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辩护点是什么？

[律师回复] 辩护词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根据事实和法律所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部分地或全部地对控诉的内容进行申述、辩解、反驳控诉，以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提出应当减轻、甚至免除刑事责任的文书。无罪辩护是指被告人和其辩护律师在庭审中为被告人作无罪的辩解。无罪辩护不容易，只有证据充分了，辩护才有保障，才能从根本上否定了检控方的事实和理由，使辩护律师的无罪意见被法官采纳。因此，除了在辩护词中明确指出被告无罪的意见、写明无罪的事实和情节外，更重要的是提供确实充分的无罪证据，结合有关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进行论证和阐明。特别是在法庭辩论阶段，针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应用已经收集的证据进行有力反驳。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陈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人民检察院指控陈某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庭前，辩护人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充分听取了被告人的辩解，仔细审阅了检察院移送法院的全部案件材料，现结合庭审的相关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对涉嫌犯罪的主体及指控的犯罪数额、陈某某所起的作用有异议。
一、本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为唯×集团有限公司的单位犯罪，不是自然人犯罪。
1、从融资的目的来看。本案虽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先后是秦某和陈某，但他们都没有实际出资，真正的出资人是陈某，鼎×公司实际是陈某的公司。陈某对鼎×公司具有经营、管理和决策权。同时，陈某又是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在笔录中多次提到，其成立鼎×公司的目的就是为唯×公司融资。
2.从融资过程来看， 公司在融资中所利用的两个投资项目也都是唯×公司的项目。与集资参与人签订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中明确列明，鼎×公司只是代理方，真正的项目方是唯×公司。在向集资参与人进行的宣传资料上，也是对唯×公司和陈某的介绍，开给集资参与人的收据也是唯×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支付客户的利息和本金也是从唯×公司支出。该部分有《委托投资理财协议》、投资人的收据等书证和陈某的供述，以及相关证人证言予以证明。
3、从融资的去向来看，集资参与人所投资金全部打入唯×公司账户。因此，所募集的资金的的最终使用方是唯×公司，也就是利益最终归属是唯×公司，募集资金也大部分用于唯×公司的经营发展。该部分有书证《委托投资理财协议》和陈某的供述予以证明。
综上，鼎×公司实际上就是陈某为了给唯×公司募集资金而专门成立公司，募集资金的过程也是以唯×公司的名义进行的，所募集到的资金最终也是由唯×公司使用，同时，唯×公司在1999年就已经成立了，其主要从事农庄、苗木、农产品等经营项目，其是一家正规的公司，有自己合法的经营项目，不是为了犯罪专门成立的，因此，唯×公司应该是单位犯罪的主体。本案中陈某某虽然名义上是应聘进入鼎×公司工作，但其工资和奖金实际上是由唯×公司支付，陈某某的行为应认定为唯×公司的单位行为。
二、陈某某在融资过程中的作用较小
1、从鼎×公司人员层级来看，陈某某仅相当于基层业务员。鼎×公司负责融资业务的人员按级别分为客户经理、高级客户经理，资深客户经理，投资总监，副总经理，总经理，陈某某在2012年5月跟随他人进入鼎×公司工作时仅为最低级别客户经理。2012年9月份，陈某某虽然担任业务二部团队长，但这个团队长并没有具体的工作职责，仅仅是挂个名号而已，其级别也仅仅是高级客户经理，且其担任团队长仅从事短短6个月不到的时间，也没有管理行为。
2、从陈某某所起的作用来看，仅按照上级领导要求从事工作。鼎×公司决策者是唯×公司和鼎×公司真正的老板陈某，总经理是杨某，副总经理是刘某某和洪某某。因此，从策划成立鼎上公司、制定业务员层级、考核分工、提成等一系列工作，陈某某都没有参与，陈某某在整个过程中，仅仅是按照公司上级要求办事，接待一下客户，其所起的作用很小，建议对其从轻处罚。
三、认定陈某某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不准确
1、根据补充卷第二卷2016年5月11日叶某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到，叶某这100万元是在2012年2月份通过朋友介绍投资到江苏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当时投资的就是陈某的蓝藻项目，期限是一年，2013年2月24日到期，但叶某并没有拿到这100万元的本金。因为江苏嘉×公司不在了，叶某就去找实际使用这100万元的资金使用方陈某，并在2013年2月24日与陈某的鼎上公司续签了一年合同。这100万元陈某某只是在陈某的授意下履行了续签手续，叶某并没有实际再投资，因次不应算作陈某某吸收存款的数额。
2、从公诉机关提供的委托投资理财协议可以看出，顾某某共投资过三笔，分别是80万、120万和50万，其中前两笔投资的业务员在委托投资理财协议上可以看出均不是陈某某，其中第二笔投资120万的业务员是张某。第三笔50万元，虽然工号写的是陈某某，但顾某某的投资系张某从公司离职以后，公司管理人员把顾某某安排到陈某某名下，在顾某某的投资过程中，陈某某没有联系过顾某某，顾某某投资的50万也不是找陈某某办理的，陈某某仅仅是按照公司的要求挂个名而已，因此，顾某某的50万元也不应计入陈某某吸收存款的数额。
3、对于其他投资人投资的款项，因为并没有委托投资理财协议、银行凭证等书证予以证明，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也不应被计算在陈某某非吸的数额。
4、对于卞某某、周某某、于某某、崔某不属于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其均不应认定为非吸数额。
四、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公安厅《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意见》的规定，对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需收集具有代表性、相当数量被害人的证言，以准确判断是否向不特定社会公众进行了集资活动，并查明集资金额。在陈某某案件中，公安机关指控的涉案被害人有数十人，但公安机关仅仅收集了袁某某、张某某、叶某三名被害人的证言，三名被害人并不具有代表性，不足以准确判断本案是否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进行吸收存款的活动。
