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毒品罪的辩护对被告有用吗,抢劫罪行为怎么样认定

[律师回复] 辩护人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才能罚当其罪。一、三名犯罪嫌疑人均不具有抢劫的主观故意。1、虽然三名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但其主观故意是诈骗。其通过假扮和尚，免费向路人赠符，骗得他人签名，以索要香火钱的名义来获取钱财，本案中三名犯罪嫌疑人虽实施了轻微暴力，其目的在于给被害人施加压力，以尽快的实现其骗取钱财的目的，而非抢劫。如果犯罪嫌疑人是实施抢劫，完全可以用快速、简洁的方法将被害人的所有现金和一切值钱物抢走，而不必与被害人纠缠不休，且在拿到被害人200元后，却还找了其10元。这说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上并没有抢劫的故意。2、本案中三名犯罪嫌疑人本存在获取更多财物的机会，但却没有占有更多的财物。如果犯罪嫌疑人是实施抢劫，那么所获财物自然是越多越好，而不会像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所表现的对财物的放弃，本案犯罪嫌疑人在拿到被害人200元后，却还找了其10元。二、在对人身侵害的暴力程度上，本案三犯罪嫌疑人只采取了轻微的暴力，对被害人的人身危险性低，不具备抢劫罪所要求的暴力威胁程度。抢劫罪作为刑法中的重罪，其构成要件是相当严格的，暴力对被害人所造成的精神强制及身体强制应当是明显的。因为抢劫罪的本质是通过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取财物，暴力必须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除了交出财物别无选择。司法实践中，对认定某一行为是否达到抑制一般人反抗的程度，常通过考察暴力、胁迫的程度、手段、时间、场所、对象、作案工具，以及行为人与被害人的人数、年龄、性别等因素，以一般人的标准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件发生在3月23日上午10点左右，南城百货恒波手机店门口，此时此地人来人往，人流量大，在不到两米的地方，就有卖红薯的人，这样的环境下，轻微的暴力行为根本不能使被害人处于不能反抗和不敢反抗的境地。被害人完全可以选择呼救、报警等方式来阻止犯罪嫌疑人的无理纠缠，而被害人从始至终均没有呼救。犯罪嫌疑人未携带和使用任何作案工具，也未对被害人实施语言威胁，其间虽使用了轻微的暴力，但尚不足以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被害人的伤经鉴定未达轻微伤，这不仅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犯罪嫌疑人没有以暴力手段劫取财产的主观故意，同时证明了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程度是非常轻微的，对受害人无生命和健康上的威胁。这种暴力威胁程度与抢劫罪中“强行抢劫财物”的行为还是有区别的，更符合寻衅滋事罪所要求的“不以严重侵犯他人人权利的方法强拿硬要财物”的法律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转化型抢劫的认定“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但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可见，在行为人未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时，暴力的伤害后果是认定抢劫罪的情节之一，且必需达轻微伤以上后果。而本案犯罪嫌疑人实施诈骗行为，获取财物只有190元，未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致人伤害未达轻微伤，所以不应认定为抢劫罪。三、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权衡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才能罚当其罪。一种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且受到刑罚的惩罚，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性的外在法律体现，但是其只不过是从纷繁芜杂的实际犯罪情形中概括、归纳出来的，是决定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方面，并非全部。许多不为犯罪构成所包括的方面，诸如犯罪的动机、情势的需求等方面都会影响行为在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危害性。有许多行为，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是完全具备的，但一旦综合考虑行为的方方面面，其社会危害性就很低而不够刑罚标准。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形的实际存在，为了尽可能准确的做到罪刑相适应，《刑法》在总则第十三条赋予执法者自由酌量的权力:“......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因此《刑法》没有象盗窃罪一样对财物数额作出要求，而且年满14周岁以上的公民都可成为犯罪主体。司法实践中，以轻微的暴力行为索要少量财物的行为，从犯罪构成角度看，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但相对于社会危害性来讲，其未必就达到应处以抢劫罪的刑罚标准。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不但要分析某行为是否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还应根据一般的社会常识及公众心理，分析这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否达到或接近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抢劫罪的最低刑期是三年有期徒刑，如果将任何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行为都以抢劫罪定罪判刑，无论是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角度，还是从刑罚追求罪刑相适应角度讲，都是不妥的。