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7万多元，经辩护成功适用缓刑

[律师回复] 贪污罪的辩护词要写被告人的法定情节，关于案件的定性问题，并表明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犯罪后，被告积极要求退赃，配合侦查机关查明案情，悔过之心显著、悔罪态度较好.被告系初犯，主观恶性不深，对社会危害性相对较轻，申请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较轻的刑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关于罪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 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 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 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 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 “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 “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有可能被免予刑处罚，刑9是这样规定的：将刑法 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 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 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 第二项、 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安徽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本人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通过今天的法庭调查，本案案情已基本查清，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经过基本没有异议，但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构成贪污罪罪名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一、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国家公共财产，而两被告人非法占有的321091.5元是个人财物。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因此，贪污罪必须以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为前提，而不是非法占有个人财物。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被告人以“广德县西黄沙站”负责人刘的名义多次从砂石公司业务科报账员李处领取道路维修返还款现金人民币共计321091.5元。在领款过程中两被告人商定，向刘隐瞒领取道路维修返还款的真实数额，除支付刘人民币81000元、公务支出人民币10091.5元外，剩余的人民币230000元被二被告人均分。
从起诉书的上述指控来看，两被告人领取的321091.5元，应当属于刘的个人财产，理由是：
1、刘与广德县公司之间是劳务关系。虽然刘打着“广德县西黄沙站”的旗号，但所谓的“广德县西黄沙站”并非经过广德县公司或者其他部门依法设立，广德县公司既未安排人员在该黄砂站上班，亦未划拨经费用于该黄沙站办公所需，该黄沙站实际上是刘个人经广德县砂石公司同意，在黄沙站所在地点对外公开销售黄沙票，广德县砂石公司则从售票所得中支付一部分款项作为刘的劳务报酬。
2、被告人是以刘个人名义领取返还款，而不是以其他名义领取的，这一点起诉书已作出客观认定，辩护人不再赘述，既然是以个人名义领取的，其所领取的款项当然归个人所有，而非公共财产。
3、被告人与刘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砂石公司报账员很少到单位上班，为方便起见，刘将可以领取返还款的凭据交付给被告人，被告人持该凭据在报账员处领取返还款，故刘与被告人之间形成民事代理关系，刘是委托人，被告人是代理人；
4、两被告人领取并占有的上述款项并非用于道路维修，起诉书认定该返还款为道路维修返还款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该款项并非支付给乡镇政府或村委会、村民组，款项的实际去向也并非用于修路，更没有关于修路后验收、审计的跟踪监督，这一点从未被侵占的81000元由刘个人实际所得可以佐证；
5、被告人领取的321091.5元返还款实际名称应当是刘劳务报酬款。根据被告人供述、受害人陈述及广德县砂石公司书面说明，刘从砂石公司按票面金额购买砂票，刘再按票面金额在花古西黄砂站点出售砂票，中间没有差价，根据广德县税务部门规定，领取的砂票出售后，其存根联不得丢失，否则地税局会给予砂石公司处罚，故为制约出售砂票的刘等个人，砂石公司将应当支付给刘的劳务报酬与交还沙票存根联结合起来，刘在如数交还砂票存根联后砂石公司则按出售砂票金额的一定比例返还给刘作为劳务报酬。
6、如果按起诉书的逻辑，两被告人非法占有的是公共财产，那么两被告人支付给刘的81000元则同样属于公款，实际收取81000元的刘则同样构成贪污罪。
二、贪污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而本案被告人非法占有返还款实际上利用的是委托代理之便
被告人与刘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砂石公司报账员李当时在宣城陪读，经常不在广德，为方便起见，刘将可以领取返还款的凭据交付给被告人，被告人持该凭据在李处领取返还款，领取后再交付给刘，故刘与被告人之间形成民事代理关系，刘是委托人，被告人是代理人。
被告人正是基于上述民事委托代理关系获取了返还款，但却违背了代理人的义务，非法截留并占有了其中的240091.5元(起诉书指控的非法占有数额230000元不正确)。
从报账员李的角度来看，其支付返还款是依据刘提供的砂票存根联，并非是因为被告人的业务科科长、副科长主体身份，换句话说，只要持有刘开出的砂票存根联，刘本人可以领款，被告人可以领款，其他人也可以领款。
综上所述，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其犯罪对象既不是国家公共财产，其非法占有的个人财物也不是利用职务之便。因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应当作出指控被告人构成贪污罪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并采纳。