五、陈某某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应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从公安机关提供的抓获经过可以看到，公安机关在电话联系陈某某以后，陈某某与公安民警约好见面时间和地点。根据最高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公安机关通过电话传唤这种不具有强制性的方式传唤陈某某，陈某某就按时到达与公安机关约定的地点见面，并如实交代了整个案件情况，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自首的要求，依法应当被认定为自首，并对其予以减轻处罚。
六、陈某某系初犯，主观恶性较小
陈某某没有前科劣迹，本次犯罪系初犯、偶犯，本着宽严相济的刑事原则，应该给她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七、陈某某到案后退出全部违法所得，依法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八、陈某某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积极协助受害人追偿。2013年下半年，虽然陈某某早已从鼎×公司离职，但当受害人找到她协助追偿时，其仍然多次陪同受害人到国际金融中心鼎×公司进行追偿，并帮助受害人报警，这从派出所提供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另外，陈某某本人也是本次事件的受害者。陈某某本人也投资了10万元，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收回。
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比较生僻，是普通人无法准确了解的罪名，对其犯罪构成普通人一般无法掌握。做为陈某某，其到公司上班，听命于领导，做分内之事，加之从表面上看鼎×公司又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要求一个打工者去向老板讨要营业执照看公司经营范围，有没有吸收公众存款的资格，再去查看法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触犯法律，法律不强人所难，陈某某也无法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可能构成犯罪。因此，对此类犯罪，被告人主观恶意较小，与知法犯法者不可同日而语。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陈某某在犯罪中处于被动地位，且属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深，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犯罪后已经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又有自首情节，请求法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根据江苏省两院及省公安厅《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意见》，“对于犯罪后有自首、立功和认罪悔罪表现的，或者在犯罪中处于受支配或从属地位的，以及案发后积极退赃、协助司法机关挽回损失的，依法可予以从宽处理。”从被告人触犯的罪名，犯罪事实、情节、悔罪表现、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改造的难易程度来综合考虑，能够对陈某某适用缓刑。
谢谢审判长，辩护词发表完毕。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情节辩护要点包括哪些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有下列要点：
1.准确认定吸收资金数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是入罪条件之
一，因而在刑事辩护中对涉案数额的辩护意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严格筛选非法吸收的对象人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应当以“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为要件。
3.着重考量吸金用途是否正当。当行为人的行为确实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时，辩护律师应当积极为其寻找从轻情节，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吸收资金的用途是否正当。
4.积极辩护从犯情节。
《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律师回复] 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情节辩护要点包含哪些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有下列要点：
1.准确认定吸收资金数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是入罪条件之
一，因而在刑事辩护中对涉案数额的辩护意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严格筛选非法吸收的对象人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应当以“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为要件。
3.着重考量吸金用途是否正当。当行为人的行为确实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时，辩护律师应当积极为其寻找从轻情节，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吸收资金的用途是否正当。
4.积极辩护从犯情节。
《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被告人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大沧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的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为汪的辩护人。通过查阅分析研究案卷、会见被告人，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辩护人对于案情有了清楚、全面的了解，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案件性质：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位和自然人都可以构成。自然人犯罪由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在单位犯罪案件中，除单位外，自然人如决策者、组织者、具体实施者也要承担刑事责任。两种情形中，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不同，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程度也明显不同。所以，在一个单位和自然人都能构成犯罪的案件中，关键的前提问题是：案件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