而且，虽然在刑法分则里面，没有对抢劫罪的财物数额作出一个下限规定，但刑法总则关于罪与非罪的规定，无疑对刑法分则是有指导意义和法律束缚力的。抢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只有对这两种权利的侵害程度的综合，才能说明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之所以规定 “对未成年人使用或威胁使用轻微暴力强抢少量财物的行为，一般不宜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特征的，可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其原因在于以轻微的暴力行为索要少量财物的行为，对他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侵害程度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未达到抢劫罪的标准。但从犯罪构成角度看，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直接以抢劫处理又不符合我国罪刑相适原则，不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但又不处以刑罚又不足以打击犯罪时，不得以退而求其次，在刑法分则中寻找犯罪构成相类似的罪名予以处罚，以此来弥补法律的漏洞。寻衅滋事罪犯罪构成与抢劫罪相类似，寻衅滋事罪客观上也表现为强拿硬要公私财物的特征，但其行为程度较抢劫罪低，一般不以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方法强拿硬要公私财物，寻衅滋事罪是一种轻罪，用寻衅滋事罪处以刑罚更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本案中三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从形式上看与抢劫罪相似，但三名犯罪嫌疑人没有预谋抢劫，没有抢劫的主观故意，没有携带凶器，也未对被害人实施语言威胁，其间虽使用了轻微的暴力，但尚不足以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未达到抢劫罪的标准，不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权衡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犯罪嫌疑人以寻衅滋事罪定罪量刑更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所以，请求人民检察院对三名犯罪嫌疑人以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此致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抢劫罪盗窃罪辩护词各是怎么样的 盗窃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员： 浙江瓯江律师事务所接受吴某某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吴某某盗窃罪一案的辩护人。辩护人在庭审前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认真分析了公诉机关的书，参加了今天的庭审活动，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对书指控被告人吴某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不表示异议，但认为被告人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求法庭在对被告人吴某某的行为量刑时予以考虑。具体辩护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吴某某在案发时未满18周岁，系未成年人，由于年纪尚轻，容易受朋友的唆使、影响。恳请法官依据浙江省《人民量刑指导(试行)》实施细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予以考虑。 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较轻，其行为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被告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确实是因为家庭太过贫困，加之平时法律意识不强，又一时贪图小利，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三、被告人吴某某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被告人归案后，对整个作案过程主动的做了详细的供述，认罪态度好，坦白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的事实，可以看出其有深切的悔罪心理，确有认罪服法和悔改的表现。依照刑法修正案 (八)：在刑法 第六十七条(自首)中增加一款作为 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恳请法庭予以认真考虑此节，对被告人应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四、被告人吴某某的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盗窃金额总计 元。可见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明显较轻，其社会危害性也较轻。 五、被告人吴某某以前从未受到过任何刑事处分。