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绑架罪中跨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是怎么规定的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行为人在实施绑架过程中，只要造成被绑架人死亡的，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客观上采用何种手段，都只以绑架罪一罪定罪处罚，而不再另行定罪，这在审判实践中已无争议。但对于“绑架过程中以特别残忍手段致被绑架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情形如何定罪量刑，我国刑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由此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讨论。(1)以绑架罪一罪定罪处罚持该观点的论者认为，依立法精神，对这种情况自然也应定绑架罪一罪，而不必另行定故意伤害罪。关于“绑架过程中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情形能否适用死刑的问题，有论者认为，依据世界公认的死刑配置原理，死刑只能分配给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不低于生命的权益价值的最严重的故意犯罪依据刑法第239条规定，只有“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的情形才能适用死刑，说明立法者对死刑的适用是有所选择的。据此，在绑架过程中致被绑架人重伤的，应仅定绑架罪一罪，且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2)以绑架罪和故意伤害罪论处，实行数罪并罚持该观点的论者认为，我国刑法并没有对故意伤害被绑架人未致人死亡的情形作出规定，也没有排除以绑架罪和故意伤害罪实行数罪并罚的可能。行为人绑架被害人后，以伤害的主观故意，对被害人又实施了故意伤害的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其行为触犯绑架罪的同时又触犯了故意伤害罪，应实行数罪并罚。(3)以故意伤害罪论处持该观点的论者指出，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以特别残忍手段致被绑架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应成立故意伤害罪并适用死刑规定进行处罚。理由是：未致人死亡的绑架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而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故意伤害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如果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包容在绑架罪中而适用绑架罪的刑罚，会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如果以绑架罪和故意伤害罪进行数罪并罚，会出现部分犯罪事实被重复评价的问题。绑架过程中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残疾属于想象竞合犯，是同一行为，既构成了绑架罪，又构成了故意伤害罪，应适用择一重罪原则进行处罚。据此，依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择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应成立故意伤害罪，适用刑法第234条第2款的规定判处行为人死刑。(4)应结合故意伤害行为所发生的阶段视情况而论该种观点认为，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其死亡的，在绑架罪加重构成的评价范围内，属于“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情形，仅定绑架罪一罪，不存在另行定故意伤害罪的问题。对于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而未致死的情况，刑法第239条并没有排除以故意伤害罪论处或实行数罪并罚的可能性。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的故意伤害行为在不同的阶段实施时，其性是有所不同的，因而对于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而未致其死亡的情形，应当结合故意伤害行为所发生的阶段予以区别对待。如果行为人的伤害行为是为了控制被绑架人而实施的，仅以绑架罪一罪论处如果该伤害行为是发生在已经控制了被绑架人而实施的，则应以绑架罪和故意伤害罪论处，实行数罪并罚。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根据我国《刑法》第239条规定，绑架罪有基本犯和结果加重犯两种情况存在。既遂标准在基本犯和结果加重犯中应当是有差别的。在绑架罪的基本犯中，应当以是否控制被害人作为既未遂的标准。在出现结果加重的情况下，即被绑架人死亡的情况下，应当是采用出现结果加重即为既遂，也就是无论是否控制被害人，都构成绑架罪的既遂。对于绑架罪成立形态的划分标准，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刑法将绑架罪列入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可见其立法本意着重强调被绑架人的人身权利，况且《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只将“致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作为绑架犯罪情节严重的行为，而未将勒索财物的数额及其他非法目的内容作为法定情节加以考虑。