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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犯与实害犯有哪些区别

最新修订 | 2024-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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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滨律师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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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导读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无论我们是在购物、出行、学习还是工作中，都是离不开法律知识的，我们应该要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您的生活正面临着与结果犯与实害犯有哪些区别相关的问题而无法解决的话，那么可以从本文内容中来寻找答案。

一、结果犯与实害犯有哪些区别？

实害犯是以造成法定的实害结果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而结果犯，“行为犯”的对称，又称“实质犯”，是指犯罪行为必须造成犯罪构成要件所预定的危害结果的犯罪。即以发生法定的有形的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构成必要要件的犯罪。大陆法系刑法以处罚既遂为原则、以处罚未遂为例外，刑法分则以既遂为模式。

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不仅是成立犯罪的要件，还可以说是犯罪既遂的要件。当分则条文规定了犯罪结果时，该结果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又是犯罪既遂的标志，所以关于结果犯的两种观点在他们那里并无差异。

法律依据

《刑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脱逃罪行为犯还是结果犯?

脱逃罪是行为犯，行为犯，指以危害行为的完成作为犯罪客观要件齐备标准的犯罪。只要行为人完成了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犯罪的客观方面即为完备，犯罪即成为既遂形态。

脱逃罪是依法被逮捕、关押的犯罪分子，为逃避羁押或刑罚处罚，逃离监禁处所的行为。按中国刑法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本罪主要特征：