归案前一贯表现良好，是初犯、偶犯，没有前科，易于教育改造，被告人没有充分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是初次犯罪、偶然犯罪，其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均与惯犯有着明显的区别，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六、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罪态度良好，具有悔罪表现，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的规定，人民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七、被告人吴某某已退赃。本案中被告盗取的游戏机、手表、手机及平板电脑均已退赃。故请法庭在量刑时加以考虑。 八、建议宣告缓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罪犯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 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宣告缓刑。如果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 (一)初次犯罪； (二)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三)具备监护、帮教条件。”被告人吴某某的犯罪情节较轻，具有悔罪表现，综合考虑其犯罪后的表现，又系初犯，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所以，建议法庭对被告人宣告缓刑。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犯罪行为固然为法律难容，理应惩罚，但被告人主观恶性较轻，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积极悔改，具有多项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因此辩护人建议合议庭按照我国刑罚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对被告人吴某某宽大处理，给予缓刑的处罚，以达到感化教育的功效，促使被告人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以上是我的辩护发言，请慎重考虑并采纳。 辩护人： 年 月 日 抢劫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曾某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的同意，特指派我为被告人曾文华的辩护人，经过庭前仔细阅卷、会见被告人和参加今天的法庭审理，下面本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第 一、对于苏州市平江区人民检察院平检诉刑诉〔〕193号《书》，认定被告人曾文华的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辩护人不存在异议。 第 二、被告人曾某有法定及酌定的从轻情节，本辩护人发表如下七点辩护意见。 1.被告人曾某系初犯，并非惯犯。 被告人曾某系初犯，之前无任何刑事犯罪记录。一个还不满21岁的孩子，一个人来到离家千里之外的苏州，身上带的钱花光了又无法向家里开口，一起的伙伴生病了没有钱去医院看病，一时贪念酿成了千古恨。犯罪后被告人曾某是后悔不已，在辩护人会见曾某的时候，曾某也多次向辩护人表达了其悔意。 2.被告人已经对被害人进行了全部赔偿，并已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被告人曾某的家属已经全部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且当面向被害人道歉，被告人曾某也委托本辩护人向被害人道歉。现已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已出具了《谅解书》及《证明》，对本案中曾某的犯罪行为充分表示谅解，希望能够对曾某的行为予以从轻处理。 根据最高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的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3.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悔罪深刻。 从侦查机关对被告人曾某所做的笔录中可以看出，归案后，被告人曾某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说明被告人曾某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并委托本辩护人给被害人当面致歉。他能够深深的反思自己，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给家人和被害人带来的严重后果，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 第九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人民量刑意见(试行)》第三条第七款的规定，人民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恳请在对被告人曾某定罪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4.本案社会危害性较小，并且未造成被害人人身伤亡。 本案被告人纯属临时起意，事前并无预谋，且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并没有对被害人进行威胁、也没有采用殴打被害人等暴力手段、更没有使用刀具等具有杀伤性的武器，没有造成被害人的人身伤亡，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5.本案情节轻微，抢劫数额较少。 在本次犯罪行为中，被告人曾某等共劫得现金22元，抢劫的物品经过苏州市价格认定中心进行了鉴定，其抢劫的物品价值为130元，抢劫数额较少，情节轻微。 6.被告人年龄较小，文化水平不高，且主观恶意性不大。 