辩护人：安徽律师事务所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关于罪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 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 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 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 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 “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 “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律师回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安徽宣广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本人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通过今天的法庭调查，本案案情已基本查清，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经过基本没有异议，但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构成贪污罪罪名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一、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国家公共财产，而两被告人非法占有的321091.5元是个人财物。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因此，贪污罪必须以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为前提，而不是非法占有个人财物。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被告人以“广德县花古西黄沙站”负责人刘的名义多次从砂石公司业务科报账员李处领取道路维修返还款现金人民币共计321091.5元。在领款过程中两被告人商定，向刘隐瞒领取道路维修返还款的真实数额，除支付刘人民币81000元、公务支出人民币10091.5元外，剩余的人民币230000元被二被告人均分。
从起诉书的上述指控来看，两被告人领取的321091.5元，应当属于刘的个人财产，理由是：
1、刘与广德县砂石公司之间是劳务关系。虽然刘打着“广德县花古西黄沙站”的旗号，但所谓的“广德县花古西黄沙站”并非经过广德县砂石公司或者其他部门依法设立，广德县砂石公司既未安排人员在该黄砂站上班，亦未划拨经费用于该黄沙站办公所需，该黄沙站实际上是刘个人经广德县砂石公司同意，在黄沙站所在地点对外公开销售黄沙票，广德县砂石公司则从售票所得中支付一部分款项作为刘的劳务报酬。
2、被告人是以刘个人名义领取返还款，而不是以其他名义领取的，这一点起诉书已作出客观认定，辩护人不再赘述，既然是以个人名义领取的，其所领取的款项当然归个人所有，而非公共财产。
3、被告人与刘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砂石公司报账员很少到单位上班，为方便起见，刘将可以领取返还款的凭据交付给被告人，被告人持该凭据在报账员处领取返还款，故刘与被告人之间形成民事代理关系，刘是委托人，被告人是代理人
4、两被告人领取并占有的上述款项并非用于道路维修，起诉书认定该返还款为道路维修返还款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该款项并非支付给乡镇政府或村委会、村民组，款项的实际去向也并非用于修路，更没有关于修路后验收、审计的跟踪监督，这一点从未被侵占的81000元由刘个人实际所得可以佐证
5、被告人领取的321091.5元返还款实际名称应当是刘劳务报酬款。根据被告人供述、受害人陈述及广德县砂石公司书面说明，刘从砂石公司按票面金额购买砂票，刘再按票面金额在花古西黄砂站点出售砂票，中间没有差价，根据广德县税务部门规定，领取的砂票出售后，其存根联不得丢失，否则地税局会给予砂石公司处罚，故为制约出售砂票的刘等个人，砂石公司将应当支付给刘的劳务报酬与交还沙票存根联结合起来，刘在如数交还砂票存根联后砂石公司则按出售砂票金额的一定比例返还给刘作为劳务报酬。
6、如果按起诉书的逻辑，两被告人非法占有的是公共财产，那么两被告人支付给刘的81000元则同样属于公款，实际收取81000元的刘则同样构成贪污罪。
二、贪污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而本案被告人非法占有返还款实际上利用的是委托代理之便
被告人与刘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砂石公司报账员李当时在宣城陪读，经常不在广德，为方便起见，刘将可以领取返还款的凭据交付给被告人，被告人持该凭据在李处领取返还款，领取后再交付给刘，故刘与被告人之间形成民事代理关系，刘是委托人，被告人是代理人。
被告人正是基于上述民事委托代理关系获取了返还款，但却违背了代理人的义务，非法截留并占有了其中的240091.5元(起诉书指控的非法占有数额230000元不正确)。
从报账员李的角度来看，其支付返还款是依据刘提供的砂票存根联，并非是因为被告人的业务科科长、副科长主体身份，换句话说，只要持有刘开出的砂票存根联，刘本人可以领款，被告人可以领款，其他人也可以领款。
综上所述，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其犯罪对象既不是国家公共财产，其非法占有的个人财物也不是利用职务之便。因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两百条之规定，应当作出指控被告人构成贪污罪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并采纳。
辩护人：安徽宣广律师事务所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律师回复] 立法精神：非法占有的目的虽然不是构成贪污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但是对于取材类犯罪而言，非法占有的目的却是区分本罪与他罪的条件之一，贪污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说明行为人对于财物有永久要据为己有的想法，以便对于财物的控制、支配及挥霍，在将财物据为己有之前，财物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行为人通过非法手段将本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物当然的变成了自己的财物，并想长期占有，所以说非法占有目的也属于贪污罪精神所涵盖的构成要件之一。
　　辩护技巧：辩护律师可以抓住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来作为贪污罪的辩护点，这主要从时间的间隔上，行为的联系性上来做文章。鉴于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属于主观上的产物，从实践中不好把握，司法机关主要以行为人的行为客观表现来甄别，主要参考的因素有：取财的目的、取财的方式、得财后的表现（比如有些人是家里人生病急用钱，有些人得到钱后出入高档消费区）等，只要辩护人注意上面参考因素的把握就可以达到较好的辩护目的。

[律师回复] 工伤涉及问题比较多，主要是工伤认定以及认定后的赔偿，现给你工伤认定程序以及赔偿问题的解答：
1、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公司需要在事故发生的一个月内申报，如果公司不申请，则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在一年内提出认定申请。需提交材料：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局的网站一般有下载）、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医疗诊断证明等；
2、如果经过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一般设立在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根据不同的伤残等级，获得的补偿是不一样的。主要的补偿是：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等。
