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抚养与探望的概念是怎么规定的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抚养与扶养的概念是什么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抚养与扶养,从字面上看两者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因而它们常常被混用。但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抚养与扶养所涵盖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有着很大的区别。下面收养法编辑就抚养与扶养的概念进行简单的阐述。
就广义而言,长辈亲属对晚辈亲属的养育、平辈亲属之间的扶助、晚辈亲属对长辈亲属的供养都可以称为“扶养”,它泛指特定亲属之间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存在的经济上相互供养、生活上相互扶助照顾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民法通则》
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中的“扶养”。但根据我国《婚姻法》等法律的规定,以上三种法律关系应当分别为“抚养”“扶养”与“赡养”。这三个名词看起来区别不大,“抚养”与“扶养”甚至经常被混用,但如果认真分析起来这三个名词其实有这不同的意义,其所涵盖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有着很大的区别。现就抚养与扶养的概念进行简单的阐述,供大家参考。
一、抚养的概念
抚养,是指长辈亲属对晚辈亲属的抚育教养,是父母(或其他长辈)与子女(或其他晚辈)间一种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存在的基础是血亲关系。存在与生父母对婚生子女以及非婚生子女之间,也存在于继父母对继子女之间,还有养父母对养子女之间,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具有抚养的义务。
相关法条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二十一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第二十五条“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生活为止。”
第二十八条“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二、扶养的概念
扶养,我国法律对扶养采用狭义的概念,专指平辈亲属之间依法发生的经济供养和生活扶助的权利义务关系。多属扶养纠纷案件是因合法夫妻之间在物质上和生活上相互负有的相互扶助,相互供养的义务得不到实现而发生。但在特定条件下兄、姐对弟、妹也负有法定的扶养义务。
相关法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二十条“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
第二十九条“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扶养的义务。”
以上就是抚养与扶养的概念介绍。总之,抚养是长辈亲属对晚辈亲属的养育,而扶养则是平辈亲属间的扶助。

[律师回复]
一、离婚后怎么行使探望权
（
1）协议优先原则：《婚姻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处理此类案件的方法，协商不成由人民判决，从而确定了先行调解的原则，未经调解协商不得径自判决，否则是程序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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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利义务统一原则：从父母子女关系来说，对父母而言探望权是一种权利，相对于子女有受探望的权利而言又是一种义务，该项义务是法定的，不能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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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原则：《婚姻法》规定了探望权中止的理由，也是审理探望权应当遵循的标准，这与离婚案件中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原则是一致的。《婚姻法》增加探望权规定的目的正是让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切身感受子女各方面的成长情况，把关爱和亲情带给子女，而子女除了直接抚养自己的父或母外，还需要接受母亲或父亲的关爱、教育和情感熏陶，这也他们天生的权利，因此以此为标准来确定探望权的内容，才能实现其真正的价值，否则即为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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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探望时间优先原则：探望权是不直接抚养子女方享有的权利，因此其权利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受到直接抚养子女方的限制，探望权的行使受到抚养权的约束。但从其本身权利的内容来看，法律规定了时间、方式，在这一时间段来说探望权优先于抚养权，抚养权应当服从于探望权的需要。这就决定了探望权在探望时间里的优先性，直接抚养子女方不得以子女需上课外辅导班、有事外出等理由干扰探望权的行使。
二、探望权与抚养权的关系探望权与抚养权是离婚诉讼的两个内容，离婚后一方取得抚养权，另一方就取得探望权，因此两个权利是相对存在的。抚养子女方不得以对方不付抚养费而拒绝探望，不抚养子女方也不得以放弃探望为由而不付抚养费。同时两个权利又是相互制约的，直接抚养子女方在享有子女抚养权的同时应履行协助义务使对方实现其探望权，如不履行义务则不直接抚养子女方可以以此为由要求变更抚养权；不直接抚养子女方在享有探望权的同时负有尊重对方抚养权的义务，如横加干涉直接抚养子女方可以向提出中止探望权的申请。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离婚后子女抚养、抚养费与探望权问题解答如下, 　　父母离婚后，子女随哪方生活，一般是根据“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原则来决定。《婚姻法》
第三十六条
第三款规定：“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对子女抚养问题，根据《婚姻法》规定及最高人民1993年11月3日颁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应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妥善解决。子女由谁抚养的问题应根据子女的年龄分两种情况来决定：
第
一，哺乳期内的子女由母亲抚养。
第一条规定：“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如果母亲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也可随父方生活：
(1)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的；