(1)犯罪主体是被判处拘役以上刑罚，正在服刑的罪犯以及被依法逮捕、关押的未决犯。

(2)侵犯客体是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的管理秩序。

(3)主观上出于故意。

(4)客观上表现为从监禁场所脱逃，或在押解途中脱逃。

结果犯是既强调结果又强调行为二者缺一不可，而实害犯只是强调结果确定是否构成犯罪，这二者是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认定属于哪种犯罪行为，就要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形来进行划分。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法律问题时，可以通过运用法律知识或者是相关专业人员的帮助来解决，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上述的文章内容中已经对结果犯与实害犯有哪些区别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如果您对此还有其他疑问的话，可以查看本网站的其他法律知识内容，也可以咨询本站律师为您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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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回复] 每种具体犯罪的既遂标准都是不同的，而且非常复杂，诸如抢劫、盗窃、绑架等罪名的既遂成立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界的讨论也比较多，所以针对不同犯罪的既遂还是在适当的时间有必要逐一探讨一下。。
总括刑法分则每一罪状性条文的背后必然存在着立法者所意图保护的合法权益。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四百余种犯罪，每一罪名都有其所欲保护的特定权益。(注：需要说明，强调每一犯罪都会侵犯特定的权益，并不意味着各种犯罪侵犯的权益各有不同。因为刑法对行为的“犯罪化”是依据多种标准而确定的。如同样都是侵犯财产所有权，盗窃、抢夺和诈骗就是依据行为方式的不同而区分的。另外还需要指出，每一个罪背后并不必然只保护单一权益，相反，根据需要刑法常常可以在一罪名上设置双重甚至多重权益。如抢劫罪，其保护权益就包含“人身权”和“财产权”两方面。)如杀人罪，刑法所保护的权益为生命权；脱逃罪所保护的权益是国家的监管秩序；贪污罪所保护的权益为公共财产所有权和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等等。
既然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合法权益，那么刑法分则条文在每一个罪设置上所意欲保护的合法权益(客体)是否发生实际损害，当然就成为犯罪既遂认定的根本标准。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对每一种犯罪所能造成的具体权益损害的刻画，便成为司法操作中识别犯罪既遂的基本标准。在确定犯罪既遂的各种具体类型时，均应当以行为规律性地必然会对具体权益引发的某种实害为着眼点，只不过实害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因此，认定犯罪既遂的一个决定性前提就是准确领会并合理解释刑法在各具体罪名中所意欲保护的客体的内容。以此为标准，便可以解开刑法学界一些长期争论不休而终无定论的问题。
如抢夺犯为摆脱追捕而将赃物扔进河中，如果能够确认刑法的目的就是保护合法权益，那么采取被害人的财物受到实际损失作为既遂标准则无疑是合理的选择——因为所有人的财物一旦失去控制(抢夺的另一面即是失控)而被他人处置，则意味着刑法设立抢夺罪所意欲保护的所有权受到实际损害，因而是犯罪既遂。至于行为人是否实际得到财物、如何处置，已经同刑法保护权益的意旨相去甚远而并无太大的考查价值。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与犯罪既遂形态相关的几个关键名词：行为犯、结果犯、危险犯和阴谋犯。
1.行为犯。通说认为，只要存在“行为”即为既遂，危害结果是否发生并不影响既遂的成立。此说的失误在于：行为犯的标本形态若与行为所造成的实害无关，那对该类行为作犯罪处理的依据何在?显然，行为犯中是当然包含着某种实害的，通说在对其阐述时发生了重大的认识偏差。
试以行为犯中的典型个罪诬告陷害罪为例。通说认为：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诬告陷害行为，不管被诬陷人是否被打入冤狱，均不影响既遂的成立——行为的本态即为既遂状态，既遂同危害结果无关。若对该罪作细致分析，便会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诬告陷害行为必然产生的社会危害并不在于被诬陷人被打入冤狱，而在于对司法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妨害——诬告行为一经实施，必然造成司法机关的忙于应对；而一旦被诬陷人落入冤狱，其直接责任人显系司法机关而非诬告人。诬告陷害罪必然侵犯的直接客体仅为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而并非被诬陷人的人身权利。我国现行刑法接续古代刑法“诬告反坐”的惯例，将诬告陷害罪置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其在个罪的体系安排上本身就属不当，由此而对刑法理论界形成误导。
