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认定受贿罪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把握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需在明确证明标准与证据标准的关系的基础上，从正确理解我国刑事构罪的证明标准着手，最终完成对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的正确把握。
（一）证明标准与证据标准的关系及我国刑事构罪证明标准所谓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之规定，承担证明责任的人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2]从证明标准的概念可看出，一方面，证明标准决定证据标准，也就是说，有怎么样的证明标准就必须有怎么样的证据标准，另一方面，证明标准的达到必须通过证据标准来实现。有关我国刑事构罪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如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29条对侦查终结的要求是：“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41条对提起公诉的规定是：“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提起公诉。”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项对有罪判决作出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包括侦查终结）后移送、提起公诉和作出有罪判决，在证明标准上是一致的，都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中的“证据确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证据充分”是对证据量的要求。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国学者用“定案证据查证属实”、“证据之间、证据与已证实的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证据锁链的闭合性”“结论的惟一性”这几个标准进行衡量，其实就是要求侦查、、审判人员在认定犯罪时要遵循“理性”的要求，而理性与真理并不等同，理性认识不一定能够完全符合案件的真实，因此，“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能定位在“最大程度的盖然性”上面。[3]而所谓“最大程度的盖然性”，其含义用形象性语言表达就是一方提供的证据总量达到最大程度的可能性的状态，如果用数字来体现的话，笔者认为，这种“最大程度”应当确定在90%-95％之间。也许这种说法不一定科学，但其中的基本意思是明确的，那就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真实。
（二）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及罪证据标准确立的可能性、必要性从证明标准决定证据标准，以及我国刑事构罪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可以得出，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也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罪证明标准上的一致性，决定了构罪证据标准的要求上具有一致性，也就为确立统一的罪证据标准提供了可能性。我们已经知道，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笔者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总体性的要求，而不是具有规范意义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并没有为判断主体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设定明确的幅度和标准，虽然，为了解决可操作性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已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辅助性要求与标准，如不矛盾，相互印证，形成锁链，证明结论具有排他性、惟一性等等，但是，对于犯罪，这个具有自身独特证据特点与案件特点的特殊个体，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把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往往还是由承办人员，根据个人的法学知识和法律意识去掌握，这无疑增加了该类案件各诉讼阶段的分岐，影响了办案效果。因此，确立罪证据标准，十分必要，其必要性至少有以下三点：一是有利于准确认定罪。罪证据标准有利于司法人员正确把握罪的特征，全面把握认定罪的证据链，抓住定罪的关键环节。从而保证认定罪的准确性。二是便于司法操作。罪证据标准可强化司法人员头脑中罪的犯罪构成观念，从而以强烈的刑法理念去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同时，也使司法人员的证据观念理性化，证据系统简明化，应用方法便易化，有利于提高认定罪的质量和效率。三是有利于统一认识。在认定犯罪过程中，侦查、、审判，由于诉讼环节与认识角度的不同，经常会出现异议与分歧，罪证据标准可使侦查、、审判对认定罪的证据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标准，从而保证案件的认定质量。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怎样认定实践合同生效问题解答如下, 实践合同中交付标的物应为合同生效的要件，而不是合同成立的要件。换言之，实践合同没有交付标的物的，合同仍然成立，但不生效。二者之间的关系，犹如以城市房屋抵押，没有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合同成立，但不生效。如前所述，合同的成立纯属事实判断，是否成立，以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协商一致为准。实践性合同也是合同，也应遵循此评价标准。交付标的物只能视为合同生效的法定条件。事实上，1995年《担保法》早已通过对定金的规定修正了实践合同的定义。其第90条规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用的是“生效”，而非“成立”，可惜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合同法继担保法之后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更加明确地分开，实践合同的概念必须尽快修正。
至于实践合同的范围，学者认为：“哪些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哪些合同属于实践合同，由法律规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决定。”法律允许当事人协商决定的，至今未见。我们认为，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目前见诸法条的，有如下数种：