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这是辩护人综合考虑本案总体情况得出的结论。
1、从形式上看，吸收存款和借款都是以安祥市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奇酒店公司”)的名义进行的。集资人都是向斯奇酒店公司(向斯奇汽车租赁公司集资的，与嫌疑人汪政智没有任何关系)提供钱款，集资人收到的是盖有“安祥市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和其法定代表人王佑印章的《收据》和《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服务合同》，所涉双方当事人为集资人和斯奇酒店公司。总之，接受资金的当事人为斯奇酒店公司这个在法律上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而不是自然人。
2、从实质上看，被告人的行为完全是为单位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本案吸收的资金全部用于斯奇酒店公司的经营活动。集资人的证言、斯奇汽车酒店现金会计项美的证言、集资人提供的斯奇汽车酒店出具的收据和《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服务合同》等证据一致反映的，也是公诉机关《书》认可的事实是：凡是汪政智参与吸收的集资款，都是由集资人与汪政智商定后，由集资人将款交给会计项美，项美开具相关手续(《收据》和《合同》)。项美是作为斯奇酒店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不是个人，收取前述钱款。收取钱款后，当然用于斯奇酒店公司的经营活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汪政智个人截取相关集资款。至于收取钱款后，其他人(如股东薛芝)取出款项，涉及的问题是酒店财务制度执行不严的问题，与汪政智没有关系，更不能成为认定该案为自然人犯罪的理由。
3、从行为实施的程序上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是斯奇酒店公司的股东决定的。通过发行卡发展会员而吸收存款，是两个股东王佑和薛芝以及薛宝商量决定后由汪政智具体实施的(汪政智2111年8月16日讯问笔录，侦查卷第二卷第21页)，符合“单位决策机构做出决策由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的单位犯罪的重要特征。
4、人民检察院的《书》也指出，群众申报的是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吸收的公众存款，而不是汪政智个人吸收的公众存款。
5、本案不属于“虽然以单位名义实施但是不属于单位犯罪而应以自然人犯罪论”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6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4号)，有三种情形，虽然与单位相关但是不以单位犯罪论而是以自然人犯罪论处：
(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实施犯罪的
(2)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
(3)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具有上述任何情形，所以不属于自然人犯罪，是单位犯罪。
此外，本案办理过程中，办案机关查封了公司的财产和被告人汪的个人财产，这表明办案机关认为本案是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如果是自然人犯罪汪个人犯罪，那么公司与本案无关，公司的财产不属于查封范围，办案机关查封公司的财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根据，该查封是违法行为，应当追究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办案机关采取的上述措施只能有一个合理解释：本案是公司实施的单位犯罪，汪作为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责任，所以办案机关才能查封公司的财产和被告人汪个人的财产。
所以，本案属于单位犯罪汪作为公司股东聘用的管理人员，对于其实施、参与的犯罪活动，以“直接责任人员”的身份，承担刑事责任。
二、汪承担责任的数额
书指控，汪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总额2784400元，支付利息506080元，集资余额2278320元。辩护人对此没有异议。
三、量刑建议
辩护人完全同意公诉人提出的建议(本案发生的背景是安祥市非法集资活动“如火如荼”之时吸收的存款完全用于公司的合法经营活动，汪没有用于个人消费，客观危害较小，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小涉案公司是家族企业，与相关企业资金往来随意所以应当酌情从轻处罚)。基于以上事实和刑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汪免予刑事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建议在涉嫌刑事犯罪 的时候最好聘请专业律师为自己辩护，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诉讼权利不被伤害，同时也可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

[律师回复] 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

[律师回复]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吴某某亲属的委托，指派何峤巍律师为其辩护人。通过阅卷、会见被告人，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对于案情有了清楚、全面的了解，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吴某在该起案件中，既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具体理由如下：
　　
一、案件性质：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个人犯罪.