(2)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而父方要求子女随其生活的；
(3)因其他原因，子女确无法随母方生活的。父母双方协议两周岁以下子女随父方生活，并对子女健康成长无不利影响的，可予准许。
第
二，哺乳期后的子女由谁抚养的问题。首先应由父母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根据双方的情况判决。如果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随其生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予优先考虑：
(1)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
(2)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于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
(3)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的；
(4)子女随其生活，对子女成长有利，而另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或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不宜与子女共同生活的。
(5)父方与母方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相同，双方均要求子女与其共同生活，但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且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可作为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的优先条件予以考虑。如果子女是已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父母双方对于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时，应考虑该子女的意见。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父母双方协议轮流抚养子女的，可予准许。子女抚养费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判决。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父母双方可以协议子女随一方生活并由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育费。但经查实，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不予准许。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抚育费应定期给付，有条件的可一次性给付。对一方无经济收入或者下落不明的，可用其财物折抵子女抚育费。抚育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十八周岁为止。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停止给付抚育费。对于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父母仍应负担必要的抚育费。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孩子的抚养费通常是根据不抚养孩子一方，月均收入的20到30这个比例支付，同时结合孩子的实际需要和当地生活水平，其实最核心的要素还是看对方实际月收入是多少。法律上抚养费是包括孩子的生活费、医疗费和教育费等全部的费用。对于抚养费的支付方式，通常是按月支付，如果对方有条件而且愿意一次性支付的，才可以一次性支付。离婚后，如果孩子的原定抚养费标准不足以满足孩子的实际需要的，那么可以要求增加抚养费，能增加多少，要看时对方实际收入状况来确定。最后，抚养费的给付期限，就到18周岁为止，对于18岁以后上大学的费用、对于离婚后让孩子上私立学校的费用，出国的费用，以及课外辅导等费用，均由双方协商一致才可以，协商不成，这些法定标准之外的费用，都不能强行要求对方一起承担。

[律师回复]
1、探视权(探望权)是一种身份权。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所有的权利义务。②探望权属于亲权范畴，探望权产生的基础是父母对子女享有的亲权，其权利的主体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父或母，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特有权利，因此是一种身份权。
2、探视权(探望权)是法定权。现实生活中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关爱、照顾，产生于血缘关系和人之伦理道德。“出礼入刑”，父母关爱看望自己亲生子女的心理需求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升为法律。由国家权力予以调整便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对探望权的规定。该法律条文对探望权的行使、中止和权利的恢复情况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还明确了直接抚养方的协助义务。婚姻关系终止，只要直接抚养权一确定，探望权也同时成立，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对未成年子女就依法享有探望权。非有法定理由不得予以中止或剥夺。

[律师回复] 《工伤保险条例》第39条规定：“丧葬补助费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根据该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直系亲属所能获得的丧葬补助费，以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进行计算。丧葬补助赔偿金额=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元/月)×6，以上是赡养费与抚衅金概念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入户盗窃的概念与认定是怎样的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 入户盗窃，是指非法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盗窃的行为。 现代社会较为普遍的对“户”的理解界定为周围有遮掩物与外界相对的用于生活的场所为“户”。“户”在这里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一般情况下，集体宿舍、旅店宾馆、临时搭建工棚等不应认定为“户”，但在特定情况下，如果确实具有上述两个特征的，也可以认定为“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等包涵在在刑法的“户”的范畴内，由此可知，“户”并不局限于居住的房间，封闭的院落、的阳台等与外界相对的场所，与居住的房间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均应认定为“户”。在用做出租屋的楼房内，“户”的外延应相对缩减，租客租用的房屋内才能认定为“户”，公共阳台、楼梯间等公用场所不应认定为“户”。 入户盗窃的认定 (一)入户进行盗窃是否必然构成入户盗窃 入户盗窃通常是作为量刑上的一个从重处罚的标准来考量的。