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面临的风险主要有哪些?

[律师回复] 辩护词基本内容应当从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影响量刑的情节如：初犯、从犯、数额、分赃数额、危害后果、认罪态度、悔罪表现、被害人谅解等等方面。着重论述犯罪是否构成以及如果应当得到最轻的处罚等等。

[律师回复] 做无罪辩护有风险吗,无罪辩护不成功有什么后果 有风险。 无罪辩护，就是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犯罪行为，已经承认的，属于翻供，这样一来，无论是自首、坦白都不成立，也就不存在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坦白从宽原则，自首，坦白都可能作为法定量刑从轻的理由(是可以从轻，但不是一定)，而做无罪辩护，意味着将可能失去这些条件，一旦认定有罪，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 由于无罪辩护的成功率特别低，甚至带给被告人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以下是总结的特别应当慎做无罪辩护的几种情形。 (一)死刑案件 死刑案件指根据法律规定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由于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给被告人带来任何不利，否则就是灭顶之灾。但正因为死刑的严重性，律师也一定要善于发现案件中的问题，而所发现的问题是否足以支持律师做无罪辩护，这是考量律师胆识的地方。法律规定的“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疑罪从轻”。 我认为就通常而言，律师发现的问题或取得的证据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指控的基本事实时，根据我国的司法实情，还是以被告人认罪、律师做罪轻辩护为上。特别是被告人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时，不能因为法官认为被告人拒不悔罪而未得到从轻，丧失了挽回生命的机会。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人的生命更重要，律师首先、必须尽到的职责是如何为被告人带来生机，实现法律的相对公正，除非被告人自己选择“杀身成仁”。 (二)有同案犯的案件 共同犯罪中如果被认定为从犯，其所获得的刑罚根据法律规定一般应当比主犯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为主犯认罪，从犯不认罪，律师为从犯做无罪辩护，导致从犯比主犯宣告刑重的案例也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律师的辩护效果有了直接的客观评价标准，轻者被告人及其家属不满，重者会被被告人家属投诉，因此在有同案犯的情况下，律师一定要慎重考虑是否做无罪辩护。 (三)可能构成其他罪名的案件 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能构成另一罪名时，律师是否做无罪辩护，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以陉行改判其他罪名，律师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提出构成他罪，有充当公诉人之嫌；如果仅就指控的罪名做无罪辩护，可能对最终宣判的罪名的量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因此律师要综合全案的情况，积极和被告人及其家属沟通，将风险和后果告知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做无罪辩护。 如果是辩护人辩护无罪，那没什么后果，如果是被告人自我辩护无罪，一旦判其有罪，那么会认为被告人不具有悔罪表现，在量刑时可能会从重量刑。

[律师回复] 标题:写“关于×××(被告人姓名 ) ××案件的辩护词”或略写为“辩 护词” 。
称谓:一般写于“审判长” 、 “人民陪审员”或“审判长” 、 “审判员” 。 辩护引言:其主要内容有三:
写明自己出庭辩护的合法性:单位受人委托,本人受单位指派。 写明发言前的准备工作 (包括阅卷调查、会见被告人 ) 等 ;
写明对法庭调查及本案件性质的基本观点。正文即辩护理由。
这是辩护词的主体部分。其 主要内容:
从对犯罪事实的方面进行辩护。 通常有三种情况:
(1)起诉书指控的事实 根本不存在,或者部分不存在,可作无罪或罪轻的辩护 ;
(2)起诉书指控 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可作要求延期审理,退回补充侦查的辩护 ;
(3)起诉指控的事实虽然存在,但被告人具有不负刑事责任的法定条件,可 作不负刑事责任的辩护 ; 或者指控的事实确已作过处理,可作不应再予 判刑的辩护等等。
从适用法律方面辩护。辩护人针对起诉书所援引法律的不当之处, 进行 揭露和反驳。援引法律不当,或者导致确定罪名不当,或者导致量刑偏 重。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未予考虑。辩护人应当阐 明怎样理解和援引法律才是正确的,并提出自己对援引法律的意见。
从情理上进行辩护。这可以联系被告人的一贯表现,犯罪起因、犯罪后 果,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等,紧紧抓住被告有利的情节和条件全面地分 析 ; 充分地说理,认真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以上所述辩护理由的三个方面,并不是辩护词的全部内容, 也不是每一 篇辩护词都必须具备的, 案件是千差万别的, 辩护词的内容也是灵活多

[律师回复] 做无罪辩护有风险吗,无罪辩护不成功有什么后果 有风险。 无罪辩护，就是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犯罪行为，已经承认的，属于翻供，这样一来，无论是自首、坦白都不成立，也就不存在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坦白从宽原则，自首，坦白都可能作为法定量刑从轻的理由(是可以从轻，但不是一定)，而做无罪辩护，意味着将可能失去这些条件，一旦认定有罪，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 由于无罪辩护的成功率特别低，甚至带给被告人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以下是总结的特别应当慎做无罪辩护的几种情形。 (一)死刑案件 死刑案件指根据法律规定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由于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给被告人带来任何不利，否则就是灭顶之灾。但正因为死刑的严重性，律师也一定要善于发现案件中的问题，而所发现的问题是否足以支持律师做无罪辩护，这是考量律师胆识的地方。法律规定的“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疑罪从轻”。 我认为就通常而言，律师发现的问题或取得的证据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指控的基本事实时，根据我国的司法实情，还是以被告人认罪、律师做罪轻辩护为上。特别是被告人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时，不能因为法官认为被告人拒不悔罪而未得到从轻，丧失了挽回生命的机会。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人的生命更重要，律师首先、必须尽到的职责是如何为被告人带来生机，实现法律的相对公正，除非被告人自己选择“杀身成仁”。 (二)有同案犯的案件 共同犯罪中如果被认定为从犯，其所获得的刑罚根据法律规定一般应当比主犯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为主犯认罪，从犯不认罪，律师为从犯做无罪辩护，导致从犯比主犯宣告刑重的案例也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律师的辩护效果有了直接的客观评价标准，轻者被告人及其家属不满，重者会被被告人家属投诉，因此在有同案犯的情况下，律师一定要慎重考虑是否做无罪辩护。 (三)可能构成其他罪名的案件 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能构成另一罪名时，律师是否做无罪辩护，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以陉行改判其他罪名，律师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提出构成他罪，有充当公诉人之嫌；如果仅就指控的罪名做无罪辩护，可能对最终宣判的罪名的量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因此律师要综合全案的情况，积极和被告人及其家属沟通，将风险和后果告知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做无罪辩护。 如果是辩护人辩护无罪，那没什么后果，如果是被告人自我辩护无罪，一旦判其有罪，那么会认为被告人不具有悔罪表现，在量刑时可能会从重量刑。

[律师回复] 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应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一)控诉方指控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二)控诉方或辩护方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属于下述情况，依据法律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的：
1、被告人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2、被告人行为系合法行为;
3、被告人没有实施控诉方指控的犯罪行为;
(三)其它依法认定被告人无罪的情况。
为被告人做有罪辩护，应着重从案件定性和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方面进行。
在庭审过程中发现审判程序违法，律师应当向法庭指出并要求予以纠正。
辩护技巧：
1、有针对性，要针对指控的主要证据进行辩驳。
2、在法庭调查时埋下伏笔，到法庭辩护时引爆炸弹。
3、抓住公诉人的错误逻辑，适当引导，带他到阴沟里，并由此用他自己的理论导出无罪或罪轻的结论。
4、适当时机的“退一步讲”。