　　从本案事实来看，某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公司成立之初与投资户签订工程承包施工合同。在这一阶段近尾声时吴某才经人介绍来到该公司，并未参与该阶段工作；第二阶段该公司在江西种植项目投资，为吸引投资者，公司临时招聘包括吴某在内的一批业务员去各大超市商场发项目投资广告，他本人连基本工资都没有，客户依广告去公司签合同也是与公司其他人员签署，吴某每一单仅拿低廉的酬金。在公司既不管具体业务，又不参与签署合同收取资金，仅为公司最底层的业务员，至于公司的项目、合同金额、收款方式，均不了解。当然不应对其营销行为承担直接责任。
　　在公司通过POS机向客户的收款工作中，吴某起的作用很小，对其行为更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吴某虽并不具体负责收款及返款的事。具体怎么收款、怎么返款，返款多少都是由公司领导层决定。吴某只是发传单吸引客户，虽然这种行为与吸收存款有密切联系，但应该注意到两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从职务级别上看，吴某属于公司的下层人员。尽管本案涉案金额比较大，使不少家庭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但我们应该看到，吸收公众存款是公司的行为，起决策作用的是公司主要领导，吴某作为公司的最底层的职工，接受公司安排发广告传单的行为，也是情有可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会议纪要精神：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二、吴某承担责任的数额
起诉书指控，吴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总额6380000元，。辩护人对此有异议。 该部分数额所指向的客户，近三分之一不是吴某的客户，与数额核对不上。能够直接认定的数额仅为三百多万元，且这部分数额中还有吴某个人退给客户的提成。这些数额均应核算清楚才能用于定罪量刑。

三、吴某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中的作用较小
本案中一系列证据显示吴某并非该公司在册人员，在该公司不承担任何管理职责。
　　证据显示，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总经理、团队经理均另有他人，吴某并非在册人员。
　　
四、吴某到案后如实供述，有坦白情节，且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深，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综上，请法庭在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同时，注意到宽严适度，对于公司一般工作人员不能一概追究刑事责任。综上所述，被告人吴某在该起案件中，所起作用较小，参与的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其既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即使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也应从轻或减轻处罚。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在合议案件时充分考虑。
此致
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

[律师回复] 对于律师怎样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辩护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被告人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大沧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的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为汪的辩护人。通过查阅分析研究案卷、会见被告人，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辩护人对于案情有了清楚、全面的了解，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案件性质：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位和自然人都可以构成。自然人犯罪由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在单位犯罪案件中，除单位外，自然人如决策者、组织者、具体实施者也要承担刑事责任。两种情形中，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不同，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程度也明显不同。所以，在一个单位和自然人都能构成犯罪的案件中，关键的前提问题是：案件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
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这是辩护人综合考虑本案总体情况得出的结论。
1、从形式上看，吸收存款和借款都是以安祥市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奇酒店公司”)的名义进行的。集资人都是向斯奇酒店公司(向斯奇汽车租赁公司集资的，与嫌疑人汪政智没有任何关系)提供钱款，集资人收到的是盖有“安祥市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和其法定代表人王佑印章的《收据》和《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服务合同》，所涉双方当事人为集资人和斯奇酒店公司。总之，接受资金的当事人为斯奇酒店公司这个在法律上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而不是自然人。
2、从实质上看，被告人的行为完全是为单位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本案吸收的资金全部用于斯奇酒店公司的经营活动。集资人的证言、斯奇汽车酒店现金会计项美的证言、集资人提供的斯奇汽车酒店出具的收据和《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服务合同》等证据一致反映的，也是公诉机关《书》认可的事实是：凡是汪政智参与吸收的集资款，都是由集资人与汪政智商定后，由集资人将款交给会计项美，项美开具相关手续(《收据》和《合同》)。项美是作为斯奇酒店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不是个人，收取前述钱款。收取钱款后，当然用于斯奇酒店公司的经营活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汪政智个人截取相关集资款。至于收取钱款后，其他人(如股东薛芝)取出款项，涉及的问题是酒店财务制度执行不严的问题，与汪政智没有关系，更不能成为认定该案为自然人犯罪的理由。
3、从行为实施的程序上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是斯奇酒店公司的股东决定的。通过发行卡发展会员而吸收存款，是两个股东王佑和薛芝以及薛宝商量决定后由汪政智具体实施的(汪政智2111年8月16日讯问笔录，侦查卷第二卷第21页)，符合“单位决策机构做出决策由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的单位犯罪的重要特征。
4、人民检察院的《书》也指出，群众申报的是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吸收的公众存款，而不是汪政智个人吸收的公众存款。