为更利于维护作为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双重屏障的“户”，入户盗窃对盗窃数额不作要求。然而，入户进行盗窃是否必然构成入户盗窃呢?笔者认为，认定入户盗窃时，必须注意“入户”的非法性。行为人在未获取户主同意的前提下，非法进入他人住所，实施了盗窃行为，就应该认定为入户盗窃。但如果行为人是合法进入他人住所后实施了盗窃，通常是亲属、朋友之间实施的小额盗窃行为，其行为通常对户内人员的人身威胁较小，应认定为普通盗窃。有学者认为，认定入户盗窃应关注“入户”的目的性，即如果行为人基于其他非法目的进入他人住所并临时起意实施了盗窃行为的，不应认定为入户盗窃。 笔者认为，入户盗窃着重的是对“户”的保护，无论行为人基于何种目的，只要其系非法“入户”并实施了盗窃行为，就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的主观上基于何种目的，往往仅有行为人自己的供述可供参考，如对入户的目的进行细分，进而对一些非法入户进行盗窃的案件不认定为入户盗窃，容易放纵犯罪。有观点认为，入户盗窃对人身权的危害仅发生在户内有人的情况下，若户内无人，其对公民人身权的危害则小得多，对生命健康权这一最重要的人身权的潜在危害基本忽略不计，因此应当视同一般盗窃处理，户内无人且数额较小时，不应当构成盗窃罪。笔者认为，对于行为人而言，当其实施非法“入户”这一行为时，其主观恶意就明显更深于实施普通盗窃，其一旦“入户”，就可能侵犯公民的住宅安宁权、隐私权抑或生命健康权。如果行为人入户实施盗窃时户内无人，中途户主归家，那么行为人仍可能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权，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户内始终无人的情况是一致的。故无论户内是否有人，均应对实施非法入户进行盗窃的行为认定为入户盗窃。 (二)间接入户盗窃的认定 间接入户盗窃表现为利用自己身体以外的工具入户盗窃。比如行为人亲自手持竹竿从窗户伸入他人户内钓走财物；比如用遥控电子工具到他人户内盗窃财物；比如通过训练动物到他人户内盗窃财物。虽然这些行为直接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但没有直接侵犯户内安宁权，不构成入户盗窃法益保护的范围，所以利用身体以外的工具“入户”的不能认定为入户盗窃。 (三)入户盗窃共犯问题 1、间接正犯入户盗窃的认定 间接正犯指没有亲手实施而利用他人实施犯罪的行为，如利用不知情的第三人、未成年人或完全精神病人入户盗窃。从入户盗窃法益保护角度来看，间接正犯的主观目的为利用行为人入户且侵害了户内的财产权和安宁权，客观上也实现了这一损害结果，行为人由于缺乏主观故意而不承担责任，所以间接正犯承担入户盗窃的刑事责任。 2、教唆犯入户盗窃的认定 教唆他人入户盗窃不论是从主观目的还是行为手段方式，均构成了对他人“户”内的财产权和安宁权的侵犯。教唆者和被教唆者达到的都是同一目的的行为，所以即使被教唆者入户只盗窃了一元钱，教唆犯也具备构成入户盗窃的要件，应认定为入户盗窃。另外被教唆的是完全精神病人，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教唆者对于该精神病人达到支配的程度，这时教唆者要作为间接正犯承担入户盗窃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被教唆人是不完全精神病人的，入户盗窃在不完全精神病人精神正常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教唆者对于该精神病人并没有到支配的程度，且存在意思联络，这时教唆者和被教唆者都承担入户盗窃的刑事责任。 (四)户内特殊环境对入户盗窃的认定 户内的人由于自身的原因，明知入户盗窃者实施犯罪行为却无力阻止，如智力障碍者障者、老弱病残，被害人目睹行为人盗窃，却无法阻止入侵者的行径，此种行为应一律认定为入户盗窃。但是，如果是入户盗窃者对被侵害人虽未采取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等手段而是实施一些特殊的手段造成的被害人无能力发现和反抗的状态，而进入户内盗窃的行为，比如，用事先准备好的“迷烟”将户内的人吹昏后，再实施入户盗窃，这属于入户抢劫的造成被害人不能反抗的强制方法，是抢劫罪的其他手段之 一，所以认定为入户抢劫，而不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 (五)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区分标准 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所以人们一般以着手后是否得逞做为判断既遂和未遂的标准。盗窃罪既遂的通说为“失控加控制说”，行为人已经实际取得财物就为既遂的标准，所以有学者指出：“既然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合法权益，那么刑法分则条文在每一个罪设置上所意欲保护的合法权益(客体)是否发生实际损害，当然就成为犯罪既遂认定的根本标准。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对每一种犯罪所能造成的具体权益损害的刻画，便成为司法操作中识别犯罪既遂的基本标准。在确定犯罪既遂的各种具体类型时，均应当以行为规律性地必然会对具体权益引发的某种实害为着眼点，只不过实害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因此，认定犯罪既遂的一个决定性前提就是准确领会并合理解释刑法在各具体罪名中所意欲保护的客体的内容。以此为标准，便可以解开刑法学界一些长期争论不休而终无定论的问题。” 要区分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的区别点就是要找到入户盗窃的着手，是以入户为着手还是以入户后开始挑选财物为着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点。从整体来看，入户似乎是入户盗窃的着手，但是如果入户后发现户内没有财物，就没有侵害财产的现实危害发生，这时把入户作为盗窃罪的着手会扩大刑事处罚范围，而以入户后开始挑选财物为着手挑选财物是指已发现财物且正在选取中，还没有实际取得，在实施这种挑选财物的行为时才具有发生盗窃罪构成要件的现实的危险，所以应当以入户后开始挑选财物为着手，并以实际取得财产为既遂，不论盗窃数额的大小，都发生了法益侵害的结果，应认定为犯罪既遂。入户后没有实际取得财物，即便侵犯了他人的安宁权也不能认定为既遂，应认定为盗窃罪未遂。根据我国盗窃罪既遂标准“失控加控制说”，入户盗窃控制了财物，比如，入户后隐匿了财物，入户后将小物件拿到手上就可为入户盗窃的犯罪既遂。被害人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比如，大物件如电视机搬出户外为入户盗窃的犯罪既遂，将入户盗窃所得的财物扔到户外楼下，打算下楼后再去转移，这时被害人已经失去了对该物的控制，不论行为人事后是否取得也认定为入户盗窃的犯罪既遂。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一般违法与犯罪的概念与特征问题解答如下, 一般合伙，是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外部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一般合伙具有如下特征：
1、必须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人，共同订立合伙协议。
2、合伙是一种共同经营体。全体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依法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同时在合伙企业的名称中不得使用“有限”或“无限责任”字样。