被告人仅读到初二就已经辍学，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更为淡薄。实施犯罪时还未满21周岁，虽然在法律上已经为成年人，但是其心智还不成熟、生活的阅历经验还很浅薄，辨认能力还相对较低，本次犯罪纯粹是在无知的情况下所为，而且只是临时起意，抢劫的动因是因为身上没有钱了、也是因为另一被告人郑佑青生病想要凑钱去医院看病，这与事前有预谋的犯罪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另，本案中起意犯罪的并不是被告人曾某，而是被告人郑某。被告人曾某在4月23日的第三次讯问笔录以及5月27日的 第五次讯问笔录中均提到：“我和郑某都没有钱用了，郑某就提出两个人去搞点钱用”。被告人郑某在4月22日的第一次讯问笔录中提到：“我问曾某钱够不够我去医院看病，曾某说不够了，我就和曾某说我们去搞点钱吧”。 因此，被告人的主观恶意性不大，希望法官在定罪量刑时能够酌情考量。 7.被告人患有左侧基底节区海绵状血管瘤并为乙肝携带者，需要长期吃药并定期去医院复查。 被告人在2009年6月17日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被诊断出左侧基底节区有海绵状血管瘤，并进行住院治疗。出院时，医生叮嘱需要长期吃药，并定期去医院复查。出院以后，被告人连续吃了几个月的药。另，被告人还被检测出为乙肝携带者。因此希望能够从轻量刑，因为被告人在里面多待一天其自身病情恶化的危险性就高一些，而对于其他人而言被传染的几率也就越大。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亲属和其本人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第二被告王的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职责，承担辩护任务。 　　签于本案的立案背景和社会反响，经过详细翻阅案卷，认真会见被告以及上次和今天两次参加庭审所掌握的情况，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王犯有票据诈骗罪的事实不清和证据不足。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王介绍Ａ和Ｂ认识是出于请教专业知识的需要，并非起诉书所指帮助Ａ物色可以实施犯罪的单位。从被告人王、Ａ）和Ｂ的在公安机关的口述可以互相印证说明，被告人王是在2007年3月以前，因Ａ需要了解公司增资扩股的操作程序知识，被告人王才介绍他和某某公司财务总监Ｂ认识的，当时他们的见面也确实只是讨论有关公司扩股验资方面的事情，互相还交换了名片，并没有谈及Ａ借用某某公司任何款项的问题。Ａ是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Ｂ是某某公司的财务总监，以后Ａ和Ｂ之间的互相接触或电话联系商谈借用资金的问题应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业务联系。被告人王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当然无权干涉。 二、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资料是Ｂ主动交给Ａ的，与被告人王无关。从上次庭审中公诉人对被告人Ａ和王的讯问以及Ａ的口供中可以证明，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资料是Ｂ打电话给Ａ联系好后，由Ｂ主动交付给Ａ的，Ｂ之所以通知被告人王，是因为他要告诉被告人王资料在Ａ那里，要求王从Ａ处领取并且帮助他为某某公司在某某银行市南支行开户。Ｂ交付开户资料给Ａ时被告人王在外地出差，根本就不在青岛，她接到Ｂ的电话后，只不过出于工作上的责任心帮助Ｂ再次和Ａ联系了一次。根据证人某某公司法人代表徐柏平的证言，某某公司财务总监Ｂ具有500万元资金的调配权限。根据Ａ单独在公安机面前作出的口供可以证明，Ａ是在和Ｂ就借用某某公司500万元款项的利息达成了约定后，Ｂ才将银行开户资料主动送交Ａ手下人员的。 三、Ａ私自刻制某某公司的印章、更换某某公司开户印鉴的过程被告人王既没参与也不知情。在庭审中Ａ和王的陈述以及吴明生等证人的证言均一致证明，Ａ在拿到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资料后私自派人偷刻了某某公司的法人章和财务转用章，并且调换了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印鉴。对于这一点，根据Ａ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口供可以证明Ｂ对他的行为是明知的，并且心照不宣。而被告人王对此当时是一无所知，并且她在事后得知Ａ更换了某某公司的印鉴后也及时告诉了某某公司财务总监Ｂ。这也充分证明了被告人王并没有和Ａ共谋伪造某某公司印章的事实。 四、Ａ动用某某公司500万元存款是他本人和Ｂ达成一直意见的结果，被告人王在印鉴核对无误后没有理由拒绝出票划款。通过庭审已经查明，2007年7月底，Ａ要求被告人王从某某公司的帐户中划出500万元出具本票一事，是Ａ和Ｂ已经说好的事情，被告人王作为银行工作人员没有理由对符合印鉴的提款请求予以拒绝，况且Ａ和王说Ｂ知道并且同意这样操作。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在本案中既没有非法占有青岛某某经济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某某公司）的动机和故意，也没有参与或共谋伪造某某公司的印章骗取某某公司的500万元款项，更没有从中取得任何回扣或好处费，其在印鉴比对无误的情况下出具的本票符合银行业务规则和操作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票据诈骗罪的规定，因此青岛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关于指控被告人犯票据王诈骗罪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王进行无罪释放。本辩护意见暂且到此。谢谢！ 此致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某某 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