4、如果你没有劳动合同及其他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无法申请工伤认定，可以先申请劳动仲裁确认你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经过劳动仲裁确认存在劳动关系后，再申请工伤认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关于罪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 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 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 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 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 “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 “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有可能被免予刑处罚，刑9是这样规定的：将刑法 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 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 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 第二项、 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有可能被免予刑处罚，刑9是这样规定的：将刑法 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 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 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 第二项、 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律师回复] 关于您所需要的贪污罪缓刑辩护词，我建议您到律师事务所进行咨询，将具体的情况告诉律师，让律师帮你写。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安徽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本人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通过今天的法庭调查，本案案情已基本查清，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经过基本没有异议，但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构成贪污罪罪名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一、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国家公共财产，而两被告人非法占有的321091.5元是个人财物。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因此，贪污罪必须以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为前提，而不是非法占有个人财物。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被告人以“广德县西黄沙站”负责人刘的名义多次从砂石公司业务科报账员李处领取道路维修返还款现金人民币共计321091.5元。在领款过程中两被告人商定，向刘隐瞒领取道路维修返还款的真实数额，除支付刘人民币81000元、公务支出人民币10091.5元外，剩余的人民币230000元被二被告人均分。
从起诉书的上述指控来看，两被告人领取的321091.5元，应当属于刘的个人财产，理由是：
1、刘与广德县公司之间是劳务关系。虽然刘打着“广德县西黄沙站”的旗号，但所谓的“广德县西黄沙站”并非经过广德县公司或者其他部门依法设立，广德县公司既未安排人员在该黄砂站上班，亦未划拨经费用于该黄沙站办公所需，该黄沙站实际上是刘个人经广德县砂石公司同意，在黄沙站所在地点对外公开销售黄沙票，广德县砂石公司则从售票所得中支付一部分款项作为刘的劳务报酬。
2、被告人是以刘个人名义领取返还款，而不是以其他名义领取的，这一点起诉书已作出客观认定，辩护人不再赘述，既然是以个人名义领取的，其所领取的款项当然归个人所有，而非公共财产。
3、被告人与刘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砂石公司报账员很少到单位上班，为方便起见，刘将可以领取返还款的凭据交付给被告人，被告人持该凭据在报账员处领取返还款，故刘与被告人之间形成民事代理关系，刘是委托人，被告人是代理人；
4、两被告人领取并占有的上述款项并非用于道路维修，起诉书认定该返还款为道路维修返还款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该款项并非支付给乡镇政府或村委会、村民组，款项的实际去向也并非用于修路，更没有关于修路后验收、审计的跟踪监督，这一点从未被侵占的81000元由刘个人实际所得可以佐证；
5、被告人领取的321091.5元返还款实际名称应当是刘劳务报酬款。根据被告人供述、受害人陈述及广德县砂石公司书面说明，刘从砂石公司按票面金额购买砂票，刘再按票面金额在花古西黄砂站点出售砂票，中间没有差价，根据广德县税务部门规定，领取的砂票出售后，其存根联不得丢失，否则地税局会给予砂石公司处罚，故为制约出售砂票的刘等个人，砂石公司将应当支付给刘的劳务报酬与交还沙票存根联结合起来，刘在如数交还砂票存根联后砂石公司则按出售砂票金额的一定比例返还给刘作为劳务报酬。
6、如果按起诉书的逻辑，两被告人非法占有的是公共财产，那么两被告人支付给刘的81000元则同样属于公款，实际收取81000元的刘则同样构成贪污罪。
二、贪污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而本案被告人非法占有返还款实际上利用的是委托代理之便
被告人与刘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砂石公司报账员李当时在宣城陪读，经常不在广德，为方便起见，刘将可以领取返还款的凭据交付给被告人，被告人持该凭据在李处领取返还款，领取后再交付给刘，故刘与被告人之间形成民事代理关系，刘是委托人，被告人是代理人。
被告人正是基于上述民事委托代理关系获取了返还款，但却违背了代理人的义务，非法截留并占有了其中的240091.5元(起诉书指控的非法占有数额230000元不正确)。
从报账员李的角度来看，其支付返还款是依据刘提供的砂票存根联，并非是因为被告人的业务科科长、副科长主体身份，换句话说，只要持有刘开出的砂票存根联，刘本人可以领款，被告人可以领款，其他人也可以领款。
综上所述，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其犯罪对象既不是国家公共财产，其非法占有的个人财物也不是利用职务之便。因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应当作出指控被告人构成贪污罪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并采纳。
辩护人：安徽律师事务所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关于罪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 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 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 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 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 “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 “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关于受贿罪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
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受贿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