3、合伙是人合企业。主要是基于合伙人之间的人身信任程度而设立的企业，是相对于资合企业而言的。人合企业的联系纽带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4、合伙是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合伙的目的是为了营利。

[律师回复] 《婚姻法》规定了每个公民有赡养父母、抚养子女、扶养弱者的义务。赡养、抚养和扶养之间是不同的概念,所谓赡养是指晚辈对长辈亲属在经济上的供养和生活上的帮助;抚养与赡养相反,抚养是长辈对晚辈亲属的经济供养和生活上的帮助;而扶养是同辈之间的经济上的供养和生活上的帮助。
赡养,是指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等晚辈对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长辈在物质和生活上给予照顾和帮助。

[律师回复]
1、探视权(探望权)是一种身份权。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所有的权利义务。②探望权属于亲权范畴，探望权产生的基础是父母对子女享有的亲权，其权利的主体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父或母，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特有权利，因此是一种身份权。
2、探视权(探望权)是法定权。现实生活中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关爱、照顾，产生于血缘关系和人之伦理道德。“出礼入刑”，父母关爱看望自己亲生子女的心理需求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升为法律。由国家权力予以调整便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对探望权的规定。该法律条文对探望权的行使、中止和权利的恢复情况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还明确了直接抚养方的协助义务。婚姻关系终止，只要直接抚养权一确定，探望权也同时成立，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对未成年子女就依法享有探望权。非有法定理由不得予以中止或剥夺。
3、探视权(探望权)是受限制的权利。探望权的基础和设立的初衷，都是以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为前提。探望权源于亲权，但必定不同于亲权。因此探望权的行使，不能和亲权一样随时随地都可以行使。要在不侵害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和子女正常生活的情况下，探望权人通过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协商或法院裁决确定的方式，确定合适的时间和对子女适宜的地点来行使。同时法律还规定了，行使探望权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时，人民法院有权中止探望权的行使。
4、探视权(探望权)是探望权人的一项单纯的权利。探望权为单向性，只有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享有，而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父或母则是探望权的义务主体，应该协助探望权人实现探望的权力。对于未成年子女只是探望权行使的对象，不是探望权权利义务的相对人，不能通过诉讼方式要求探望权人对其进行探望。当然未成年子女要求不直接抚养他的一方父母来看望他，或者直接抚养子女的以方要求另一方行使探望权，法律绝对允许，但没有强制性保障其权力的规定。我国现有立法还停留在只规定不直抚养子女负有支付抚养费的义务。

[律师回复] 探视权或探望权是指法庭授予无生活监护权的父母一方的、对其子女进行经常性看望的权利。探视权与探望权的本质是一模一样的。

[律师回复] 对于什么情况下子女抚养关系可以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规定: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支持: (1)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 (2)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 (3)10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的。 (4)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父母双方协议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应予准许。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是否应当变更抚养权要根据如下情况综合判断: 1.是否变更以有利子女健康成长为前提，共同生活方的情况不利子女健康成长时要变更。 2.以有无基本经济能力为标准，但并不在当事人间简单比谁富有，如失去生育能力的一方尽管不如对方富裕仍享有优先权。 3.探视子女中的冲突不是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法定理由，当事人不得以此为由直接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 4.父母可协议变更，10周岁以上子女可自愿变更。本案小孩在10周岁以下，双方无法协议变更原告提供的证据又不足以证明被告无抚养女儿的基本经济能力，也不足以证明随被告生活不利于女儿成长，因此，原告所提探视中的冲突不能直接作为变更抚养关系的理由。

[律师回复] 对于抵销的概念与条件是什么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抵销的概念与条件是什么
(一)抵销的概念
抵销，是指当事人双方相互负有同种类的给付，将两项债务相互冲抵，使其相互在对等额内消灭。抵销债务，也就是抵销债权。为抵销的债权即主张抵销的债务人的债权，称为动方债权或主动债权、能动债权;被抵销的债权即债权人的债权，称为受方债权或被动债权、反对债权。
抵销可分为法定抵销与合意抵销。法定抵销，是指具备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时，依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所为的抵销。其依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使双方的债权按同等数额消灭的权利，称为抵销权。通常所说的抵销即是指法定抵销。合意抵销又称为契约上抵销，是指依当事人双方的合意所为的抵销。合意抵销是由当事人自由约定的，其效力也决定于当事人的约定。《合同法》第100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这里规定的就是合意抵销。
抵销是自罗马法后期以来，各国法上都承认的制度。但在立法上，各国对抵销的规定有所不同。有的采取当然抵销说，认为无须当事人的行为，依双方债权对立的事实即当然发生抵销。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290条规定：“债务人双方虽均无所知，根据法律的效力仍可发生抵销;两个债务自其同时存在起，在同等的数额的范围内互相消灭。”有的采取单独行为说，认为因有债权相互对立的事实，从而产生抵销权，因抵销权的行使而抵销。例如，《日本民法典》第506条中规定：“抵销，由当事人的一方对其相对人以意思表示为之。但其意思表示，不得附条件或期限。”我国《合同法》第99条中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