5、善于“察言观色”，要懂法官的表情，适当时加重解释，或一言带过。
6、不要制作完整的“辩护词”，但要有完整的辩护提纲，法庭辩论要随机应变，看辩护词“照本宣科”式辩论不足取。
7、抓住第二轮辩护，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有重点，不要纠缠细枝末节。

[律师回复] 无罪辩护——是为不应失去人身自由或者生存权的人依法争得人身自由或生存权而辩护。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的，可作无罪辩护：
　　(一)无刑事责任能力
　　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简言之，刑事责任能力就是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律师可以做无罪辩护的法定事由
　　
1、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按照我国《刑法》第17条里对责任年龄作了较为集中的规定，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年龄阶段。
　　
(1)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对不满14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概不追究刑事责任。
　　
(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只对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 “负刑事责任，如果实施的是上面八种犯罪以外的危害行为，并不负刑事责任。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6周岁的人除需要其他特殊要求的外，原则上可以构成刑法中所有的犯罪，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2、精神障碍
　　
(1)完全无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我国《刑法》第18条第1款载明：“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根据这一规定，认定精神障碍者为无责任能力，必需同时具备两个标准;1医学标准。亦称生物学标准，简言之即实施危害行为者是精神病人。确切地讲，是指从医学上看，行为人是基于精神病理的作用而实施特定危害社会行为的精神病人。2心理学标准。亦称法学标准，是指从心理学、法学的角度看，患有精神病的行为人的危害行为，不但是由精神病理机制直接引起的，而且由于精神病里的作用，使其行为时丧失了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触犯刑法之行为的能力。
　　
①间歇性精神病人的犯罪问题。刑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②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律师回复] 做无罪辩护有风险吗,无罪辩护不成功有什么后果 有风险。 无罪辩护，就是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犯罪行为，已经承认的，属于翻供，这样一来，无论是自首、坦白都不成立，也就不存在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坦白从宽原则，自首，坦白都可能作为法定量刑从轻的理由(是可以从轻，但不是一定)，而做无罪辩护，意味着将可能失去这些条件，一旦认定有罪，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 由于无罪辩护的成功率特别低，甚至带给被告人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以下是总结的特别应当慎做无罪辩护的几种情形。 (一)死刑案件 死刑案件指根据法律规定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由于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给被告人带来任何不利，否则就是灭顶之灾。但正因为死刑的严重性，律师也一定要善于发现案件中的问题，而所发现的问题是否足以支持律师做无罪辩护，这是考量律师胆识的地方。法律规定的“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疑罪从轻”。 我认为就通常而言，律师发现的问题或取得的证据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指控的基本事实时，根据我国的司法实情，还是以被告人认罪、律师做罪轻辩护为上。特别是被告人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时，不能因为法官认为被告人拒不悔罪而未得到从轻，丧失了挽回生命的机会。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人的生命更重要，律师首先、必须尽到的职责是如何为被告人带来生机，实现法律的相对公正，除非被告人自己选择“杀身成仁”。 (二)有同案犯的案件 共同犯罪中如果被认定为从犯，其所获得的刑罚根据法律规定一般应当比主犯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为主犯认罪，从犯不认罪，律师为从犯做无罪辩护，导致从犯比主犯宣告刑重的案例也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律师的辩护效果有了直接的客观评价标准，轻者被告人及其家属不满，重者会被被告人家属投诉，因此在有同案犯的情况下，律师一定要慎重考虑是否做无罪辩护。 (三)可能构成其他罪名的案件 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能构成另一罪名时，律师是否做无罪辩护，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以陉行改判其他罪名，律师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提出构成他罪，有充当公诉人之嫌；如果仅就指控的罪名做无罪辩护，可能对最终宣判的罪名的量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因此律师要综合全案的情况，积极和被告人及其家属沟通，将风险和后果告知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做无罪辩护。 如果是辩护人辩护无罪，那没什么后果，如果是被告人自我辩护无罪，一旦判其有罪，那么会认为被告人不具有悔罪表现，在量刑时可能会从重量刑。

[律师回复] 做无罪辩护有风险吗,无罪辩护不成功有什么后果 有风险。 无罪辩护，就是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犯罪行为，已经承认的，属于翻供，这样一来，无论是自首、坦白都不成立，也就不存在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坦白从宽原则，自首，坦白都可能作为法定量刑从轻的理由(是可以从轻，但不是一定)，而做无罪辩护，意味着将可能失去这些条件，一旦认定有罪，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 由于无罪辩护的成功率特别低，甚至带给被告人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以下是总结的特别应当慎做无罪辩护的几种情形。 (一)死刑案件 死刑案件指根据法律规定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由于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给被告人带来任何不利，否则就是灭顶之灾。但正因为死刑的严重性，律师也一定要善于发现案件中的问题，而所发现的问题是否足以支持律师做无罪辩护，这是考量律师胆识的地方。法律规定的“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疑罪从轻”。 我认为就通常而言，律师发现的问题或取得的证据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指控的基本事实时，根据我国的司法实情，还是以被告人认罪、律师做罪轻辩护为上。特别是被告人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时，不能因为法官认为被告人拒不悔罪而未得到从轻，丧失了挽回生命的机会。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人的生命更重要，律师首先、必须尽到的职责是如何为被告人带来生机，实现法律的相对公正，除非被告人自己选择“杀身成仁”。 (二)有同案犯的案件 共同犯罪中如果被认定为从犯，其所获得的刑罚根据法律规定一般应当比主犯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为主犯认罪，从犯不认罪，律师为从犯做无罪辩护，导致从犯比主犯宣告刑重的案例也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律师的辩护效果有了直接的客观评价标准，轻者被告人及其家属不满，重者会被被告人家属投诉，因此在有同案犯的情况下，律师一定要慎重考虑是否做无罪辩护。 (三)可能构成其他罪名的案件 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能构成另一罪名时，律师是否做无罪辩护，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以陉行改判其他罪名，律师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提出构成他罪，有充当公诉人之嫌；如果仅就指控的罪名做无罪辩护，可能对最终宣判的罪名的量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因此律师要综合全案的情况，积极和被告人及其家属沟通，将风险和后果告知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做无罪辩护。 如果是辩护人辩护无罪，那没什么后果，如果是被告人自我辩护无罪，一旦判其有罪，那么会认为被告人不具有悔罪表现，在量刑时可能会从重量刑。