行为犯的特点就在于行为一实施便必然产生实害——危害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附属于已然的行为存在，并且危害结果呈一种不甚明显的隐型状态。在对行为犯的分析和把握上应高度注意这一点。
2.结果犯。首先须阐明一点，刑法学中的“结果犯”一术语，同时表征着两方面的不同含义，在逻辑学中该现象被称为“同一语词表达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内涵及外延)”。在犯罪构成基本要件的阐述中使用“结果犯”一术语，是指不符合该结果要件的规定性则行为不构成犯罪——即无结果则无犯罪，是在罪与非罪的意义上理解概念，如过失犯罪的成立一般均以实害结果的出现为必备条件。故此，对该意义的结果犯可称其为“构成结果犯”。而在犯罪的终了形态的讨论中使用“结果犯”一术语，则是指在已经构成犯罪的前提下确定犯罪属于何种形态的问题，是在犯罪的形态层面上理解概念。为同前一概念区别，可表述为“形态结果犯”。
所谓形态结果犯，是指犯罪完成形态的成立以实害结果的发生为必备条件，换言之，实害结果的不出现则只成立未完成形态，不存在结果犯。在形态结果犯中，行为与结果呈分离状态——通常情况下行为一经完成，结果也就相继发生；少数情况下或者行为尚未完成故结果不发生，或者行为实施完毕但结果仍未发生(如投毒后被害人并未食用)。故意杀人、抢劫、强奸一类犯罪，均是生活中多发而又非常典型的形态结果犯。
行为及其实害结果的观念映像，在形态结果犯的立法设计和理论构造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类情况在犯罪构成的表述上，均不会有结果要件的要求(结果完全不影响犯罪的成立而只影响形态的类型)，但危害结果活生生血淋淋的鲜明意象却始终强烈地映现在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观念之中——无须文字描述或理论刻画便自然而然地会根据既往生活秩序形成恰如其分的处置方案。关于犯罪既遂标准的“犯罪结果发生说”便是对这类现象的经验总结，能够较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具体到个罪中，行为人通过罪过发动行为所“明知”且“希望或放任”的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便是区分犯罪的完成与未完成形态的具体标准。
这里有必要纠正长期以来刑法学界对构成结果犯与形态结果犯各自内涵的错误理解。如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盗窃罪既遂标准的争论。有学者认为，就盗窃罪而言，行为人一般在主观上追求“多多益善”，但如果实际上只盗得少量财产，则构成盗窃罪未遂。笔者认为，把刑法原本规定的“数额较大”的犯罪成立条件理解为仅仅是既遂的成立条件(“数额较大”被解释为属于盗窃罪的主观要件)，完全是对刑法条文的误解。诚然，行为人在具体个案中究竟能盗得多少财产往往是由偶然因素所决定，在肯定罪过无异的情况下，刑法仅因数额的多少而作出罪与非罪的不同规定确有不公正之嫌。然而，不能因此一点而就责备刑法。事实上从全局看，这是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刑事司法政策的必然要求。现实生活中盗窃行为数量太大，就国家的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状况根本不可能一一犯罪化。采取以数额定性的方法，从而将大部分盗窃行为压回到行政法规去简化处理，无疑是适当的(尽管如此，盗窃罪在数量上仍居刑案之首)。这也是我国刑法为何对相当一部分犯罪采取立法既定性又定量的重要原因。既然数额是构成盗窃罪的必要条件，因此，盗窃罪是构成结果犯，而非形态结果犯。盗窃罪原则上不存在未遂问题。类似情况还有故意伤害罪、大多数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等等。
3.危险犯。关于危险犯，通说认为是“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注：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其主要理由是：我国刑法分则是以犯罪既遂为立法标本，犯罪的未遂、中止、预备是由刑法总则加以规定。既然刑法分则将危险犯用单列条文的形式加以规定并设置了独立的法定刑，可见危险犯就是既遂犯。然而这一理由是难以立足的：
(1)危险犯与实害犯的主观罪过内容完全相同，即都是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果将危险犯看成是既遂犯，那么实害犯就只能是其结果加重犯。然而，这完全混淆了结果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区别。须知，一般而言，结果犯之结果是本罪之结果，而结果加重犯之加重结果则是他罪之结果。(注：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2)把危险犯视为是既遂犯，便自然排除了对中止犯的认定。这无法起到促使犯罪分子及时中止犯罪的作用，与现代刑法奖励中止犯的基本理念相悖。
