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会见权一般规定有哪些

[律师回复] 刑辩第一辩——证据之辩证据是法官判定一切案件的基础，所以在所有的案件当中，证据的作用都是十分巨大的，在刑事案件当中怎么强调证据的作用都不过分，证据就好像是一根根木头，公诉机关就是用这一根根的木头搭建一座证明法罪嫌疑人有罪的大厦，如果律师能够将构建这个大厦的木头击断，其效果可想而知。实际上，绝大多数无罪辩护成功的案例都是在证据上击垮了公诉机关，使得公诉机关的指控不能成立而获得成功的。这一点也是目前绝大多数辩护律师没有认真作的一项工作，很多律师作刑事辩护时，就是会见一下犯罪嫌疑人，然后开庭时发表一点辩护意见，根本不去做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而没有证据支持的辩护意见要想取得司法机关的认可和采纳其难度可想而知，这样的辩护其结果自然难以令人满意。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这样一个原则：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这个原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逐渐演化为重证据、不信辩解，绝大多数的司法人员从内心都会排斥犯罪嫌疑人的辩解，认为犯罪嫌疑人所说的纯属狡辩，因此也就不屑于听取当事人的辩解。在这样的一种大的司法背景下，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往往不会被作为证据使用，辩护律师要想说服司法机关，绝不能单纯依靠犯罪嫌疑人自己的辩解，而需要拿出有效的证据来，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辩解是合理的、成立的。2/4?刑辩第二辩——逻辑之辩前所述，证据就像是一根根的木头，公诉机关就是用这一根根的木头搭建一座证明法罪嫌疑人有罪的大厦，那么，公诉机关是如何将这一根根的木头搭建成大厦的呢，这里面就需要一个连接木头的榫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逻辑。只有运用逻辑，公诉机关才能够将一个个的证据组合起来，最终推导出犯罪嫌疑人是有罪的结论，这也就是公诉人在法庭上通常说的证据之间互相印证、形成了证据锁链，足以证实犯罪事实。那么，作为辩护律师，就需要充分运用自己的逻辑知识，找出对方在逻辑推理过程中的问题，从而击断公诉机关的证据锁链，这就需要辩护律师需要极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思辨思维能力，能够从对方的逻辑中找到错误的地方，很多时候，公诉机关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材料，这些证据在表面上看是很扎实的、很充分的，但是作为律师，却绝不能就这样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要能够静下心来，逐一分析证据，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并最终取得好的效果。3/4刑辩第三辩——定性之辩对于某一个行为来说，是否构成犯罪，需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但是一部刑法，区区几百条，不可能将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逐一细化并规定出来，所以，这里面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事实和证据，公诉机关和辩护律师都不存在争议，但是对于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者构成的是何种犯罪(如是贪污还是职务侵占)，常常发生巨大的争论，这种争论就是法律界所说的定性问题。定性问题无疑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里面牵涉到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或者构成的是轻罪还是重罪的问题，例如数额一样的情况下，贪污罪的刑期就比职务侵占要重，所以定性问题也是辩护律师应该关注的重点环节。定性的问题牵涉到对法律条文的具体理解和使用，这就需要辩护律师要有较高的法律素养，要能够言之有物、以理服人，通过对法律的合情、合理、合法的诠释，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修养说服法官和公诉机关，最终取得有利于被告人的结果。4/4?刑辩第四辩——情节之辩在辩护律师通过对上述各个方面进行审视和研究之后，如果没有发现有利的辩护角度，那么就意味着被告人确实要面临着刑事处罚了。这个时候，辩护律师就需要寻找有利于辩护人的情节来减轻被告人的罪责，使被告人获得较轻的处罚。所谓情节，一般是指那些能够影响到被告人处罚轻重的客观事实，可以分为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从轻情节和从重情节等等。作为辩护律师，显然需要寻找的是能够减轻被告人处罚的情节，一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寻找：1、 是否有自首、立功等法定的情节。2、 是否有前因，被害人是否有过错。3、 主观动机是否恶劣。4、 被告人一贯表现是否良好。是否是初犯偶犯等。5、 犯罪后的认罪态度如何。有没有给被害人做出足够的民事补偿。有效的情节之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被告人的罪责，辩护律师在不能够推翻公诉机关指控的前提下，务必要尽力寻找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为辩护人提供有效地帮助。??

