要分子才可对此不负刑事责任。2.罪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的总额负责，在共同犯罪中，应把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与犯罪集团中除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区别开来，对于犯罪集团中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犯罪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危害性既不主要体现在影响集团其他所有成员的行为上，也不主要体现在犯罪后分赃数额的大小上，由于参与数额是指共同犯罪成员实际参与的犯罪数额，显然这一数额最能体现犯罪集团成员中主犯的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但是，在一股共同犯罪案件中，由于不存在首要分子，因而主犯的行为就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果仅仅要求主犯只对自己的实施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即以参与数额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似有不要。所以，笔者主张，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对犯罪总额承担刑事责任。3.犯罪集团或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对其个人所得数额负责。因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要小。对于犯罪未遂或犯罪得逞后未及分赃的案件，当然只能根据其他情节来确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在犯罪所得由各共同犯罪人共同挥霍的案件中，从犯只能对其挥霍的那一部分承担刑事责任，并依照刑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