[律师回复] 做无罪辩护有风险吗,无罪辩护不成功有什么后果 有风险。 无罪辩护，就是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犯罪行为，已经承认的，属于翻供，这样一来，无论是自首、坦白都不成立，也就不存在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坦白从宽原则，自首，坦白都可能作为法定量刑从轻的理由(是可以从轻，但不是一定)，而做无罪辩护，意味着将可能失去这些条件，一旦认定有罪，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 由于无罪辩护的成功率特别低，甚至带给被告人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以下是总结的特别应当慎做无罪辩护的几种情形。 (一)死刑案件 死刑案件指根据法律规定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由于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给被告人带来任何不利，否则就是灭顶之灾。但正因为死刑的严重性，律师也一定要善于发现案件中的问题，而所发现的问题是否足以支持律师做无罪辩护，这是考量律师胆识的地方。法律规定的“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疑罪从轻”。 我认为就通常而言，律师发现的问题或取得的证据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指控的基本事实时，根据我国的司法实情，还是以被告人认罪、律师做罪轻辩护为上。特别是被告人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时，不能因为法官认为被告人拒不悔罪而未得到从轻，丧失了挽回生命的机会。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人的生命更重要，律师首先、必须尽到的职责是如何为被告人带来生机，实现法律的相对公正，除非被告人自己选择“杀身成仁”。 (二)有同案犯的案件 共同犯罪中如果被认定为从犯，其所获得的刑罚根据法律规定一般应当比主犯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为主犯认罪，从犯不认罪，律师为从犯做无罪辩护，导致从犯比主犯宣告刑重的案例也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律师的辩护效果有了直接的客观评价标准，轻者被告人及其家属不满，重者会被被告人家属投诉，因此在有同案犯的情况下，律师一定要慎重考虑是否做无罪辩护。 (三)可能构成其他罪名的案件 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能构成另一罪名时，律师是否做无罪辩护，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以陉行改判其他罪名，律师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提出构成他罪，有充当公诉人之嫌；如果仅就指控的罪名做无罪辩护，可能对最终宣判的罪名的量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因此律师要综合全案的情况，积极和被告人及其家属沟通，将风险和后果告知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做无罪辩护。 如果是辩护人辩护无罪，那没什么后果，如果是被告人自我辩护无罪，一旦判其有罪，那么会认为被告人不具有悔罪表现，在量刑时可能会从重量刑。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刑事辩护人注意的风险有哪些 一、律师在递交手续时的风险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律师凭三证可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是否意味着律师可以不用向办案机关递交手续，直接凭三证到会见? 实践中，根据新刑诉法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案机关。因此，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先将委托人签署的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及律师证复印件，递交办案机关，之后再安排会见事宜。根据法律规定，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了解嫌疑人关押的地点，如果不到办案机关递交手续，就无法了解这些情况。律师只要履行了递交手续义务，办案机关及就应当安排律师到会见。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可能会以律师没有将委托情况告知办案机关为由，拒绝律师会见。 二、律师会见时，存在被监听的风险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这并不意味着律师可以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而这些谈话是否可能引发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后果?所以，律师在会见时仍要有被监听的意识。 虽然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实际上否有监听或监控，律师是无法把握的。因此，律师有义务在会见时把该情况如实地告知被会见人。律师提供咨询意见，要自觉地接受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约束，同时也要告知当事人要谨慎地提出咨询问题。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所产生的弊端，当事人可能怀疑律师不遵守保密和忠诚的职业道德，从而遭到当事人的投诉。 三、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时存在风险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的。 实务中，在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咨询过程中，律师只能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讲清所涉罪名的实体、程序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让其根据法律的规定，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而不可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陈述。如果律师教唆作虚假供述，律师将被投诉、处罚。 四、律师在会见时解答方面存在风险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明确的问题，比如“我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个我要不要讲”、“我要不要交代”时，律师一般以这样的句式来回答较妥：“你这个问题是涉及主观方面的问题，关于主观方面，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对象是否适格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事实认定的原则，即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问题，关于这个原则，法律规定和实践掌握是这样的……”。也就是律师回答犯罪嫌疑人问题，要用法律条文及法律条文的解释、法律原则及法律原则的解释、基本法理、实践规则等。而不引导、不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虚假辩解。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律师明确的回答去做而又造成不利影响，其会投诉律师;律师教唆、引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怎么辩解，也会遭到处罚。 五、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存在有风险著名刑辩律师王思鲁说：“《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像是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疑是刑辩律师执业风险的来源之 一，也是许多律师对刑事辩护‘保持慎戒’的罪愧祸首”。 在侦查阶段，律师作为辩护人，是否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是否有权将犯罪嫌疑人所提供的作案工具提取而拒不提供?实务中，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除“犯罪嫌疑人不在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系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三类情形”外，不得调查其他证据。如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也可以全面展开调查的话，那就与国家机关的侦查权存在冲突。律师取到定罪或罪重的证据，不交出来是隐匿证据，很可能涉嫌《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严重的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提供出来，那就是违反《律师法》中“律师的责任是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和从轻、免除刑罚的材料和意见”的规定，是违反职业道德，也要遭受行业处罚。 六、传递家信中存在的风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的话，哪些可以传递给，哪些不能传递?律师是否可以带“家书”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是不是与案情无关的都可以传递?是不是什么材料都可以让其签? 实务中，律师不得秘密夹带家属的信件、物品进入，不得传递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要带给对方的“暗语”，不得让犯罪嫌疑人签署与其定罪量刑有关的委托书、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刑诉法扩大了律师会见权，同时对律师的约束也加强了，对律师进出的各种监控和检查会更加严格。有些规定律师不得向犯罪嫌疑人传递信件和物品，如果违反了，可能导致其向司法行政部门发出处罚建议书。有些话有可能是有特殊含义的暗语，律师也要注意，不得传递，否则有串供之嫌。有些法律文件，涉及犯罪嫌疑人可能转移财产，转移赃款赃物，隐匿、毁灭证据，则不能签，否则可能涉嫌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七、律师在接待家属时存在的风险作为委托人的家属，有权向受委托的律师了解工作情况。 