5、本案不属于“虽然以单位名义实施但是不属于单位犯罪而应以自然人犯罪论”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6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4号)，有三种情形，虽然与单位相关但是不以单位犯罪论而是以自然人犯罪论处：
(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实施犯罪的;
(2)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
(3)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具有上述任何情形，所以不属于自然人犯罪，是单位犯罪。
此外，本案办理过程中，办案机关查封了公司的财产和被告人汪的个人财产，这表明办案机关认为本案是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如果是自然人犯罪汪个人犯罪，那么公司与本案无关，公司的财产不属于查封范围，办案机关查封公司的财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根据，该查封是违法行为，应当追究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办案机关采取的上述措施只能有一个合理解释：本案是公司实施的单位犯罪，汪作为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责任，所以办案机关才能查封公司的财产和被告人汪个人的财产。
所以，本案属于单位犯罪;汪作为公司股东聘用的管理人员，对于其实施、参与的犯罪活动，以“直接责任人员”的身份，承担刑事责任。
二、汪承担责任的数额
书指控，汪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总额2784400元，支付利息506080元，集资余额2278320元。辩护人对此没有异议。
三、量刑建议
辩护人完全同意公诉人提出的建议(本案发生的背景是安祥市非法集资活动“如火如荼”之时;吸收的存款完全用于公司的合法经营活动，汪没有用于个人消费，客观危害较小，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小;涉案公司是家族企业，与相关企业资金往来随意所以应当酌情从轻处罚)。基于以上事实和刑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汪免予刑事处罚。

[律师回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作为本案被告人吴某的辩护人，参与了一审诉讼活动，现就本案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发表以下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参考：
辩护人总的辩护观点是：被告人吴某在该起案件中，既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具体理由如下：
1.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从本案事实看公司吸收公众存款，均是以的名义进行的，所筹集资金也属于公司所有。应依照刑法第31条和第176条第二款的规定，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部第一节第2项规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应当注意的是，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2
.从本案事实来看，三生公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公司成立前期与投资户签订种植承包合同。在这一阶段吴某是公司的司机，其职责就是为吴总开车，没有证据证明其协助其父亲进行公司的日常工作。二是自2006年3月份起，民生公司主要采用销售宫廷御酒的方式吸收资金。在此期间，吴某在公司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开车，其在营销策划部虽然有人叫他副经理，但没有正式的任命，在营销策划部也没有分管具体业务。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并非营销策划部的主管人员。对此公司员工何某、胡某及夏某等人证实：武某在营销部负责策划酒的业务，作出计划，由其他人实施。吴某主要是协助武某工作，还担任丁付启司机，有时也对公司工作提些意见。而武某也讲吴某：他挂个营销部副经理名，平时开个车好出去，至于给公司办什么事，我问不了，也不问，他也从不向我讲。他在营销部没有具体业务。因此，策划营销部的工作是由武某直接领导安排的，吴某对于策划营销部的既没有管理权，也没有对营销部进行过任何管理，当然不应对其营销行为承担直接责任。
3.在公司通过电子银行向客户的返款工作中，吴某起的作用很小，对其行为更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微机室操作人员何某、胡某证言，公司向客户返款的一般程序是：每月到返款给客户的时间，从输入微机的客户资料里列表计算出给每个客户返款多少钱，最后用打印机拉出这些表，交给刘某，由他审核以后，按表上的金额汇给客户，胡某负责电子银行。银行卡与密码由吴某和胡某保管，一开始放在吴某那，胡某需要时，就向吴某要，用后再给他，后来就放胡某那里了，刘某也保管过一两次。 由此可见，吴某虽然保管过银行卡和密码，但其并不具体负责主管决定返款的事。具体怎么返款，返款多少都是由策划部或者财政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公司总经理批准后施行，其对卡上的资金并没有支配权。银行卡由谁保管并不重要，并不能证明谁就是负责返款责任人。如果仅仅因为吴某保管银行卡就认为他就是返款的直接责任人，进而定罪，是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的。实际上，参与返款工作的人员很多，比如微机操作员等，也牵涉到多个工作环节。保管银行卡只是其中的环节之一，并不起决定作用。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返还钱款，虽然这种行为与吸收存款有密切联系，但应该注意到两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此时吸收存款已经完成，返款的行为客观上来说，是在为客户减少损失。
4.从职务级别上看，吴某属于公司的下层人员。其虽有策划部副经理之名，但他在民强公司主要是负责开车和办理公司内部的一些琐碎事务，就其在公司所处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来看，和公司一般员工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一没有与公司客户直接发生关系，二没有直接参与销售酒的计划制定和实施。策划营销部的工作是由孙辛武直接领导负责的。当然由于其和公司董事长丁付启是父子关系，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在一般员工眼里，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在目前的社会现状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本案涉案金额比较大，使不少家庭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但我们应该看到，吸收公众存款是民强公司的行为，起决策作用的是公司主要领导，吴某作为公司的一名职工，接受公司领导安排办理一些具体业务，也是情有可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部第一节第2项规定：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我们在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宽严适度，对于公司一般工作人员不能一概追究刑事责任。综上所述，被告人吴某在该起案件中，所起作用较小，参与的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其既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之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在合议案件时充分考虑。