[律师回复] 基于刑事辩护 无罪的回答如下:这个需要你用心去衡量如果你专业技巧没有问题的话无罪辩护当然是对当事人最负责的选择,但是你必须想好你手的牌够不够,因为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谁也不能脱离现实谈问题,就现在的现实情况,这个是很难的,而且你承担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此点说的是你关于与当事人一般情况还是选择其他为好

[律师回复] 作为被告人孟某某的辩护人，我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已经发表过辩护词和质证意见，现针对补充侦查卷及补充公诉意见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及辩护词。首先，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提交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主体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七条 “在审判过程中,对于需要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行收集证据和进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协助;也可以书面 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规定，在本案的审判过程中，要补充侦查的主体是商丘市人民检察院，而不是作为侦查机关的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同时辩护人也没有在卷中看见检察院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任何书面文件。但补充侦查卷的立卷单位和侦查人员全部是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补充侦查卷中看不到任何检察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此次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因此，此次补充侦查行为的主体没有侦查权，是严重违法行为。其次，本案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行为严重违法甚至已构成犯罪。本案已经到了审判阶段，因此，如果法庭对已交的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或辩解有疑问或不清楚的完全可以传唤证人开庭重新展开庭审调查，但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审判阶段没有侦查权的情况下违法提审已处于审判阶段的四名被告人，并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重新询问证言已在法庭调查阶段质证过的部分证人，甚至包括曾经旁听过过法庭庭审的证人(还将证人旁听过庭审的事实堂而皇之的记录在笔录里)，侦查机关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看守所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其行为已经涉嫌构陷被告人、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不但不行使监督权，反而将侦查机关的所谓补充侦查卷当做证据提交给法院，则更是违法的。因此，辩护人认为此补充侦查卷的所有证据都是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建议法庭将此案卷转交人民检察院启动反渎职调查。第三，本案补充侦查的程序和过程严重违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在现场询问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1、除了现场询问和传唤到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外，对证人询问应该在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但本案补充侦查卷中新的证人询问地点大都是在三个酒店中，同时卷中也没有证明这三个酒店是证人们共同提出的;2、 询问证人也不是个别进行，甚至在笔录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在2013年7月23日20时11分到2013年7月23日20时43分证人秦耀忠和证人李新民竟然同时在所谓侦查人员侯士勋、姚凯面前做笔录。3、调查取证人员根本没有按照规定出示相关法律手续，在所有的调查笔录中，调查人员均只出示工作证件，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而不仅仅是出示工作证件，因此从这一点来讲也可以判断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是未经批准的私自调查行为，根本没有取得“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第四，针对辩护人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关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辩护意见，补充侦查卷特意调取了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同事也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母亲李新英和第一被告人的部分亲戚、朋友、邻居的证言，以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就很熟悉。但这些所谓的证人不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亲属就是朋友、邻居。在庭审辩论结束已经明确各被告人的观点和辩护人辩护意见的前提下，其证言的可信性极低，即使其证言本身也不符合事实，第一被告人蔺某某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小了整整一代，而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在1995年就离开原单位，当时第一被告人蔺子仅仅十一二岁，两人没有任何可以接触的环境，怎么可能能相互熟悉?再有一点，即使调查人员再调取100个证人也无法反驳的一个重要的证人证言，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辩护人提出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依据时有意没有提到的一个关键证人证言，就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父亲蔺建兴在2012年5月29日的证言：“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人，但没有来往”这一证据完全证明第一被告人的父母一辈也仅仅是知道有孟某某这个人，但没有来往，也就是不熟悉，那其他人证明能证明第一被告人和第四被告人很熟悉并知道对方名字呢?因此这些试图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熟悉并互相知道对方姓名的所谓证人证言不但程序违法，内容显然也是不真实的。综上，公诉人将侦查主体、侦查行为、侦查程序严重违法甚至可能构成犯罪的所谓补充侦查卷作为补充侦查证据提交，既不能证明被告人孟某某犯有合同诈骗罪，同时其行为也是违法的。在此辩护人也提醒法庭注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一百九十八条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六条 “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者撤回起诉。”的规定，在此次延期审理过程中，以及补充侦查卷中，辩护人没有看到任何检察机关对本案延期审理的建议和恢复法庭审理的书面提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九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和第二百零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规定，本案审理期限以远远超过法定的最多三个月的审理期限，即使从第一次开庭到现在也已超过100多天，应当对被告人孟某某应当予以释放，如果法庭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被告人孟某某也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孟某某无罪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