1、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2、保管合同。《合同法》第367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3、质押合同。《担保法》第64条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
4、定金合同。《担保法》第90条第2项规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如实交待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自首应该把握好“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两个方面：
(一)自动投案的认定可以从投案的时间、投案的自动性、投案对象、投出的对象四方面来把握：
1、投案时间。对自动投案的时限，现行刑法典对之作了较为宽松的规定，既可以是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前，也可以是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后，但必须发生在尚未归案之前。对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嫌疑人又逃跑的，也应视为尚未归案的情形。在司法机关追捕、通缉犯罪嫌疑人过程中，自动归案的，仍应视为自动归案。
2、投案的自动性。这是确认自动投案成立与否的关键。认定投案的自动性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投案的动机。投案的动机因人而异，动机如何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二是自动的程度。实践中，行为人自动投案的自动性程度差异是很大的，但从自首制度宗旨来考虑，自动程度之大小并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最多成为量刑所考虑的因素。
3、投案对象。根据司法解释规定自动投案的对象是司法机关(公、检、法三机关)，同时又规定了视为司法机关的投案对象，包括个体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其他有关负责人员。从而扩大了投案对象的范围从机关、组织到个人均成为投案的对象。
4、投出的对象
投出的对象即个体把什么交付与司法机关处理。通常认为投案就是个体把自己送去司法机关，交由其处理。这只是说到一个方面，当前刑法确立了余罪自首概念，现有罪行和投出的对象就可依据不同情况分为三种：一是个体还未成为犯罪嫌疑人，这时个体若投案，作为投出对象就包括个体的人身自由和自己所实施的罪行；二是个体已成为犯罪嫌疑人，但无法找到个体，如通辑犯，此时个体若投案作为投出对象就只有个体的人身自由；三是个体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此时人身自由已受限，个体对自己余罪予以自我揭示，就只是对自己余罪的投案，而不存在人身交付问题了。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认定可以从法律对个体积极行为的肯定来予以认定：
1、个体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不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 在实践中常会出现个体认识与司法人员认识不一致的现象，有对行为性质认识的不一致，有对行为程度认识不一致等。这些都不影响个体如实供述的成立，司法人员不能强求个体具有一致的法律认识水平，在认定如实供述时，应只对个体供述内容所体现出的客观、自然内容与认定事实比照，不必上升为行为定性。
2、未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为如实供述 在实践工作中，司法人员有时会碰上这样的情况，个体自动投案，并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却虚构了自己的身份或谎报了他人身份，最后被司法人员取证核实出真实身份。对于此种情况，应视为不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如实交待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自首应该把握好“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两个方面：
(一)自动投案的认定可以从投案的时间、投案的自动性、投案对象、投出的对象四方面来把握：
1、投案时间。对自动投案的时限，现行刑法典对之作了较为宽松的规定，既可以是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前，也可以是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后，但必须发生在尚未归案之前。对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嫌疑人又逃跑的，也应视为尚未归案的情形。在司法机关追捕、通缉犯罪嫌疑人过程中，自动归案的，仍应视为自动归案。
2、投案的自动性。这是确认自动投案成立与否的关键。认定投案的自动性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投案的动机。投案的动机因人而异，动机如何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二是自动的程度。实践中，行为人自动投案的自动性程度差异是很大的，但从自首制度宗旨来考虑，自动程度之大小并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最多成为量刑所考虑的因素。
3、投案对象。根据司法解释规定自动投案的对象是司法机关(公、检、法三机关)，同时又规定了视为司法机关的投案对象，包括个体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其他有关负责人员。从而扩大了投案对象的范围从机关、组织到个人均成为投案的对象。
4、投出的对象
投出的对象即个体把什么交付与司法机关处理。通常认为投案就是个体把自己送去司法机关，交由其处理。这只是说到一个方面，当前刑法确立了余罪自首概念，现有罪行和投出的对象就可依据不同情况分为三种：一是个体还未成为犯罪嫌疑人，这时个体若投案，作为投出对象就包括个体的人身自由和自己所实施的罪行；二是个体已成为犯罪嫌疑人，但无法找到个体，如通辑犯，此时个体若投案作为投出对象就只有个体的人身自由；三是个体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此时人身自由已受限，个体对自己余罪予以自我揭示，就只是对自己余罪的投案，而不存在人身交付问题了。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认定可以从法律对个体积极行为的肯定来予以认定：
1、个体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不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 在实践中常会出现个体认识与司法人员认识不一致的现象，有对行为性质认识的不一致，有对行为程度认识不一致等。这些都不影响个体如实供述的成立，司法人员不能强求个体具有一致的法律认识水平，在认定如实供述时，应只对个体供述内容所体现出的客观、自然内容与认定事实比照，不必上升为行为定性。
2、未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为如实供述 在实践工作中，司法人员有时会碰上这样的情况，个体自动投案，并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却虚构了自己的身份或谎报了他人身份，最后被司法人员取证核实出真实身份。对于此种情况，应视为不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司法实践中怎样认定重婚罪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罪？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得拘役。”