抵销也是债的消灭的原因，并且用抵销方式消灭债，可便利当事人双方，节省交易成本。因为在当事人双方相互负有同种类给付的债务时，若各方均须履行自己的债务，双方就要相互交换给付，势必增加给付的费用。此外，抵销还有担保作用。例如，双方互负同类债务时，若其中一方的资力恶化，另一方向其履行，就有可能得不到相反的履行。但若实行抵销，则另一方即使不能履行债务，他方的利益也可得到保障。
(二)抵销的条件
抵销一般须具备以下要件：
1.须双方互负有债务，互享有债权。
抵销是通过冲抵债务，使双方的债权在同等数额内消灭，因此，抵销必以当事人双方相互享有对立的债权、负有对立的债务为前提。若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仅有债权而不负债务，或者仅负债务而不享有债权，当然也就不可能抵销。抵销人供抵销的债权应为自己享有的具有完全效力的债权。抵销人的债权为诉讼时效完成后的债权的，不得以之供抵销，但对方以其债权与之抵销的，可发生抵销的效力。抵销人只能以自己的债权供抵销。对于他人的债权，即使他债权人同意，也不得以之供抵销。
2.须双方债务的给付为同一种类。
抵销的债务以是同一种类的给付为必要。因为只有给付的种类相同时，当事人双方的经济目的才一致，通过抵销才可满足当事人双方的利益需要。两项债务为不同种类的给付，若当事人以抵销而不必为给付，则会难以满足当事人的经济需要。因此，抵销的债务一般为金钱债务和种类之债。
3.须双方的债务均届清偿期。
因为抵销具有清偿的效力，因此只有债务已届清偿期时才可抵销。债务未到清偿期，债权人不能请求履行，若债权人得以其债权与对方的债权抵销，也就等于请求债务人提前清偿。两项债务，一项已届清偿期，而另一项未届清偿期时，若未到期的债务人主张抵销的，可以抵销;已届清偿期的一方主张抵销，未到期的一方同意抵销的，则也可以抵销。因为于此情形下，债务人自愿放弃自己的期限利益，法律自无限制的必要。如果两项债务都没有规定清偿期，则因为债权人都可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则可以抵销。
但是，在当事人一方受破产宣告时，破产债权人的债权不论是否已届履行期限，也不论是否附有期限或解除条件，也不论给付种类是否相同，均得抵销。此为破产中的抵销与民事上的一般抵销不同。
4.须双方的债务均为可抵销的债务。
抵销的债务须为可以抵销的债务。对于依法律规定或者债务的性质不得抵销的债务，不得抵销。双方约定不得抵销的债务也不得抵销。例如，相互提供劳务的债务，与人身不可分离的债务(如抚恤金、退休金等债务)，依其性质不能抵销。法律规定不能抵销的债务主要有：禁止强制执行的债务;因故意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债务;约定应向
第三人为给付的债务;违约金债务、赔偿金债务等。
(三)抵销的效力
抵销因可使双方的债务消灭，因而抵销权为形成权。抵销权的行使由抵销权人将其抵销的意思表示通知对方即可发生效力。《合同法》第99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抵销的效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
一，双方的债权债务于抵销数额内消灭。双方债务数额相等的，双方的债权债务全部消灭;双方的债务数额不等的，数额少的一方的债务全部消灭，另一方的债务于与对方债务相等的数额内消灭，其余额部分仍然存在，债务人就此部分债务余额负清偿责任。
第
二，因抵销双方债务的消灭为绝对消灭。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人不得主张撤回抵销。已抵销的债务再为清偿时，发生不当得利。
第
三，抵销的意思表示溯及于得为抵销时发生消灭债的效力。双方的债务适于抵销时，即为抵销权发生之时。在双方的债务清偿期不一致时，以主张抵销的一方当事人发生抵销权的时间为适于抵销的时间。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抵销的概念与条件是什么
(一)抵销的概念
抵销，是指当事人双方相互负有同种类的给付，将两项债务相互冲抵，使其相互在对等额内消灭。抵销债务，也就是抵销债权。为抵销的债权即主张抵销的债务人的债权，称为动方债权或主动债权、能动债权;被抵销的债权即债权人的债权，称为受方债权或被动债权、反对债权。
抵销可分为法定抵销与合意抵销。法定抵销，是指具备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时，依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所为的抵销。其依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使双方的债权按同等数额消灭的权利，称为抵销权。通常所说的抵销即是指法定抵销。合意抵销又称为契约上抵销，是指依当事人双方的合意所为的抵销。合意抵销是由当事人自由约定的，其效力也决定于当事人的约定。《合同法》第100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这里规定的就是合意抵销。
抵销是自罗马法后期以来，各国法上都承认的制度。但在立法上，各国对抵销的规定有所不同。有的采取当然抵销说，认为无须当事人的行为，依双方债权对立的事实即当然发生抵销。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290条规定：“债务人双方虽均无所知，根据法律的效力仍可发生抵销;两个债务自其同时存在起，在同等的数额的范围内互相消灭。”有的采取单独行为说，认为因有债权相互对立的事实，从而产生抵销权，因抵销权的行使而抵销。例如，《日本民法典》第506条中规定：“抵销，由当事人的一方对其相对人以意思表示为之。但其意思表示，不得附条件或期限。”我国《合同法》第99条中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
抵销也是债的消灭的原因，并且用抵销方式消灭债，可便利当事人双方，节省交易成本。因为在当事人双方相互负有同种类给付的债务时，若各方均须履行自己的债务，双方就要相互交换给付，势必增加给付的费用。此外，抵销还有担保作用。例如，双方互负同类债务时，若其中一方的资力恶化，另一方向其履行，就有可能得不到相反的履行。但若实行抵销，则另一方即使不能履行债务，他方的利益也可得到保障。
(二)抵销的条件
抵销一般须具备以下要件：
1.须双方互负有债务，互享有债权。
抵销是通过冲抵债务，使双方的债权在同等数额内消灭，因此，抵销必以当事人双方相互享有对立的债权、负有对立的债务为前提。若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仅有债权而不负债务，或者仅负债务而不享有债权，当然也就不可能抵销。抵销人供抵销的债权应为自己享有的具有完全效力的债权。抵销人的债权为诉讼时效完成后的债权的，不得以之供抵销，但对方以其债权与之抵销的，可发生抵销的效力。抵销人只能以自己的债权供抵销。对于他人的债权，即使他债权人同意，也不得以之供抵销。
2.须双方债务的给付为同一种类。
抵销的债务以是同一种类的给付为必要。因为只有给付的种类相同时，当事人双方的经济目的才一致，通过抵销才可满足当事人双方的利益需要。两项债务为不同种类的给付，若当事人以抵销而不必为给付，则会难以满足当事人的经济需要。因此，抵销的债务一般为金钱债务和种类之债。
3.须双方的债务均届清偿期。
因为抵销具有清偿的效力，因此只有债务已届清偿期时才可抵销。债务未到清偿期，债权人不能请求履行，若债权人得以其债权与对方的债权抵销，也就等于请求债务人提前清偿。两项债务，一项已届清偿期，而另一项未届清偿期时，若未到期的债务人主张抵销的，可以抵销;已届清偿期的一方主张抵销，未到期的一方同意抵销的，则也可以抵销。因为于此情形下，债务人自愿放弃自己的期限利益，法律自无限制的必要。如果两项债务都没有规定清偿期，则因为债权人都可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则可以抵销。
但是，在当事人一方受破产宣告时，破产债权人的债权不论是否已届履行期限，也不论是否附有期限或解除条件，也不论给付种类是否相同，均得抵销。此为破产中的抵销与民事上的一般抵销不同。
4.须双方的债务均为可抵销的债务。