此致
辩护人：

[律师回复] 你好，很高兴为你提供吸收公众存款罪辩护词，如下：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作为本案被告人吴某的辩护人，参与了一审诉讼活动，现就本案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发表以下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参考：
辩护人总的辩护观点是：被告人吴某在该起案件中，既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具体理由如下：
1.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从本案事实看，民生公司吸收公众存款，均是以阜阳市民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的，所筹集资金也属于公司所有。应依照刑法第31条和第176条第二款的规定，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部第一节第2项规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应当注意的是，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2
.从本案事实来看，三生公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公司成立前期与投资户签订种植承包合同。在这一阶段吴某是公司的司机，其职责就是为吴总开车，没有证据证明其协助其父亲进行公司的日常工作。二是自2006年3月份起，民生公司主要采用销售宫廷御酒的方式吸收资金。在此期间，吴某在公司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开车，其在营销策划部虽然有人叫他副经理，但没有正式的任命，在营销策划部也没有分管具体业务。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并非营销策划部的主管人员。对此公司员工何某、胡某及夏某等人证实：武某在营销部负责策划酒的业务，作出计划，由其他人实施。吴某主要是协助武某工作，还担任丁付启司机，有时也对公司工作提些意见。而武某也讲吴某：他挂个营销部副经理名，平时开个车好出去，至于给公司办什么事，我问不了，也不问，他也从不向我讲。他在营销部没有具体业务。因此，策划营销部的工作是由武某直接领导安排的，吴某对于策划营销部的既没有管理权，也没有对营销部进行过任何管理，当然不应对其营销行为承担直接责任。
3.在公司通过电子银行向客户的返款工作中，吴某起的作用很小，对其行为更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微机室操作人员何某、胡某证言，公司向客户返款的一般程序是：每月到返款给客户的时间，从输入微机的客户资料里列表计算出给每个客户返款多少钱，最后用打印机拉出这些表，交给刘某，由他审核以后，按表上的金额汇给客户，胡某负责电子银行。银行卡与密码由吴某和胡某保管，一开始放在吴某那，胡某需要时，就向吴某要，用后再给他，后来就放胡某那里了，刘某也保管过一两次。 由此可见，吴某虽然保管过银行卡和密码，但其并不具体负责主管决定返款的事。具体怎么返款，返款多少都是由策划部或者财政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公司总经理批准后施行，其对卡上的资金并没有支配权。银行卡由谁保管并不重要，并不能证明谁就是负责返款责任人。如果仅仅因为吴某保管银行卡就认为他就是返款的直接责任人，进而定罪，是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的。实际上，参与返款工作的人员很多，比如微机操作员等，也牵涉到多个工作环节。保管银行卡只是其中的环节之一，并不起决定作用。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返还钱款，虽然这种行为与吸收存款有密切联系，但应该注意到两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此时吸收存款已经完成，返款的行为客观上来说，是在为客户减少损失。
4.从职务级别上看，吴某属于公司的下层人员。其虽有策划部副经理之名，但他在民强公司主要是负责开车和办理公司内部的一些琐碎事务，就其在公司所处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来看，和公司一般员工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一没有与公司客户直接发生关系，二没有直接参与销售酒的计划制定和实施。策划营销部的工作是由孙辛武直接领导负责的。当然由于其和公司董事长丁付启是父子关系，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在一般员工眼里，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在目前的社会现状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本案涉案金额比较大，使不少家庭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但我们应该看到，吸收公众存款是民强公司的行为，起决策作用的是公司主要领导，吴某作为公司的一名职工，接受公司领导安排办理一些具体业务，也是情有可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部第一节第2项规定：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我们在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宽严适度，对于公司一般工作人员不能一概追究刑事责任。综上所述，被告人吴某在该起案件中，所起作用较小，参与的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其既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之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在合议案件时充分考虑。

[律师回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176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0.12.13）第1条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亲属和其本人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第二被告王的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职责，承担辩护任务。 　　签于本案的立案背景和社会反响，经过详细翻阅案卷，认真会见被告以及上次和今天两次参加庭审所掌握的情况，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王犯有票据诈骗罪的事实不清和证据不足。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王介绍Ａ和Ｂ认识是出于请教专业知识的需要，并非起诉书所指帮助Ａ物色可以实施犯罪的单位。从被告人王、Ａ）和Ｂ的在公安机关的口述可以互相印证说明，被告人王是在2007年3月以前，因Ａ需要了解公司增资扩股的操作程序知识，被告人王才介绍他和某某公司财务总监Ｂ认识的，当时他们的见面也确实只是讨论有关公司扩股验资方面的事情，互相还交换了名片，并没有谈及Ａ借用某某公司任何款项的问题。Ａ是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Ｂ是某某公司的财务总监，以后Ａ和Ｂ之间的互相接触或电话联系商谈借用资金的问题应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业务联系。被告人王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当然无权干涉。