因此，应以绑架他人的行为是否得逞作为区分绑架犯罪既遂未遂的标准。第二种意见认为，绑架罪包括绑架和勒索犯罪两种行为，绑架他人并非行为的犯罪目的，勒索财物或达到其他非法目的才是行为的犯罪目的，而目的未达到则说明犯罪未得逞。因此，应以勒索财物或其他非法目的是否达到作为绑架罪既遂未遂的划分标准。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的理由是：第一，这一观点片面强调保护被绑架人的人身权利，而违背了刑法理论的基本原则。一个人的行为，只有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才能表明这个人的行为构成了某种犯罪的既遂。可见，行为人必须有侵犯到该罪全部犯罪客体的行为，才可认定为犯罪既遂。绑架罪的犯罪客体是双重客体，不仅包括被绑架人的人身权利，还包括与被绑架人有特定关系的人的财产权利或其他合法权利。因此，行为人如果仅实施绑架他人的行为，其侵犯的仅仅是被绑架人的人身权利，而未侵犯到与被绑架人及其关系人的财产权利，也就是说该行为人尚未完全侵犯绑架罪的双重客体，如果定其为犯罪既遂，显然违背了刑法理论的基本原则，是错误的。第二，这一观点在执法中会造成很多矛盾，根据这种意见，对于绑架他人后及时悔悟而放弃犯罪的就不能以犯罪中止论处对于共同犯罪中在勒索财物阶段才介入绑架犯罪的人则不能以共犯论处，因为他的行为属事前事中无通谋的事后行为，等等。第三，从犯罪关系上看，《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绑架犯罪包括绑架行为人、被绑架人和与被绑架人有特定关系的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而第二种观点则片面将其理解为绑架行为人和被绑架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与被绑架人有特定关系的人在绑架犯罪中的决定性地位。第二种观点不能成立的理由是：首先，这种观点采用的是刑法学中的目的达到说。这显然违背了新刑法将绑架罪列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立法本意。其次，这种观点必然导致执法显失公平。从司法实践来看，绑架罪大多是共同犯罪，社会危害性很大，而绑架罪很多情况下并未勒索到财物，按第一种意见则大多数绑架犯罪都属犯罪未遂，行为人将因此而获得法律的从宽处理，这将大大削弱对绑架罪的打击力度。如在一般情况下，故意致死可以判死刑，但在绑架勒索中因勒索未成而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则可以因其系犯罪未遂而获得从宽处理，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是以犯罪行为时的年龄为准。对于涉及这方面的具体问题，下文有详细介绍。1、公安机关提供证明未成年人年龄的证据材料欠缺或相互矛盾，导致审查认定难。主要表现为：(1)公安机关未向公诉机关提交证明未成年人年龄的户籍所在地的户籍证明，仅提供了本地公安网上下载打印的电子户籍或者虽有户籍所在地的户籍证明，但并无该犯罪嫌疑人的照片，而该犯罪嫌疑人又有兄弟、姐妹。(2)公安机关对于证明被告人年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未做认真审查。对于犯罪嫌疑人父母提交的当地村委会证明、学校证明、关系人证言等证据未给予足够重视。关系人比如说接生人员，在事隔多年后侦查人员询问时其能清楚的记得自己接生的某某的出生日期，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参照，笔者认为其证言的可信度将会大打折扣。2、户籍证明的权威性受到客观现实的挑战。司法实践中用于认定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主要证据是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其证明效力具有权威性，但由于我国户籍登记在某些地区缺乏有效监督和严格管理，导致户籍材料有误，主要表现为：(1)申报户口时申报错误。在有些农村地区遵循陈旧观念，讲究农历算法，为孩子申报户口时填报的是其农历生日。笔者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就发现过很多类似情况，在张某某等四人“飞车抢夺”案中，在核实张某某的年龄时，张某某供述户籍证明上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其农历生日，后经得知该村的大多数孩子都是按照农历的出生日期申报的户口。有的父母在生孩子时不到正规的妇产科医院去，而是直接找“接生婆”到家里接生，没有留下出生医学证明等文字方面的依据来确认真实的出生日期，所以父母申报户口时不按规定提供出生证明，而是凭记忆来申报户口有的虽是在正规医院出生，但医院对多年前的出生资料没有妥善保存，难于查找，也会导致申报错误。(2)户籍登记人员工作失误，将户口簿及底册填错，或者在输入互联网户籍电脑系统时输错，导致纳入各县、市、省乃至全国的人口信息网的信息与原始户口簿上登记的有差异。随着计算机的推广，公安机关户籍部门也渐渐变成“无纸化”办公，但前提还是得靠人工将原始信息输入计算机，这就难免会出现上述输入错误。(3)虚报年龄。有些父母为了子女早入学、早参军、早结婚、早外出打工等原因报大子女的年龄，甚至通过找熟人等各种关系和手段，擅自违反规定篡改年龄。例如笔者办理的洪某抢劫案中，洪某的父母为了逃避政府对“二胎”的处罚，找到村中的支书将其年龄申报大了十个月，这样便使洪某与其妹妹之间的年龄差变大，从而使得当地政府降低了对“二胎”处罚的额度。(4)“黑人黑户”。在农村某些家庭由于家中子女较多，或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不给子女上户口，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至今未上户的还大有人在。笔者在办理一起盗窃案时，发现公安机关未在卷内附贾某的户籍证明，其真实原因是贾某的母亲因超生未能给贾某成功申报户口，贾某没有户籍资料，成为“黑人黑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