抵销的债务须为可以抵销的债务。对于依法律规定或者债务的性质不得抵销的债务，不得抵销。双方约定不得抵销的债务也不得抵销。例如，相互提供劳务的债务，与人身不可分离的债务(如抚恤金、退休金等债务)，依其性质不能抵销。法律规定不能抵销的债务主要有：禁止强制执行的债务;因故意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债务;约定应向
第三人为给付的债务;违约金债务、赔偿金债务等。
(三)抵销的效力
抵销因可使双方的债务消灭，因而抵销权为形成权。抵销权的行使由抵销权人将其抵销的意思表示通知对方即可发生效力。《合同法》第99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抵销的效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
一，双方的债权债务于抵销数额内消灭。双方债务数额相等的，双方的债权债务全部消灭;双方的债务数额不等的，数额少的一方的债务全部消灭，另一方的债务于与对方债务相等的数额内消灭，其余额部分仍然存在，债务人就此部分债务余额负清偿责任。
第
二，因抵销双方债务的消灭为绝对消灭。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人不得主张撤回抵销。已抵销的债务再为清偿时，发生不当得利。
第
三，抵销的意思表示溯及于得为抵销时发生消灭债的效力。双方的债务适于抵销时，即为抵销权发生之时。在双方的债务清偿期不一致时，以主张抵销的一方当事人发生抵销权的时间为适于抵销的时间。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抵销的概念与条件是什么
(一)抵销的概念
抵销，是指当事人双方相互负有同种类的给付，将两项债务相互冲抵，使其相互在对等额内消灭。抵销债务，也就是抵销债权。为抵销的债权即主张抵销的债务人的债权，称为动方债权或主动债权、能动债权;被抵销的债权即债权人的债权，称为受方债权或被动债权、反对债权。
抵销可分为法定抵销与合意抵销。法定抵销，是指具备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时，依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所为的抵销。其依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使双方的债权按同等数额消灭的权利，称为抵销权。通常所说的抵销即是指法定抵销。合意抵销又称为契约上抵销，是指依当事人双方的合意所为的抵销。合意抵销是由当事人自由约定的，其效力也决定于当事人的约定。《合同法》第100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这里规定的就是合意抵销。
抵销是自罗马法后期以来，各国法上都承认的制度。但在立法上，各国对抵销的规定有所不同。有的采取当然抵销说，认为无须当事人的行为，依双方债权对立的事实即当然发生抵销。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290条规定：“债务人双方虽均无所知，根据法律的效力仍可发生抵销;两个债务自其同时存在起，在同等的数额的范围内互相消灭。”有的采取单独行为说，认为因有债权相互对立的事实，从而产生抵销权，因抵销权的行使而抵销。例如，《日本民法典》第506条中规定：“抵销，由当事人的一方对其相对人以意思表示为之。但其意思表示，不得附条件或期限。”我国《合同法》第99条中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
抵销也是债的消灭的原因，并且用抵销方式消灭债，可便利当事人双方，节省交易成本。因为在当事人双方相互负有同种类给付的债务时，若各方均须履行自己的债务，双方就要相互交换给付，势必增加给付的费用。此外，抵销还有担保作用。例如，双方互负同类债务时，若其中一方的资力恶化，另一方向其履行，就有可能得不到相反的履行。但若实行抵销，则另一方即使不能履行债务，他方的利益也可得到保障。
(二)抵销的条件
抵销一般须具备以下要件：
1.须双方互负有债务，互享有债权。
抵销是通过冲抵债务，使双方的债权在同等数额内消灭，因此，抵销必以当事人双方相互享有对立的债权、负有对立的债务为前提。若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仅有债权而不负债务，或者仅负债务而不享有债权，当然也就不可能抵销。抵销人供抵销的债权应为自己享有的具有完全效力的债权。抵销人的债权为诉讼时效完成后的债权的，不得以之供抵销，但对方以其债权与之抵销的，可发生抵销的效力。抵销人只能以自己的债权供抵销。对于他人的债权，即使他债权人同意，也不得以之供抵销。
2.须双方债务的给付为同一种类。
抵销的债务以是同一种类的给付为必要。因为只有给付的种类相同时，当事人双方的经济目的才一致，通过抵销才可满足当事人双方的利益需要。两项债务为不同种类的给付，若当事人以抵销而不必为给付，则会难以满足当事人的经济需要。因此，抵销的债务一般为金钱债务和种类之债。
3.须双方的债务均届清偿期。
因为抵销具有清偿的效力，因此只有债务已届清偿期时才可抵销。债务未到清偿期，债权人不能请求履行，若债权人得以其债权与对方的债权抵销，也就等于请求债务人提前清偿。两项债务，一项已届清偿期，而另一项未届清偿期时，若未到期的债务人主张抵销的，可以抵销;已届清偿期的一方主张抵销，未到期的一方同意抵销的，则也可以抵销。因为于此情形下，债务人自愿放弃自己的期限利益，法律自无限制的必要。如果两项债务都没有规定清偿期，则因为债权人都可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则可以抵销。
但是，在当事人一方受破产宣告时，破产债权人的债权不论是否已届履行期限，也不论是否附有期限或解除条件，也不论给付种类是否相同，均得抵销。此为破产中的抵销与民事上的一般抵销不同。
4.须双方的债务均为可抵销的债务。
抵销的债务须为可以抵销的债务。对于依法律规定或者债务的性质不得抵销的债务，不得抵销。双方约定不得抵销的债务也不得抵销。例如，相互提供劳务的债务，与人身不可分离的债务(如抚恤金、退休金等债务)，依其性质不能抵销。法律规定不能抵销的债务主要有：禁止强制执行的债务;因故意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债务;约定应向
第三人为给付的债务;违约金债务、赔偿金债务等。
(三)抵销的效力
抵销因可使双方的债务消灭，因而抵销权为形成权。抵销权的行使由抵销权人将其抵销的意思表示通知对方即可发生效力。《合同法》第99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抵销的效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
一，双方的债权债务于抵销数额内消灭。双方债务数额相等的，双方的债权债务全部消灭;双方的债务数额不等的，数额少的一方的债务全部消灭，另一方的债务于与对方债务相等的数额内消灭，其余额部分仍然存在，债务人就此部分债务余额负清偿责任。
第
二，因抵销双方债务的消灭为绝对消灭。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人不得主张撤回抵销。已抵销的债务再为清偿时，发生不当得利。
第
三，抵销的意思表示溯及于得为抵销时发生消灭债的效力。双方的债务适于抵销时，即为抵销权发生之时。在双方的债务清偿期不一致时，以主张抵销的一方当事人发生抵销权的时间为适于抵销的时间。

[律师回复] 对于被诉讼人与诉讼人的概念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行政诉讼法》第2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为共同诉讼。可以看出，共同诉讼人是指原告或被告一方为两个以上，诉讼客体相同，并且诉讼主张一致。这里的要点是：
1、当事人一方是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诉讼标的相同。所谓相同，是指同一或者同类两种情况。
3、诉讼主张一致。所谓一致，是指共同诉讼人之间的诉讼主张之间没有根本冲突或者实质性的差异，并不是指诉讼主张完全相同。