二、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资料是Ｂ主动交给Ａ的，与被告人王无关。从上次庭审中公诉人对被告人Ａ和王的讯问以及Ａ的口供中可以证明，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资料是Ｂ打电话给Ａ联系好后，由Ｂ主动交付给Ａ的，Ｂ之所以通知被告人王，是因为他要告诉被告人王资料在Ａ那里，要求王从Ａ处领取并且帮助他为某某公司在某某银行市南支行开户。Ｂ交付开户资料给Ａ时被告人王在外地出差，根本就不在青岛，她接到Ｂ的电话后，只不过出于工作上的责任心帮助Ｂ再次和Ａ联系了一次。根据证人某某公司法人代表徐柏平的证言，某某公司财务总监Ｂ具有500万元资金的调配权限。根据Ａ单独在公安机面前作出的口供可以证明，Ａ是在和Ｂ就借用某某公司500万元款项的利息达成了约定后，Ｂ才将银行开户资料主动送交Ａ手下人员的。
三、Ａ私自刻制某某公司的印章、更换某某公司开户印鉴的过程被告人王既没参与也不知情。在庭审中Ａ和王的陈述以及吴明生等证人的证言均一致证明，Ａ在拿到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资料后私自派人偷刻了某某公司的法人章和财务转用章，并且调换了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印鉴。对于这一点，根据Ａ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口供可以证明Ｂ对他的行为是明知的，并且心照不宣。而被告人王对此当时是一无所知，并且她在事后得知Ａ更换了某某公司的印鉴后也及时告诉了某某公司财务总监Ｂ。这也充分证明了被告人王并没有和Ａ共谋伪造某某公司印章的事实。
四、Ａ动用某某公司500万元存款是他本人和Ｂ达成一直意见的结果，被告人王在印鉴核对无误后没有理由拒绝出票划款。通过庭审已经查明，2007年7月底，Ａ要求被告人王从某某公司的帐户中划出500万元出具本票一事，是Ａ和Ｂ已经说好的事情，被告人王作为银行工作人员没有理由对符合印鉴的提款请求予以拒绝，况且Ａ和王说Ｂ知道并且同意这样操作。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在本案中既没有非法占有青岛某某经济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某某公司）的动机和故意，也没有参与或共谋伪造某某公司的印章骗取某某公司的500万元款项，更没有从中取得任何回扣或好处费，其在印鉴比对无误的情况下出具的本票符合银行业务规则和操作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票据诈骗罪的规定，因此青岛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关于指控被告人犯票据王诈骗罪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王进行无罪释放。本辩护意见暂且到此。谢谢！ 此致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某某 某某律师事务所律以上就是根据规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无罪辩护的回答。

[律师回复] 律师事务所除提供以下三大类服务项目仍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外，其他服务收费全部放开：
一是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
二是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
三是担任公民请求国家赔偿案件的代理人。
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
【计件收费】
(一)代理刑事诉讼案件
1.刑事诉讼案件分阶段收费：
(1)侦查阶段1200-8000元/件
(2)审查起诉阶段1200-8000元/件
(3)审判阶段1200-15000元/件
2.担任刑事自诉案件被告人的代理人或刑事案件被害人代理人的，按上述标准酌减收费。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参照代理民事诉讼案件的标准收费。
(二)代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案件
1.不涉及财产关系或争议标的在10万元(含10万元)以下的，每件收取基本代理费1000-8000元;
2.涉及10万元以上财产关系的，除收取基本代理费外，另按争议标的大小，分段累计收费：
10万元以上—50万元部分(含50万元)4-6%
50万元以上—100万元部分(含100万元)3-5%
100万元以上—500万元部分(含500万元)2-4%
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部分(含1000万元)1-3%
1000万元以上1-2%
(三)代理刑事、民事、行政二审、重审和再审案件、刑事死刑复核案件的，执行一审收费标准;但代理一审后再代理二审、或代理二审后再代理重审、或代理一审、二审后再代理再审的，按一审标准酌减收费。
【计时收费】
律师办理上述法律事务，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计时收费，具体标准：
(一)每小时60—1200元，不足1小时超过30分钟的，按1小时计算;不足30分钟的，不收费。
(二)计算工作时间是律师办理法律事务的有效工作时间，包括接待委托人法律咨询，向委托人了解案情、调查取证、查阅案卷、起草诉讼文书和法律文件，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庭应诉、参与调解和谈判，代办各类手续以及办理其他相关法律事务的时间。具体如何计算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律师在办理法律事务时，花费在旅途上(包括在同一城市内)的时间，以一半计时。
【风险代理收费】
风险代理收费是指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时，服务报酬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应实现的目标、效果和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时间、比例、条件等先行约定，达到约定条件的，按约定支付费用;不能实现约定的，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专门的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时限、收费数额或比例。合同中应当载明已告知委托人政府指导价。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

[律师回复] 找律师一般是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还有就是各个地方的经济水平来进行收费的，请律师涉及到的费用有常规收费、包干收费和风险收费。律师收费也就有一审收费、二审收费、执行程序收费三个阶段。
风险收费是指在执行到判决、调解、和解的款项之前，只收取较少的费用，待胜诉或执行到款项后再收取较高的费用。收费标准为前期费用大约为2000-10000，胜诉后为胜诉或执行到金额的10-30%。