律师是将所有了解到的案情都告诉家属呢，还是一点都不向家属透露?不可以将案件细节透露给委托人，更不可以透露给委托人以外的其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规定，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属国家秘密。律师如果将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泄露，可能被认定为泄露国家秘密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而遭受处罚。同时，律师如果将案件细节告知委托人，可能会造成委托人因救人心切而去实施串供，伪造、毁灭、隐匿证据等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对诉讼造成妨害。一旦发生结果，律师难逃其责。 八、律师在案卷使用方面存在的风险当案件在审查后，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全部案卷材料，对这些材料，是否有使用规则?可否复制一套给委托人?可否全部给犯罪嫌疑人审阅?可否上网披露或以其他方式公开? 律师可以通过复印、拍照方式复制案卷。原则上应当全卷复制。案卷材料在庭审公开前，不能通过上网等方式公开披露，不能复制给委托人;在庭审公开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部分，仍需保密，不得给当事人，不能上网披露。在公开审判前，案卷应属国家秘密，复印给委托人，属泄密行为。在庭审公开后，方可公开。如系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庭审后仍不允许公开。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内容和情节，在解密前，不得公开。否则，轻则受到处罚，重则被追究刑事责任。 九、律师在核实证据方面存在风险如何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是否可以全部展示供其审阅?在实务中律师在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书证、物证、鉴定意见可以直接展示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其核对。 对同案犯供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应就其中有异议的情节，通过口头方式进行核实。对于同案犯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等言词类证据，如果直接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阅，可能使其产生不实辩解，一旦翻供，律师将有面临诱导之嫌疑。 十、律师出庭辩护存在的风险在庭审过程中，律师与法官意见很多时候会出现相互左的情况，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应当规范辩护行为，听从法官指挥，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在与法官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应当在表明意见后服从审判长指挥，不当场与审判长对抗。遇到审判程序违法情况，在庭后以书面形式提出。如果不听从法官指挥，可能会被视为扰庭秩序，导致被驱逐出法庭、罚款、司法拘留、建议进行行政处罚等结果。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刑事辩护人注意的风险有哪些 一、律师在递交手续时的风险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律师凭三证可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是否意味着律师可以不用向办案机关递交手续，直接凭三证到会见? 实践中，根据新刑诉法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案机关。因此，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先将委托人签署的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及律师证复印件，递交办案机关，之后再安排会见事宜。根据法律规定，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了解嫌疑人关押的地点，如果不到办案机关递交手续，就无法了解这些情况。律师只要履行了递交手续义务，办案机关及就应当安排律师到会见。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可能会以律师没有将委托情况告知办案机关为由，拒绝律师会见。 二、律师会见时，存在被监听的风险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这并不意味着律师可以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而这些谈话是否可能引发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后果?所以，律师在会见时仍要有被监听的意识。 虽然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实际上否有监听或监控，律师是无法把握的。因此，律师有义务在会见时把该情况如实地告知被会见人。律师提供咨询意见，要自觉地接受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约束，同时也要告知当事人要谨慎地提出咨询问题。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所产生的弊端，当事人可能怀疑律师不遵守保密和忠诚的职业道德，从而遭到当事人的投诉。 三、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时存在风险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的。 实务中，在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咨询过程中，律师只能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讲清所涉罪名的实体、程序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让其根据法律的规定，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而不可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陈述。如果律师教唆作虚假供述，律师将被投诉、处罚。 四、律师在会见时解答方面存在风险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明确的问题，比如“我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个我要不要讲”、“我要不要交代”时，律师一般以这样的句式来回答较妥：“你这个问题是涉及主观方面的问题，关于主观方面，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对象是否适格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事实认定的原则，即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问题，关于这个原则，法律规定和实践掌握是这样的……”。也就是律师回答犯罪嫌疑人问题，要用法律条文及法律条文的解释、法律原则及法律原则的解释、基本法理、实践规则等。而不引导、不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虚假辩解。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律师明确的回答去做而又造成不利影响，其会投诉律师;律师教唆、引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怎么辩解，也会遭到处罚。 五、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存在有风险著名刑辩律师王思鲁说：“《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像是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疑是刑辩律师执业风险的来源之 一，也是许多律师对刑事辩护‘保持慎戒’的罪愧祸首”。 在侦查阶段，律师作为辩护人，是否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是否有权将犯罪嫌疑人所提供的作案工具提取而拒不提供?实务中，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除“犯罪嫌疑人不在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系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三类情形”外，不得调查其他证据。如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也可以全面展开调查的话，那就与国家机关的侦查权存在冲突。律师取到定罪或罪重的证据，不交出来是隐匿证据，很可能涉嫌《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严重的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提供出来，那就是违反《律师法》中“律师的责任是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和从轻、免除刑罚的材料和意见”的规定，是违反职业道德，也要遭受行业处罚。 六、传递家信中存在的风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的话，哪些可以传递给，哪些不能传递?律师是否可以带“家书”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是不是与案情无关的都可以传递?是不是什么材料都可以让其签? 实务中，律师不得秘密夹带家属的信件、物品进入，不得传递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要带给对方的“暗语”，不得让犯罪嫌疑人签署与其定罪量刑有关的委托书、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刑诉法扩大了律师会见权，同时对律师的约束也加强了，对律师进出的各种监控和检查会更加严格。