（1）犯罪主体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一是有配偶的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成立；二是没有配偶的人，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
（2）犯罪客体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一夫妻制是我国规定的原则，重婚行为破坏了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必须予以刑事处罚。
（3）犯罪的主观方面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自己有配偶而故意与他人结婚。如果没有配偶一方确实不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无配偶一方不构成重婚罪，有配偶一方则构成重婚罪。重婚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喜新厌旧；有的是出生贪图享乐；有的是封建思想作崇等等。但动机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4）犯罪的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具有重婚的行为。即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结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构成重婚罪。所谓有配偶，是指男人有妻、女人有夫，而且这种夫妻关系未经法律程序解除尚在存续的，即为有配偶的人；如果夫妻关系已经解除，或者因配偶一方死亡夫妻关系自然消失，即不再是有配偶的人。所谓又与他人结婚，包括骗取合法手续登记结婚的和虽未经婚姻登记手续但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婚。所谓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是指本人虽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故意与之结婚的（包括登记结婚或者事实婚）。此种行为是有意破坏他人婚姻的行为。根据司法实践经验，重婚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与配偶登记结婚，与他人又登记结婚而重婚，也即两个法律婚的重婚。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有重婚者欺骗婚姻登记机关而领取的，也有重婚者和登记机关工作人员互相串通作弊领取结婚证的。
（2）与原配偶登记结婚，与他人没有登记确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而重婚，此即为先法律婚后事实婚型。
（3）与配偶和他人都未登记结婚，但与配偶和他人曾先后或同时以夫妻关系同居而重婚，此即两人上事实婚的重婚。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一)举证责任责任的分配
由于在实践中，一些证据具有“非客观性”及“非成文性”的特点，通常难以取得。因此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任何一方，就意味着这一方存在更大的诉讼风险。夫妻一方举债既有可能为了逃避债务，与夫妻另一方恶意串通，将夫妻共同债务，伪造或推委为夫妻个人债务;也有可能是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也就是说，举债方既可能与第三人一起虚构债务规避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也有可能与其配偶一同试图逃避债务。正因为举债人心态的“反复无常”，所以如果把夫妻一方的举债，一律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则难以排除举债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的可能;但如果对夫妻一方的举债，在举债方不能证明为夫妻共同债务时，认定为举债一方的个人债务，则又难以排除举债方与另一方恶意串通，逃避共同债务可能。
但从我国法律界的主流观点来看，在一方举债中，举债事实或举债用途只有举债人最清楚。而且举债事实或举债用途属于积极事实，根据经验法则，当事人只能对积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无法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也就是说，只能由主张举债事实存在或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积极事实)的一方负举证责任，主张举债事不实存在或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利益(消极事实)一方不负举证责任。因而，对于夫妻一方举债，债权人仅需证明该债务确实存在，而债务一方则需对债务不存在或者债务不应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进行举证。这就是《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24条的规定。可以这么说，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实质上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的分配，如果该债务确实存在且形成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则该债务即被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债务人或者其配偶若主张否定的事实，则举证责任应由债务人或其配偶承担。
当然，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以上举证责任的分配是针对债权人与债务人夫妻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而言的。对于夫妻离婚时对于债务的内部分配来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作了相应的规范。在夫妻对于债务承担的内部关系下，如果举债方的配偶否认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此时，由于举债一方处于该借贷关系中主动的一方，对该债务的构成及用途相比较配偶一方来说理应知晓及持有更多的信息。因此，证明该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应归责于举债一方。若举债一方无法就该债务系共同债务进行充分证明，则在夫妻内部分担中，配偶一方不承担实际的还款责任。
(二)需要证明的内容
在完成举证责任的分配之后，则诉辩双方需要对自己负有举证义务的事实进行举证。总的来说，夫妻与债权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虽然可能牵涉到人情的因素，但还是一种财产关系，因此从笔者的代理经验来看，一般应以该借贷钱款的资金走向为基础，结合一下内容进行印证与说明：