[律师回复] 你好。侵犯的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双重客体，其既侵犯了国家有关集资的金融管理制度、而且亦会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可后罪侵犯的客体却是单一的，即为国家有关集资主要是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信贷管理制度。行为人出于营利之目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了经营，非法吸收刑事辩护词模板，但由于经营不善或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了经营的亏损，即使无法给存款人还本付息，亦不能认定为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构成犯罪的，也只能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律师回复] 侦查阶段律师能否调查取证，刑事诉讼法未有明确规定。但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却从一个侧面印证律师有权调查取证。第四十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如何调查取证，怎样调查取证，学界和实务界均有不少的争论和论述。我以为，这个阶段调查取证的重点可以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羁押必要性进行调查取证，为申请取保候审做必要的证据准备;另一个是搜集类似案件的相关案例，为无罪或罪轻辩护做必要准备。严格禁止反侦查的调查取证。近些年，被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律师几乎都与反侦查的调查取证有关。
综合上面所说的，在刑诉侦查阶段是可以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但是辩护也是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例来进行，特别是对于辩护的证据一定要用合法的方式来进行取得，在一起案件里面证据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律师在辩护的时候也会遵守职业道德为当事人做辩护。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吴某某亲属的委托，指派律师为其辩护人。通过阅卷、会见被告人，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对于案情有了清楚、全面的了解，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吴某在该起案件中，既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具体理由如下：
　　
一、案件性质：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个人犯罪.
　　从本案事实来看，某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公司成立之初与投资户签订工程承包施工合同。在这一阶段近尾声时吴某才经人介绍来到该公司，并未参与该阶段工作；第二阶段该公司在江西种植项目投资，为吸引投资者，公司临时招聘包括吴某在内的一批业务员去各大超市商场发项目投资广告，他本人连基本工资都没有，客户依广告去公司签合同也是与公司其他人员签署，吴某每一单仅拿低廉的酬金。在公司既不管具体业务，又不参与签署合同收取资金，仅为公司最底层的业务员，至于公司的项目、合同金额、收款方式，均不了解。当然不应对其营销行为承担直接责任。
　　在公司通过POS机向客户的收款工作中，吴某起的作用很小，对其行为更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吴某虽并不具体负责收款及返款的事。具体怎么收款、怎么返款，返款多少都是由公司领导层决定。吴某只是发传单吸引客户，虽然这种行为与吸收存款有密切联系，但应该注意到两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从职务级别上看，吴某属于公司的下层人员。尽管本案涉案金额比较大，使不少家庭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但我们应该看到，吸收公众存款是公司的行为，起决策作用的是公司主要领导，吴某作为公司的最底层的职工，接受公司安排发广告传单的行为，也是情有可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会议纪要精神：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二、吴某承担责任的数额
起诉书指控，吴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总额6380000元，。辩护人对此有异议。 该部分数额所指向的客户，近三分之一不是吴某的客户，与数额核对不上。能够直接认定的数额仅为三百多万元，且这部分数额中还有吴某个人退给客户的提成。这些数额均应核算清楚才能用于定罪量刑。

三、吴某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中的作用较小
本案中一系列证据显示吴某并非该公司在册人员，在该公司不承担任何管理职责。
　　证据显示，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总经理、团队经理均另有他人，吴某并非在册人员。
　　
四、吴某到案后如实供述，有坦白情节，且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深，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综上，请法庭在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同时，注意到宽严适度，对于公司一般工作人员不能一概追究刑事责任。综上所述，被告人吴某在该起案件中，所起作用较小，参与的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其既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即使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也应从轻或减轻处罚。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在合议案件时充分考虑。
此致
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

[律师回复] 对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是否立案侦查，取决于有没有涉嫌以下三种情形中的一种：
一是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上来看，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二是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户数上来看，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
三是从造成的经济损失上来看，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律师回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位和自然人都可以构成。自然人犯罪由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在单位犯罪案件中，除单位外，自然人如决策者、组织者、具体实施者也要承担刑事责任。两种情形中，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