有些规定律师不得向犯罪嫌疑人传递信件和物品，如果违反了，可能导致其向司法行政部门发出处罚建议书。有些话有可能是有特殊含义的暗语，律师也要注意，不得传递，否则有串供之嫌。有些法律文件，涉及犯罪嫌疑人可能转移财产，转移赃款赃物，隐匿、毁灭证据，则不能签，否则可能涉嫌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七、律师在接待家属时存在的风险作为委托人的家属，有权向受委托的律师了解工作情况。 律师是将所有了解到的案情都告诉家属呢，还是一点都不向家属透露?不可以将案件细节透露给委托人，更不可以透露给委托人以外的其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规定，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属国家秘密。律师如果将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泄露，可能被认定为泄露国家秘密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而遭受处罚。同时，律师如果将案件细节告知委托人，可能会造成委托人因救人心切而去实施串供，伪造、毁灭、隐匿证据等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对诉讼造成妨害。一旦发生结果，律师难逃其责。 八、律师在案卷使用方面存在的风险当案件在审查后，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全部案卷材料，对这些材料，是否有使用规则?可否复制一套给委托人?可否全部给犯罪嫌疑人审阅?可否上网披露或以其他方式公开? 律师可以通过复印、拍照方式复制案卷。原则上应当全卷复制。案卷材料在庭审公开前，不能通过上网等方式公开披露，不能复制给委托人;在庭审公开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部分，仍需保密，不得给当事人，不能上网披露。在公开审判前，案卷应属国家秘密，复印给委托人，属泄密行为。在庭审公开后，方可公开。如系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庭审后仍不允许公开。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内容和情节，在解密前，不得公开。否则，轻则受到处罚，重则被追究刑事责任。 九、律师在核实证据方面存在风险如何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是否可以全部展示供其审阅?在实务中律师在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书证、物证、鉴定意见可以直接展示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其核对。 对同案犯供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应就其中有异议的情节，通过口头方式进行核实。对于同案犯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等言词类证据，如果直接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阅，可能使其产生不实辩解，一旦翻供，律师将有面临诱导之嫌疑。 十、律师出庭辩护存在的风险在庭审过程中，律师与法官意见很多时候会出现相互左的情况，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应当规范辩护行为，听从法官指挥，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在与法官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应当在表明意见后服从审判长指挥，不当场与审判长对抗。遇到审判程序违法情况，在庭后以书面形式提出。如果不听从法官指挥，可能会被视为扰庭秩序，导致被驱逐出法庭、罚款、司法拘留、建议进行行政处罚等结果。

[律师回复] 法庭辩论阶段，辩护意见应针对控诉方的指控，从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是否准确无误、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等不同方面进行分析论证，并提出关于案件定罪量刑的意见和理由。

[律师回复] 辩护词的内容和写法
辩护词虽然没有统一规定的内容和格式，但是在辩护实践中，大体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定的格式。
一般地说，辩护词有首部，正文和尾部三个组成部分：
首部包括标题、称谓和辩护引言。
标题：写“关于×××(被告人姓名)××案件的辩护词”或略写为“辩护词”。
称谓：一般写于“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或“审判长”、“审判员”。
辩护引言：其主要内容有三：
写明自己出庭辩护的合法性：单位受人委托，本人受单位指派。
写明发言前的准备工作(包括阅卷调查、会见被告人)等;
写明对法庭调查及本案件性质的基本观点。
正文即辩护理由。
这是辩护词的主体部分。其主要内容：
从对犯罪事实的方面进行辩护。通常有三种情况：
(1)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根本不存在，或者部分不存在，可作无罪或罪轻的辩护;
(2)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可作要求延期审理，退回补充侦查的辩护;
(3)起诉指控的事实虽然存在，但被告人具有不负刑事责任的法定条件，可作不负刑事责任的辩护;或者指控的事实确已作过处理，可作不应再予判刑的辩护等等。
从适用法律方面辩护。辩护人针对起诉书所援引法律的不当之处，进行揭露和反驳。援引法律不当，或者导致确定罪名不当，或者导致量刑偏重。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未予考虑。辩护人应当阐明怎样理解和援引法律才是正确的，并提出自己对援引法律的意见。
从情理上进行辩护。这可以联系被告人的一贯表现，犯罪起因、犯罪后果，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等，紧紧抓住被告有利的情节和条件全面地分析;充分地说理，认真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以上所述辩护理由的三个方面，并不是辩护词的全部内容，也不是每一篇辩护词都必须具备的，案件是千差万别的，辩护词的内容也是灵活多样。辩护要成功，其关键在于辩护的理由必须真实、充足、有力。写好辩护理由的原则是必须尊重事实和法律，善于有针对性运用事实和法律，切忌模棱两可和提出无理要求，更不能颠倒事实，歪曲法律。
尾部即结束语，写明辩护人的最后要求和意见。一般应写两方面的内容：
对全部辩护词进行归纳总结，重申辩护的主旨。
向法庭提出请求和建议。或者请求法庭对辩护人的辩护理由给予充分的考虑和足够的重视，或者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如何定性量刑，适用什么法律条款的要求和建议。
写辩护词应注意的问题：
吃透案情，确定辩护主题，扣紧主题，不蔓不枝;
观点鲜明，有理有据，合乎分寸：要善于运用反驳和证明两种方法。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刑事辩护人注意的风险有哪些 一、律师在递交手续时的风险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律师凭三证可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是否意味着律师可以不用向办案机关递交手续，直接凭三证到会见? 实践中，根据新刑诉法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案机关。因此，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先将委托人签署的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及律师证复印件，递交办案机关，之后再安排会见事宜。根据法律规定，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了解嫌疑人关押的地点，如果不到办案机关递交手续，就无法了解这些情况。律师只要履行了递交手续义务，办案机关及就应当安排律师到会见。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可能会以律师没有将委托情况告知办案机关为由，拒绝律师会见。 二、律师会见时，存在被监听的风险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这并不意味着律师可以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而这些谈话是否可能引发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后果?所以，律师在会见时仍要有被监听的意识。 虽然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实际上否有监听或监控，律师是无法把握的。因此，律师有义务在会见时把该情况如实地告知被会见人。律师提供咨询意见，要自觉地接受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约束，同时也要告知当事人要谨慎地提出咨询问题。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所产生的弊端，当事人可能怀疑律师不遵守保密和忠诚的职业道德，从而遭到当事人的投诉。 三、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时存在风险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的。 实务中，在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咨询过程中，律师只能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讲清所涉罪名的实体、程序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让其根据法律的规定，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而不可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陈述。如果律师教唆作虚假供述，律师将被投诉、处罚。 