笔者认为，危险犯并不属于既遂犯，而只不过是与之相对应的实害犯的未遂犯。就此意义而论，危险犯并没有其独立的价值，而仅仅是法律对某些具有特别重大危害的实害犯的未遂形态的一种专门规定及称谓而已。立法者之所以对危险犯作如此规定，无非是要突出打击的重点，其目的有三：一是提示司法机关对那些社会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即使未造成实害结果，也应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对这类未遂犯罪(危险犯)直接依照独立的法定刑裁量即可，而不必再引用刑法总则中关于未遂犯的处罚原则考虑从宽处罚。三是告诫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不得实施此类犯罪，否则即使未有实害结果同样要定罪并处以较重刑罚。(注：尽管立法对危险犯以单列条款加以规定突出了打击的重点，然而其在现实中暴露出的缺陷也日益严重。如前不久在某地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被告人王某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将载有四百多斤炸药的“桑塔纳”轿车开往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并将导火线点燃，所幸的是，因导火线中间段潮湿而未能引爆，从而避免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很显然，就现有刑法规定来说，很难以第115条处罚王某，相反，只能以第114条定罪，最高处10年有期徒刑。然而，无论是从主观罪过还是现实危害上看，王某的行为均可谓罪大恶极，判处10年有期徒刑难言罪刑相称。倘若依照笔者的观点，认为危险犯属实害犯的未遂形态，则可以较好的解决这一难题。因为依照刑法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是，“可以”不等于“应当”，对于上述王某的行为完全可以，事实上也应该依照实害犯的法定刑处罚，唯此，才能体现刑法保护法益的机能，同时也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
4.阴谋犯。阴谋犯一般只在涉及国事的犯罪中出现。1979年刑法中曾使用“阴谋”的字眼以描述某些犯罪的客观行为特征；新刑法虽未使用“阴谋”一词，但其实仍有类似的规定。通说认为，就阴谋犯而言，行为人只要实施预备行为即构成既遂的犯罪形态。理由是阴谋犯是危害性十分严重的犯罪，为了进行有效的社会预防，刑法把这类犯罪的完成形态(既遂)往前推移至预备行为的实施阶段。若真如此，既遂还有何标准可言?无可否认，阴谋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理应从重打击。然而从重打击未必一定要说成是既遂，仿佛在通说论者看来，不把阴谋犯说成是既遂犯，对其从重打击就显得底气不足。其实这种杞人忧天的担心是毫无必要的。须知，我国刑法并不仅仅处罚既遂犯，而且还处罚未遂、预备，乃至中止犯。我们又何必仅仅为了强调对某一类犯罪从重打击而破坏应有的理论体系呢?事实上刑法单列“阴谋犯”条文的规定同样是基于上述危险犯的理由。从实际情况看，阴谋犯一般只处于预备阶段便因意志以外原因而终了，很难进入“着手”实施的未遂阶段，更无可能达到目的造成实害以形成既遂。这是因为任何国家评价犯罪的主体都是取得统治地位的集团，倘若阴谋犯真已既遂，那么评价犯罪的主体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阴谋行为”也因价值评判的主体和标准的变化而演变成了“功劳行为”，所谓“成王败寇”即是此理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律意见】一、吸毒的个人预防沾染毒品的诱因很多，预防吸毒的措施也很多，但归根结底，预防吸毒的关键还在于自己。只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律自爱，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才能够切实保护自己，不被毒品所害。个人预防吸毒主要是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构筑起抵御毒品侵袭的铜墙铁壁。首先要加强对文化、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摒弃那些腐朽生活方式，努力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远大的理想。其次，要不断培养自己健康的心理素质，提高自我控制、自我调节平衡能力和抗拒毒品诱惑的能力。要培养自己多方面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参加文明、高雅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第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摒弃吸烟、酗酒等恶习。特别是青少年，远离毒品，首先要远离烟酒。二、怎样预防和干预复吸？由于导致复吸的原因十分复杂，预防和干预复吸的问题也同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个人的主观努力外，还需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全民参与，共同努力，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取得防复吸工作事半功倍的成效。（1）努力提高戒毒治疗水平目前，全世界的戒毒基础研究比较薄弱，医疗戒治手段还不够成熟，戒毒治疗方法一般只能达到临时性戒毒脱瘾的目的，尚不能从心理上戒断毒瘾。我国的戒毒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顾及和重视到从深层次解决复吸的问题。因此，无论从对毒品所产生的巨大精神依赖的认识上，从医疗方法的研究上，从治疗重点的安排上，从戒毒措施的制定和配套上，以及对整个戒毒工作艰难程度的估计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以致造成治疗工作脱节，戒毒者对毒品的精神依赖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今后，需要加强科学研究，调整医疗重点，改变医疗观念，将脱毒、康复及后续照管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提高对精神依赖的治疗效果。