首先，需要证明债务是否确实存在，以排除虚假债务的可能性。在夫妻双方离婚时，一方配偶可能会通过与自己亲朋补写借条的方式来产生一些债务。但从这些年的审判实践来看，对于这一问题较为慎重，尤其是涉及到夫妻财产利益发生争议时，更不会单单以一方所出具的借条认可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通常情况下，还是借以银行的存取款凭证等能证明债权人确实将钱款要付给债务人的客观凭据来进行认定。需要补充的是，关于债务是否存在，无论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之诉还是债务人夫妻之间的内部关系之诉，该举证责任都应有债权人来进行承担。
其次，需要证明债权人是否知道该债务超出了举债人可代理的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债权人之所以可以要求夫妻双方对其所借给一方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原因在于债权人对于债务人家事代理权的信赖。但如果债权人一方在借款时就明知所借款项一方不具有家事代理权、滥用家事代理权或超越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则其丧失了对债务人家事代理权的信赖，也就丧失了可以让债务人配偶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24条的规定，债务人的配偶一方若要向债权人证明该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则要就双方感情恶化、双方长期分居、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等情况为债权人在借款时所知进行举证。
第三，需要证明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以上两点证明内容主要是从债权人与债务人夫妻借贷关系的外部角度。如从夫妻内部分担的角度角度来看，在司法实践中形成这样的一种共识，即若债务的借款人署名为夫妻双方，若任何一方不认可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则应由不认可该债务的一方进行举证该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未享受借款利益。反之，若该债务的借款人署名为夫妻一方，若借款一方认为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享受了借款利益，则应由借款一方举证该债务用于共同生活。如此安排举证责任，充分考虑了双方的知情能力，合理分配了双方在诉讼中的举证义务。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实践中罪如何认定
认定需要从以下几个构成条件来进行认定。
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即使是被怀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审的人，也不允许非法侵犯其人身权利。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因此，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而按照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的原因，因此，又妨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了法治秩序，损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本罪侵害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谓犯罪嫌疑人，是指根据一定证据被怀疑可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所谓被告人，是指依法被控诉有罪，并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证人不能成为本罪侵害的对象，如果对他们构成犯罪的，按暴力取证罪论处。
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首先，刑讯的对象是侦查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和、审判过程中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否构成犯罪，对本罪的成立没有影响。
其次，刑讯方法必须是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所谓肉刑，是指对被害人的肉体施行暴力，如吊打、捆绑、殴打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所谓变相肉刑，是指对被害人使用非暴力的摧残和折磨，如冻、饿、烤、晒等。无论是使用肉刑还是变相肉刑，均可成立本罪。再次，必须有逼供行为，即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行为人所期待的口供。诱供、指供是错误的审讯方法，但不是。
主体要件：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是行为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利用职权进行的一种犯罪活动，构成这种主体要件的只能是有权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人员。
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至于行为人是否得到供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否符合事实，均不影响本罪成立。如果行为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不是为了逼取口供，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则不构成本罪。犯罪动机不影响本罪成立。司法实践中有人主张，犯罪动机是“为公”的(如为了迅速结案)，就不应以犯罪论处;犯罪动机是“为私”的(如为了挟嫌报复)，才应以犯罪论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当。不管是为公还是为私，行为都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述不同动机只能影响量刑，不能影响定罪。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罪？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得拘役。”
（1）犯罪主体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一是有配偶的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成立；二是没有配偶的人，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
（2）犯罪客体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一夫妻制是我国规定的原则，重婚行为破坏了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必须予以刑事处罚。