四、律师在会见时解答方面存在风险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明确的问题，比如“我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个我要不要讲”、“我要不要交代”时，律师一般以这样的句式来回答较妥：“你这个问题是涉及主观方面的问题，关于主观方面，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对象是否适格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事实认定的原则，即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问题，关于这个原则，法律规定和实践掌握是这样的……”。也就是律师回答犯罪嫌疑人问题，要用法律条文及法律条文的解释、法律原则及法律原则的解释、基本法理、实践规则等。而不引导、不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虚假辩解。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律师明确的回答去做而又造成不利影响，其会投诉律师;律师教唆、引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怎么辩解，也会遭到处罚。 五、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存在有风险著名刑辩律师王思鲁说：“《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像是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疑是刑辩律师执业风险的来源之 一，也是许多律师对刑事辩护‘保持慎戒’的罪愧祸首”。 在侦查阶段，律师作为辩护人，是否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是否有权将犯罪嫌疑人所提供的作案工具提取而拒不提供?实务中，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除“犯罪嫌疑人不在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系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三类情形”外，不得调查其他证据。如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也可以全面展开调查的话，那就与国家机关的侦查权存在冲突。律师取到定罪或罪重的证据，不交出来是隐匿证据，很可能涉嫌《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严重的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提供出来，那就是违反《律师法》中“律师的责任是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和从轻、免除刑罚的材料和意见”的规定，是违反职业道德，也要遭受行业处罚。 六、传递家信中存在的风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的话，哪些可以传递给，哪些不能传递?律师是否可以带“家书”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是不是与案情无关的都可以传递?是不是什么材料都可以让其签? 实务中，律师不得秘密夹带家属的信件、物品进入，不得传递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要带给对方的“暗语”，不得让犯罪嫌疑人签署与其定罪量刑有关的委托书、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刑诉法扩大了律师会见权，同时对律师的约束也加强了，对律师进出的各种监控和检查会更加严格。有些规定律师不得向犯罪嫌疑人传递信件和物品，如果违反了，可能导致其向司法行政部门发出处罚建议书。有些话有可能是有特殊含义的暗语，律师也要注意，不得传递，否则有串供之嫌。有些法律文件，涉及犯罪嫌疑人可能转移财产，转移赃款赃物，隐匿、毁灭证据，则不能签，否则可能涉嫌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七、律师在接待家属时存在的风险作为委托人的家属，有权向受委托的律师了解工作情况。 律师是将所有了解到的案情都告诉家属呢，还是一点都不向家属透露?不可以将案件细节透露给委托人，更不可以透露给委托人以外的其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规定，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属国家秘密。律师如果将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泄露，可能被认定为泄露国家秘密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而遭受处罚。同时，律师如果将案件细节告知委托人，可能会造成委托人因救人心切而去实施串供，伪造、毁灭、隐匿证据等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对诉讼造成妨害。一旦发生结果，律师难逃其责。 八、律师在案卷使用方面存在的风险当案件在审查后，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全部案卷材料，对这些材料，是否有使用规则?可否复制一套给委托人?可否全部给犯罪嫌疑人审阅?可否上网披露或以其他方式公开? 律师可以通过复印、拍照方式复制案卷。原则上应当全卷复制。案卷材料在庭审公开前，不能通过上网等方式公开披露，不能复制给委托人;在庭审公开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部分，仍需保密，不得给当事人，不能上网披露。在公开审判前，案卷应属国家秘密，复印给委托人，属泄密行为。在庭审公开后，方可公开。如系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庭审后仍不允许公开。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内容和情节，在解密前，不得公开。否则，轻则受到处罚，重则被追究刑事责任。 九、律师在核实证据方面存在风险如何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是否可以全部展示供其审阅?在实务中律师在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书证、物证、鉴定意见可以直接展示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其核对。 对同案犯供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应就其中有异议的情节，通过口头方式进行核实。对于同案犯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等言词类证据，如果直接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阅，可能使其产生不实辩解，一旦翻供，律师将有面临诱导之嫌疑。 十、律师出庭辩护存在的风险在庭审过程中，律师与法官意见很多时候会出现相互左的情况，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应当规范辩护行为，听从法官指挥，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在与法官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应当在表明意见后服从审判长指挥，不当场与审判长对抗。遇到审判程序违法情况，在庭后以书面形式提出。如果不听从法官指挥，可能会被视为扰庭秩序，导致被驱逐出法庭、罚款、司法拘留、建议进行行政处罚等结果。

[律师回复] 关于二审案件的审理形式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未作具体规定，只在第一百四十一条中指出，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上诉或者抗诉案件的程序，除二审程序专章已有规定的以外，参照第一审程序的规定进行。按照第一审程序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必须实行直接审理的。条文的这种“参照”规定说明，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上诉讼者抗诉案件时，不一定都要采取直接审理的形式。既可以直接审理，也可以书面审理。就是进行直接审理的案件，也不一定全部实行一审的程序。例如可以只传唤某些诉讼参与人到庭对某几项事实(不是全部事实)进行调查，或者只提讯被告人进一步听取上诉理由等等。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第二审案件必须采用的审理形式，当然不存在由于没有采用某种审理形式便违反了诉讼法的问题。但是，一定的审理形式是为一定的审判任务服务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在确定审理形式时，必须根据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从有利于审查下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在认定事实上是否正确，在适用法律上是否恰当，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去考虑，决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审理形式问题，而不予重视。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二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同时上级人民法院还有通过审理上诉或者抗诉案件检查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和总结审判工作经验的任务。因此，审理形式是否得当，是关系到第二审人民法院是否能够正确判处案件，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和履行上级人民法院工作职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那种强调交通不便，人力不足，或者为了缩短办案时间急于判处，对某些应当进行直接审理的案件不进行直接审理的作法是错误的。相反，对于可以实行书面审理的案件，不必要地去进行直接审理，以致浪费人力、财力，影响案件及时判处的作法也是不应该的。采取什么形式审理二审案件这个问题，需要由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需要在审判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根据我们审理二审案件的实际情况和体会，我认为大体上可以作如下划分：