（2）社会各部门密切配合，对戒毒者大力加强道德、科学、心理和卫生教育戒毒难，主要体现在精神依赖，然而戒毒成功者却大有人在。预防复吸，戒毒者的毅力和意志品质极端重要。他们的毅力和意志品质从何而来，除个体差异外，主要来自社会。因此，教育、民政、卫生、公安等部门要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大力加强对戒毒者在道德、科学、心理和卫生方面的教育，使其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从而改变生活态度，树立永远戒毒的强大精神支柱。（3）加大执法力度，对反复吸毒者要坚决进行劳动教养凡是复吸者，其意志品质薄弱，缺乏毅力，容易被周围的毒品环境左右，单靠反复的强制戒毒难以奏效。对这样的复吸者必须实施较长时间的劳动教养，既帮助其本人从心理上逐渐消除对毒品的精神依赖，又净化了社会，减少了毒品污染。实践证明，实行劳教的瘾君子的戒断效果一般都比强制戒毒时期好，戒断率也高。尽管目前不少复吸者及其家庭对此尚不理解，甚至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但是，各地公安机关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决执行对复吸者送交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采取强制手段以达到防止复吸者再次复吸的目的。（4）向戒毒者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与关爱戒毒者回归社会后常会遇到经济、家庭、就业、歧视等问题，其中不少人就是由于顶不住压力而复吸的。如果我们能够对每一个走出戒毒所的戒毒者制订出预防复吸的长远规划，从戒毒所一直落实到他的家属、亲友、单位、学校、社区、有关领导和责任人，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为其提供关心爱护、宽松温暖的环境，鼓励强化其坚持戒毒的意识，监督并及时疏导其不良倾向，帮助他们克服危机，解决实际困难，戒毒人员中的复吸比例就会有效降低。（5）加大禁毒工作力度，创造无毒的社会环境和健康的生活环境戒毒者复吸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周围环境中存在毒品。由于受到毒品市场的包围和毒品魅力的巨大诱惑，使预防复吸的难度大大增加。经验证明，哪里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大，哪里的毒品活动市场就小，戒毒者接触不到商品，自然就难以复吸。大的社会环境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应该随着改善。良好的工作环境、丰富的社区文化、健康的文体活动，以及和睦的家庭关系等，都将大大提高人群的拒毒抗毒能力，这对预防和干预复吸至关重要。（6）尊重科学，合理用药戒毒后，稽延症状的长时间存在也是导致复吸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失眠、周身不适及食欲不振等，有可能导致复吸。因此，对某些戒毒人员，尤其对那些伴有精神障碍的具有双重诊断的戒毒人员来说，应该尊重科学，循序渐进，进行合理的药物介入治疗是必要的，有时也是必需的。三、为什么说吸毒者家属在杜绝复吸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吸毒者家属在杜绝复吸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吸毒成瘾是一种心理及生理性疾病，属于外源性精神病。吸毒者屡屡吸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体验毒品（）所产生的欣悦感。这就决定了吸毒者要逃避戒毒，拒绝配合帮教人员和禁毒工作者的治疗工作。也就是说，单依靠帮教人员、禁毒工作者和戒毒人员是不会使戒毒得到成功的。在“自愿戒毒中心”戒毒的绝大多数吸毒者都是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才接受治疗的。可见吸毒者家属是促成吸毒者接受戒毒治疗的主要力量。同时，戒毒治疗需要支付巨额费用，而这笔费用也是全部由吸毒者家属支付的。这说明吸毒者家属不但是吸毒者戒毒的“动力来源”，也是其戒毒的“经济来源”。 (2)戒毒人员的生活环境是诱发和促成复吸现象的最重要因素。它包括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对恶劣的家庭、社会环境，帮教人员和禁毒工作者是无能为力的。这时，能够阻止吸毒者重新复吸的主要力量就是吸毒者家属了。他们是和吸毒者最紧密而且可以配合帮教人员和禁毒工作者左右吸毒者行为意志的人，是可以与吸毒者周围的恶劣环境相抗衡的力量。吸毒者家属还是帮教人员和禁毒工作者的眼睛和耳朵，是帮教人员、禁毒工作者的手足和最可依赖的朋友，同时也是看护吸毒者的“护士”。只有吸毒者家属和帮教人员与禁毒工作者紧密配合，才能圆满完成驱除吸毒者毒瘾并使其重获新生的任务。（3）吸毒者家属可以积极为吸毒者改善周围的社会环境，能坚定地担负起驱逐吸毒者身边“毒友”和举报贩毒分子的重任。在当今社会人际关系中，只有吸毒者家属才能更真切地体验吸毒危害的切肤之痛，他们是打击这一社会毒瘤最坚定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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