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黑社会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法正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
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
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 “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 “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律师回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的规定，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罪论。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上诉人A某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二审辩护人，依法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 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
依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据上诉人当庭供述，其所收取的贿款，均系行贿人主动送给，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索贿，依据的仅为行贿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属于孤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具有索贿行为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既然一审认定上诉人索贿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那么依据《刑法》规定，上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取决于上诉人是否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但是纵观一审案卷，公诉机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为行贿人谋取了和何种利益。
因此，即使上诉人收受了万元左右贿款，但其行为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
此外，据上诉人庭审供述，并未收取某B公司1000元购物卡，一审认定该“事实”有误；C公司3000元是上诉人到南昌为该公司办事垫付的烟钱，C公司是返还垫款。敬请二审法院一并查实。
二、 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1、关于上诉人不具有贪污罪主体资格的辩解意见，上诉状已阐述，辩护人在此不再重复。
2、一审认定上诉人贪污B公司缴纳的2000元会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首先，上诉人始终否认收取了B公司缴纳的2000元会费。
其次，根据刘某的证言，是刘某用上诉人开具的会费收据到B公司财务上领取了2000元。该证言可以证明两个事实：一是上诉人将会费收据交给刘某时没有收款，二是刘某凭上诉人提供的会费收据到财务上领取了2000元。
但是，刘某领取2000元后是否交给了上诉人，只有刘某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属于孤证，无法排除2000元被刘某私吞的可能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显而易见，一审认定上诉人贪污B公司缴纳的2000元会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3、一审认定上诉人贪污D公司缴纳的3000元会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其
一，因为D公司不是药学会会员单位，根本不存在缴纳会费的可能性，公司也不会报销所谓的会费，因此开会费收据一说不符常理，何况D公司根本无法提供所谓的会费收据。
其
二，可以肯定，上诉人没有收到D公司郑某转账支付的3000元会费，因为郑某证言说不是转账，而是付了现金。
其
三，公诉机关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人A某把会费收据交给了D公司。退一步而言，即使公诉机关有确切的证据证明D公司收到了会费收据，根据郑某证言，所谓的会费收据载明转账支付，证明上诉人开出收据时，没有收到郑某付的3000元现金，否则收据上不会写转账支付。所以，证人汪某说的付了3000元现金以后才开收据与事实不符，不合逻辑。
其
四，郑某的证言只能证明其将3000元交给了汪某，至于汪某有没有给上诉人，只有汪某一人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属于孤证，无法排除3000元被汪某私吞的可能性，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贪污了D公司郑某缴纳的3000元会费显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4、一审认定上诉人贪污E公司缴纳的1500元会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首先，上诉人供述记不清是否收到了E公司的1500元会费，证明上诉人没有认可收到了该笔会费。
其次，因为E公司无法提供会费收据，一审仅据存根联证明上诉人把收据联交给了百草堂证据不足，无法排除收据联被上诉人遗失的可能性，不具有证据应具有的排他性和唯一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
三，喻某的证言只能证明她将1500元交给了业务主管章某，无法证明章某是否将1500元交给上诉人。而章某的证言因为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属于孤证，无法排除她自己私吞1500元的可能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可见，一审认定上诉人贪污了百草堂缴纳的1500元会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贪污总额为8500元，剔除错误认定的6500元，上诉人实际收取的会费只有2000元，尚未达到贪污罪的定罪标准，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律师回复] 《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律师回复] 1、贪污罪是能做无罪辩护的。
2、辩护人对事实与证据做了全面细致的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可以决定做无罪辩护。人民法院对于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应当在查明定罪事实的基础上，查明有关量刑事实。

[律师回复] 1、贪污罪是能做无罪辩护的。
2、辩护人对事实与证据做了全面细致的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可以决定做无罪辩护。人民法院对于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应当在查明定罪事实的基础上，查明有关量刑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