4、案件属同一人民管辖，并且人民决定进行合并审理。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入户盗窃的概念与认定是怎样的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 入户盗窃，是指非法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盗窃的行为。 现代社会较为普遍的对“户”的理解界定为周围有遮掩物与外界相对的用于生活的场所为“户”。“户”在这里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一般情况下，集体宿舍、旅店宾馆、临时搭建工棚等不应认定为“户”，但在特定情况下，如果确实具有上述两个特征的，也可以认定为“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等包涵在在刑法的“户”的范畴内，由此可知，“户”并不局限于居住的房间，封闭的院落、的阳台等与外界相对的场所，与居住的房间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均应认定为“户”。在用做出租屋的楼房内，“户”的外延应相对缩减，租客租用的房屋内才能认定为“户”，公共阳台、楼梯间等公用场所不应认定为“户”。 入户盗窃的认定 (一)入户进行盗窃是否必然构成入户盗窃 入户盗窃通常是作为量刑上的一个从重处罚的标准来考量的。为更利于维护作为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双重屏障的“户”，入户盗窃对盗窃数额不作要求。然而，入户进行盗窃是否必然构成入户盗窃呢?笔者认为，认定入户盗窃时，必须注意“入户”的非法性。行为人在未获取户主同意的前提下，非法进入他人住所，实施了盗窃行为，就应该认定为入户盗窃。但如果行为人是合法进入他人住所后实施了盗窃，通常是亲属、朋友之间实施的小额盗窃行为，其行为通常对户内人员的人身威胁较小，应认定为普通盗窃。有学者认为，认定入户盗窃应关注“入户”的目的性，即如果行为人基于其他非法目的进入他人住所并临时起意实施了盗窃行为的，不应认定为入户盗窃。 笔者认为，入户盗窃着重的是对“户”的保护，无论行为人基于何种目的，只要其系非法“入户”并实施了盗窃行为，就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的主观上基于何种目的，往往仅有行为人自己的供述可供参考，如对入户的目的进行细分，进而对一些非法入户进行盗窃的案件不认定为入户盗窃，容易放纵犯罪。有观点认为，入户盗窃对人身权的危害仅发生在户内有人的情况下，若户内无人，其对公民人身权的危害则小得多，对生命健康权这一最重要的人身权的潜在危害基本忽略不计，因此应当视同一般盗窃处理，户内无人且数额较小时，不应当构成盗窃罪。笔者认为，对于行为人而言，当其实施非法“入户”这一行为时，其主观恶意就明显更深于实施普通盗窃，其一旦“入户”，就可能侵犯公民的住宅安宁权、隐私权抑或生命健康权。如果行为人入户实施盗窃时户内无人，中途户主归家，那么行为人仍可能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权，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户内始终无人的情况是一致的。故无论户内是否有人，均应对实施非法入户进行盗窃的行为认定为入户盗窃。 (二)间接入户盗窃的认定 间接入户盗窃表现为利用自己身体以外的工具入户盗窃。比如行为人亲自手持竹竿从窗户伸入他人户内钓走财物；比如用遥控电子工具到他人户内盗窃财物；比如通过训练动物到他人户内盗窃财物。虽然这些行为直接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但没有直接侵犯户内安宁权，不构成入户盗窃法益保护的范围，所以利用身体以外的工具“入户”的不能认定为入户盗窃。 (三)入户盗窃共犯问题 1、间接正犯入户盗窃的认定 间接正犯指没有亲手实施而利用他人实施犯罪的行为，如利用不知情的第三人、未成年人或完全精神病人入户盗窃。从入户盗窃法益保护角度来看，间接正犯的主观目的为利用行为人入户且侵害了户内的财产权和安宁权，客观上也实现了这一损害结果，行为人由于缺乏主观故意而不承担责任，所以间接正犯承担入户盗窃的刑事责任。 2、教唆犯入户盗窃的认定 教唆他人入户盗窃不论是从主观目的还是行为手段方式，均构成了对他人“户”内的财产权和安宁权的侵犯。教唆者和被教唆者达到的都是同一目的的行为，所以即使被教唆者入户只盗窃了一元钱，教唆犯也具备构成入户盗窃的要件，应认定为入户盗窃。另外被教唆的是完全精神病人，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教唆者对于该精神病人达到支配的程度，这时教唆者要作为间接正犯承担入户盗窃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被教唆人是不完全精神病人的，入户盗窃在不完全精神病人精神正常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教唆者对于该精神病人并没有到支配的程度，且存在意思联络，这时教唆者和被教唆者都承担入户盗窃的刑事责任。 (四)户内特殊环境对入户盗窃的认定 户内的人由于自身的原因，明知入户盗窃者实施犯罪行为却无力阻止，如智力障碍者障者、老弱病残，被害人目睹行为人盗窃，却无法阻止入侵者的行径，此种行为应一律认定为入户盗窃。但是，如果是入户盗窃者对被侵害人虽未采取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等手段而是实施一些特殊的手段造成的被害人无能力发现和反抗的状态，而进入户内盗窃的行为，比如，用事先准备好的“迷烟”将户内的人吹昏后，再实施入户盗窃，这属于入户抢劫的造成被害人不能反抗的强制方法，是抢劫罪的其他手段之 一，所以认定为入户抢劫，而不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 (五)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区分标准 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所以人们一般以着手后是否得逞做为判断既遂和未遂的标准。盗窃罪既遂的通说为“失控加控制说”，行为人已经实际取得财物就为既遂的标准，所以有学者指出：“既然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合法权益，那么刑法分则条文在每一个罪设置上所意欲保护的合法权益(客体)是否发生实际损害，当然就成为犯罪既遂认定的根本标准。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对每一种犯罪所能造成的具体权益损害的刻画，便成为司法操作中识别犯罪既遂的基本标准。在确定犯罪既遂的各种具体类型时，均应当以行为规律性地必然会对具体权益引发的某种实害为着眼点，只不过实害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因此，认定犯罪既遂的一个决定性前提就是准确领会并合理解释刑法在各具体罪名中所意欲保护的客体的内容。以此为标准，便可以解开刑法学界一些长期争论不休而终无定论的问题。” 要区分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的区别点就是要找到入户盗窃的着手，是以入户为着手还是以入户后开始挑选财物为着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点。从整体来看，入户似乎是入户盗窃的着手，但是如果入户后发现户内没有财物，就没有侵害财产的现实危害发生，这时把入户作为盗窃罪的着手会扩大刑事处罚范围，而以入户后开始挑选财物为着手挑选财物是指已发现财物且正在选取中，还没有实际取得，在实施这种挑选财物的行为时才具有发生盗窃罪构成要件的现实的危险，所以应当以入户后开始挑选财物为着手，并以实际取得财产为既遂，不论盗窃数额的大小，都发生了法益侵害的结果，应认定为犯罪既遂。入户后没有实际取得财物，即便侵犯了他人的安宁权也不能认定为既遂，应认定为盗窃罪未遂。