一、可以实行书面审理的案件。
一种是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卷宗材料齐全，上诉人对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只是认为原判定性量刑上适用法律不当或诉讼程序不合法而提出上诉的案件。例如被告人虽然承认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但是他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他的行动并未构成犯罪，或虽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或者定性不当，因而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另一种是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材料齐全，上诉人否认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但他提出否定原判认定事实的某种依据，已经原审人民法院查证并不存在，或者即便存在他提出的某种事实，但不影响定罪量刑。这两类上诉案件的共同特点是案件的全过程是清楚的，凭原审上报的材料完全可以把案情确定下来，第二审人民法院不需要再进行任何调查工作，主要是从适用法律的角度进行审查。因此审判时只须由承办案件的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全面审查卷宗材料后，认真进行评议，即可作出正确裁决。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刑事辩护人注意的风险有哪些 一、律师在递交手续时的风险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律师凭三证可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是否意味着律师可以不用向办案机关递交手续，直接凭三证到会见? 实践中，根据新刑诉法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案机关。因此，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先将委托人签署的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及律师证复印件，递交办案机关，之后再安排会见事宜。根据法律规定，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了解嫌疑人关押的地点，如果不到办案机关递交手续，就无法了解这些情况。律师只要履行了递交手续义务，办案机关及就应当安排律师到会见。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可能会以律师没有将委托情况告知办案机关为由，拒绝律师会见。 二、律师会见时，存在被监听的风险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这并不意味着律师可以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而这些谈话是否可能引发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后果?所以，律师在会见时仍要有被监听的意识。 虽然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实际上否有监听或监控，律师是无法把握的。因此，律师有义务在会见时把该情况如实地告知被会见人。律师提供咨询意见，要自觉地接受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约束，同时也要告知当事人要谨慎地提出咨询问题。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所产生的弊端，当事人可能怀疑律师不遵守保密和忠诚的职业道德，从而遭到当事人的投诉。 三、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时存在风险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的。 实务中，在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咨询过程中，律师只能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讲清所涉罪名的实体、程序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让其根据法律的规定，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而不可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陈述。如果律师教唆作虚假供述，律师将被投诉、处罚。 四、律师在会见时解答方面存在风险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明确的问题，比如“我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个我要不要讲”、“我要不要交代”时，律师一般以这样的句式来回答较妥：“你这个问题是涉及主观方面的问题，关于主观方面，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对象是否适格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事实认定的原则，即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问题，关于这个原则，法律规定和实践掌握是这样的……”。也就是律师回答犯罪嫌疑人问题，要用法律条文及法律条文的解释、法律原则及法律原则的解释、基本法理、实践规则等。而不引导、不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虚假辩解。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律师明确的回答去做而又造成不利影响，其会投诉律师;律师教唆、引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怎么辩解，也会遭到处罚。 五、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存在有风险著名刑辩律师王思鲁说：“《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像是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疑是刑辩律师执业风险的来源之 一，也是许多律师对刑事辩护‘保持慎戒’的罪愧祸首”。 在侦查阶段，律师作为辩护人，是否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是否有权将犯罪嫌疑人所提供的作案工具提取而拒不提供?实务中，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除“犯罪嫌疑人不在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系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三类情形”外，不得调查其他证据。如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也可以全面展开调查的话，那就与国家机关的侦查权存在冲突。律师取到定罪或罪重的证据，不交出来是隐匿证据，很可能涉嫌《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严重的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提供出来，那就是违反《律师法》中“律师的责任是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和从轻、免除刑罚的材料和意见”的规定，是违反职业道德，也要遭受行业处罚。 六、传递家信中存在的风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的话，哪些可以传递给，哪些不能传递?律师是否可以带“家书”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是不是与案情无关的都可以传递?是不是什么材料都可以让其签? 实务中，律师不得秘密夹带家属的信件、物品进入，不得传递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要带给对方的“暗语”，不得让犯罪嫌疑人签署与其定罪量刑有关的委托书、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刑诉法扩大了律师会见权，同时对律师的约束也加强了，对律师进出的各种监控和检查会更加严格。有些规定律师不得向犯罪嫌疑人传递信件和物品，如果违反了，可能导致其向司法行政部门发出处罚建议书。有些话有可能是有特殊含义的暗语，律师也要注意，不得传递，否则有串供之嫌。有些法律文件，涉及犯罪嫌疑人可能转移财产，转移赃款赃物，隐匿、毁灭证据，则不能签，否则可能涉嫌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七、律师在接待家属时存在的风险作为委托人的家属，有权向受委托的律师了解工作情况。 律师是将所有了解到的案情都告诉家属呢，还是一点都不向家属透露?不可以将案件细节透露给委托人，更不可以透露给委托人以外的其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规定，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属国家秘密。律师如果将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泄露，可能被认定为泄露国家秘密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而遭受处罚。同时，律师如果将案件细节告知委托人，可能会造成委托人因救人心切而去实施串供，伪造、毁灭、隐匿证据等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对诉讼造成妨害。一旦发生结果，律师难逃其责。 八、律师在案卷使用方面存在的风险当案件在审查后，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全部案卷材料，对这些材料，是否有使用规则?可否复制一套给委托人?可否全部给犯罪嫌疑人审阅?可否上网披露或以其他方式公开? 律师可以通过复印、拍照方式复制案卷。原则上应当全卷复制。