根据我国盗窃罪既遂标准“失控加控制说”，入户盗窃控制了财物，比如，入户后隐匿了财物，入户后将小物件拿到手上就可为入户盗窃的犯罪既遂。被害人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比如，大物件如电视机搬出户外为入户盗窃的犯罪既遂，将入户盗窃所得的财物扔到户外楼下，打算下楼后再去转移，这时被害人已经失去了对该物的控制，不论行为人事后是否取得也认定为入户盗窃的犯罪既遂。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联系与区别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前者是故意的一种，是主观形态。后者是犯罪既遂状态，是客观方面。1111刑法犯罪故意的一种。事前故意，又称韦伯的概括性故意，是指行为人事先对犯罪事实整体有认识而实施行为的一种故意心态。在事前故意中，判断故意的有无应以行为人行为当时的意图为判断标准，后行为的故意应当被认为是事前故意的延续，对该引起结果的全过程应进行概括把握，而认为具有故意的情况。22222犯罪构成的提前实现，实际上是指提前实现了行为人所预想的结果。例如，甲准备使乙吃安眠药熟睡后将其绞死，但未待甲实施绞杀行为时，乙由于吃安眠药过量而死亡。要认定这种行为是否成立故意犯罪既遂，关键在于行为人在实施第一行为时，是否已经着手实行。如果能得出肯定结论，则应认定为故意犯罪既遂，如果得出否定结论，则否认故意犯罪既遂。犯罪构成的提前实现实质上是犯罪结果的提前发生。犯罪构成的提前实现已构成犯罪但未必一定是既遂。

[律师回复] 对于行政诉讼裁定的概念与特征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1、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提讼，由人民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诉讼制度。
其有以下特征：
(1)行政诉讼所要解决的是行政争议案件；
(2)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被告具有稳定性；
(3)行政诉讼的客体是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4)行政诉讼的起因是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认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5)行政诉讼是在人民主持下适用行政诉讼程序而进行的。
2、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可以就的行政行为造成的利益损害要求得到赔偿，精神损失赔偿作为原告损失的一种，在理论上应该是允许提出的。
在实际中，以否得到的支持是一件很难说的事，大多数是不行的。因为行政案件的赔偿属于国家赔偿，但是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失赔偿没有具体的规定和计算方法。但是也好象有少量的，金额较小的曾经判决过赔偿。
总的来说，在行政案中如果不是特别情况，请求精神损失赔偿。特别是大金额的赔偿是不必要的，浪费精力。

[律师回复] 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是大陆法系特别是德、日刑法犯罪过失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其司法实务在处理职务、业务活动的责任事故中确定过失责任及责任程度的重要理论。我国学者对此理论探讨的不多，司法实务中尚未自觉运用这些理论。因此，合理借鉴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一、危险分配的概念及理论发展所谓危险的分配，是德、日刑法理论中以“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为理论基础，在“过失犯处罚减轻合理化”口号下提出的理论。其基本含义是指：在从事危险的业务或者事务时，参与者应当以相互间的信赖为基础，对于该业务或事务所发生的危险，相互间予以合理的分配，就各自分担的部分予以确切地实施，相互间分担回避危险，使危险减轻或者消除。危险的分配的理论，虽然从客观上说，是对涉及危险业务、事务的当事人应当合理地分担对发生危害结果的危险的注意义务，但其理论的重点，学者认为，并不在于危险预见义务的分担，而在于由此可能实现消除危险（注：参见［日］大谷实：《危险的分配与信赖原则》，载藤木英雄：《过失犯-新旧过失论争》，学阳书房1981年日文版，第109页。）。然而，从刑事责任的分担上，无疑危险的分配要涉及到对于危害结果发生的预见、回避义务依据何种原则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为回避危害结果的发生，应当科以参与者在从事危险业务、事务活动中各自相应的注意义务，如果对一方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多，则对另一方就应当要求的少，反之亦然。例如，驾驶汽车撞死了行人，就该事故论及有关人员的过失时，就必须考虑驾驶员和行人各自负有什么样的注意义务，是哪一方违反了注意义务。为保障交通安全，应当科以驾驶者和行人各自相应的注意义务，如要求驾驶者的注意义务多，则要求行人的义务就少，相反，要求行人的注意义务多，对驾驶者就应要求的义务少。那么，应以什么样的原则合理的分配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广狭从其实践以及理论发展的情况来看，应当说直至目前，仍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原则。通常是基于行为人各自的法律地位，以“社会生活上必要的注意”（注：［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为根据，对具体事件具体分析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广狭与多少。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的司法实务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与危险的分配理论发展的密切关系。在日本，随着社会对汽车作为高速交通工具的不同评价，危险分配的理论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在第二次前的日本社会，汽车持有的数量少，道路及交通设施也极不完备，道路狭窄，没有行车与行人道的区别，只是在主要路口设置交通信号灯，行人亦不太讲究交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实务中几乎就不承认汽车作为高速交通工具的地位，因而强调对行人安全的保障，在社会观念上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妥。所以，就科以驾驶者广泛的注意义务，对行人则要求极少的注意义务，给予行人相当的行动自由。当发生事故时，大都会认为是驾驶者的责任。例如，在日本大正时期，大审院的判决作过如下说明：“汽车的驾驶者在操纵汽车时，应当努力注意警戒道路的前方，防危害于未然，乃是其业务上当然的义务。在汽车行驶中，有人横穿马路，渐渐接近时，只鸣笛、减速尚不够，还应当注意行人的态度、姿势等其他情况，采取随时都得以停车的措施，使用避免急遽危害的方法，留有防危害于未然的余地。”还有判例要求驾驶者暂时停车，待行人通过后再启动行驶。如果驾驶者违反了上述注意义务，就应当构成业务上的过失致死罪。对于科以驾驶者如此广泛的注意义务，从而使汽车不能发挥其作为高速交通工具作用这一点，司法实务中虽然有明确的认识，但却认为：“如果因为驾驶者缺乏上述业务上的注意，使其操纵的汽车冲撞了行人，产生了死亡结果时，就应当构成业务上过失致死罪，即令因此而使具有高速度的汽车丧失其本来的机能，也不能免除其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