案卷材料在庭审公开前，不能通过上网等方式公开披露，不能复制给委托人;在庭审公开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部分，仍需保密，不得给当事人，不能上网披露。在公开审判前，案卷应属国家秘密，复印给委托人，属泄密行为。在庭审公开后，方可公开。如系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庭审后仍不允许公开。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内容和情节，在解密前，不得公开。否则，轻则受到处罚，重则被追究刑事责任。 九、律师在核实证据方面存在风险如何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是否可以全部展示供其审阅?在实务中律师在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书证、物证、鉴定意见可以直接展示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其核对。 对同案犯供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应就其中有异议的情节，通过口头方式进行核实。对于同案犯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等言词类证据，如果直接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阅，可能使其产生不实辩解，一旦翻供，律师将有面临诱导之嫌疑。 十、律师出庭辩护存在的风险在庭审过程中，律师与法官意见很多时候会出现相互左的情况，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应当规范辩护行为，听从法官指挥，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在与法官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应当在表明意见后服从审判长指挥，不当场与审判长对抗。遇到审判程序违法情况，在庭后以书面形式提出。如果不听从法官指挥，可能会被视为扰庭秩序，导致被驱逐出法庭、罚款、司法拘留、建议进行行政处罚等结果。

[律师回复] 律师代理刑事案件风险很大，轻则能将办案律师推向违反职业道德或执业纪律的风口浪尖，遭到当事人的投诉，受到律师协会惩戒，遭遇执业过错赔偿等；重则能使一个优秀的刑事律师被吊销执业证，结束律师生涯，甚至能让一个成名的大律师沦为阶下囚，饱受牢狱之灾。所以，刑事律师若想避免使自己陷入不堪的境地，必须知道代理刑事案件存在哪些风险并注意防范。

[律师回复] 对于财产保全面临的法律风险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债权人在追收债务过程中，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在诉讼前或者在诉讼过程当中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债权人申请人民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面临的风险主要有：
1.保全后未在法定期间致财产保全解除，引发赔偿诉讼。
2.保全措施不完备，致使财产保全落空。
3.申请财产保全过限，给被申请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保全措施不当致使判后无法执行。
防范财产保全风险的主要措施
1.加强对被保全财产的监控，防止债务人转移、处分保全财产债权人应密切关注债务人的动向，判断债务人是否存在或可能存在转移被查封、扣押的财产的情况。如债务人有转移、隐匿、出卖或者毁损财产等行为，要及时向人民反映情况，积极采取措施制止，或者变更保全措施，防止标的物失控造成案件难执行。
2.合理确定申请财产保全范围
债权人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掌握债务人的财产状况，扩大保全财产的选择面，根据诉讼请求范围或案件实际，尽可能选择那些价值相对稳定的物品进行保全，以达到财产保全的效果，确保将来判决的有效执行。
3.督促人民确保财产保全符合法定程序手续通过人民加强对债务人财产的调查核实，防范债务人弄虚作假，转移财产而逃债，确保申请财产保全措施能够达到保全效果，顺利实现将来裁决的实体权利。提请办案法官完善必要的手续，对被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的保全财产，认真造具清单。及时提请做好相关续保工作，如对已冻结的款项要按法律规定及时申请续保冻结等。

[律师回复]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偶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
（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减少基准刑的30%---60%
（2）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减少基准刑的10%--50%
以上是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辩护的相关内容。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审判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的一审辩护人，依法参加本案的审判活动。辩护人认真地研究了一审判决书，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并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对本案案情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现辩护人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一、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的犯罪事实及其定性本身没有异议。
二、被告人犯罪情节并不严重
根据刑法学理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12.16 法发[1996〕32号)第一条的精神，认定诈骗罪情节是否严重主要从诈骗所得数额、犯罪行为导致的后果等方面来衡量。从公诉机关查明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来看，的行为够不上情节严重：
1、涉案金额较少。在2011年8月至2012年6月，通过虚假婚姻介绍，诈骗他人，获得赃款16250元。在诈骗犯罪中，16250元属于诈骗金额较大，而非巨大或特别巨大。对此，检察机关的起诉书第三页也是如此认定的，我们对此表示赞同。
2、不是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其在犯罪前有正当职业，一直本分老实，遵纪守法，凭自己辛苦劳动赚钱养家;
3、诈骗对象是公民个人财产，而非企业事业单位生产资金或救灾、抢险等民政救助财物，未造成企事业单位停产停业损失;
4、的犯罪行为未导致受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其他严重后果，危害后果相对较小;
三、本案中，具有诸多法定与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1)认罪态度较好
始终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认罪态度极好。被告自始至终怀着赎罪的心态详细、如实供述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无隐瞒、捏造等他推责任、逃避打击等行为。被告在公安机关以后几次的讯问中的供述基本相同，连细节也陈述的前后一致。对此，起诉书在第4页第1段也确认了该事实。根据2010年10月1日期实施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第三部分第7条的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被告人，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辩护人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2)被告人有真诚的悔罪表现
不论是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上还是今天在法庭上，均表达了自己真诚的悔罪态度。人民法院在对王某量刑时应该酌情考虑。与此同时，被告人愿意主动接受罚金刑，愿意以此方式来主动接受惩罚，以表明自己的悔罪的诚恳态度。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第二十五条第七款：被告人自愿认罪的，轻处10%。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主动接受财产刑处罚的，在20%以内按比例轻处。
(3)被告一贯表现良好，没有劣迹，不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不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
(4)被告愿意立即退还赃款
被告人明确表示要立即退赃，并且其家属也当庭表示立即退回赃款。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第二十六条(二)被告人退赃、赔偿的(不含损失在2 000元以下的)，在10%以内按比例轻处;
(5)从利于罪犯改造的角度，恳请法庭对被告人处从轻处罚
对于初犯、偶犯，要考虑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避免判处实刑后的交叉感染，有些盗窃犯只是偶尔失足，罪行并不严重，判处一两年的刑罚，适用了实刑，将其关进监狱，结果人没有改造好，反而沾染了一身恶习，使其丧失廉耻，进而破罐子破摔。惩罚犯罪并不难，但是要真正改造犯罪分子使其回归并且融入社会才是难题。
综上，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列明的多种从轻减轻处罚的考量因素。请法庭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考虑被告的行为情节以及后果，对被告人处以7个月之内的有期徒刑或判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故恳请人民法院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法，立即变更的强制措施，尽快恢复的自由之身，保障的合法权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