（3）犯罪的主观方面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自己有配偶而故意与他人结婚。如果没有配偶一方确实不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无配偶一方不构成重婚罪，有配偶一方则构成重婚罪。重婚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喜新厌旧；有的是出生贪图享乐；有的是封建思想作崇等等。但动机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4）犯罪的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具有重婚的行为。即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结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构成重婚罪。所谓有配偶，是指男人有妻、女人有夫，而且这种夫妻关系未经法律程序解除尚在存续的，即为有配偶的人；如果夫妻关系已经解除，或者因配偶一方死亡夫妻关系自然消失，即不再是有配偶的人。所谓又与他人结婚，包括骗取合法手续登记结婚的和虽未经婚姻登记手续但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婚。所谓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是指本人虽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故意与之结婚的（包括登记结婚或者事实婚）。此种行为是有意破坏他人婚姻的行为。根据司法实践经验，重婚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与配偶登记结婚，与他人又登记结婚而重婚，也即两个法律婚的重婚。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有重婚者欺骗婚姻登记机关而领取的，也有重婚者和登记机关工作人员互相串通作弊领取结婚证的。
（2）与原配偶登记结婚，与他人没有登记确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而重婚，此即为先法律婚后事实婚型。
（3）与配偶和他人都未登记结婚，但与配偶和他人曾先后或同时以夫妻关系同居而重婚，此即两人上事实婚的重婚。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如实交待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自首应该把握好“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两个方面：
(一)自动投案的认定可以从投案的时间、投案的自动性、投案对象、投出的对象四方面来把握：
1、投案时间。对自动投案的时限，现行刑法典对之作了较为宽松的规定，既可以是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前，也可以是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后，但必须发生在尚未归案之前。对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嫌疑人又逃跑的，也应视为尚未归案的情形。在司法机关追捕、通缉犯罪嫌疑人过程中，自动归案的，仍应视为自动归案。
2、投案的自动性。这是确认自动投案成立与否的关键。认定投案的自动性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投案的动机。投案的动机因人而异，动机如何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二是自动的程度。实践中，行为人自动投案的自动性程度差异是很大的，但从自首制度宗旨来考虑，自动程度之大小并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最多成为量刑所考虑的因素。
3、投案对象。根据司法解释规定自动投案的对象是司法机关(公、检、法三机关)，同时又规定了视为司法机关的投案对象，包括个体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其他有关负责人员。从而扩大了投案对象的范围从机关、组织到个人均成为投案的对象。
4、投出的对象
投出的对象即个体把什么交付与司法机关处理。通常认为投案就是个体把自己送去司法机关，交由其处理。这只是说到一个方面，当前刑法确立了余罪自首概念，现有罪行和投出的对象就可依据不同情况分为三种：一是个体还未成为犯罪嫌疑人，这时个体若投案，作为投出对象就包括个体的人身自由和自己所实施的罪行；二是个体已成为犯罪嫌疑人，但无法找到个体，如通辑犯，此时个体若投案作为投出对象就只有个体的人身自由；三是个体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此时人身自由已受限，个体对自己余罪予以自我揭示，就只是对自己余罪的投案，而不存在人身交付问题了。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认定可以从法律对个体积极行为的肯定来予以认定：
1、个体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不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 在实践中常会出现个体认识与司法人员认识不一致的现象，有对行为性质认识的不一致，有对行为程度认识不一致等。这些都不影响个体如实供述的成立，司法人员不能强求个体具有一致的法律认识水平，在认定如实供述时，应只对个体供述内容所体现出的客观、自然内容与认定事实比照，不必上升为行为定性。
2、未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为如实供述 在实践工作中，司法人员有时会碰上这样的情况，个体自动投案，并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却虚构了自己的身份或谎报了他人身份，最后被司法人员取证核实出真实身份。对于此种情况，应视为不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应该如何认定实践合同生效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实践合同中交付标的物应为合同生效的要件，而不是合同成立的要件。换言之，实践合同没有交付标的物的，合同仍然成立，但不生效。二者之间的关系，犹如以城市房屋抵押，没有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合同成立，但不生效。如前所述，合同的成立纯属事实判断，是否成立，以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协商一致为准。实践性合同也是合同，也应遵循此评价标准。交付标的物只能视为合同生效的法定条件。事实上，1995年《担保法》早已通过对定金的规定修正了实践合同的定义。其第90条规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用的是“生效”，而非“成立”，可惜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合同法继担保法之后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更加明确地分开，实践合同的概念必须尽快修正。
至于实践合同的范围，学者认为：“哪些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哪些合同属于实践合同，由法律规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决定。”法律允许当事人协商决定的，至今未见。我们认为，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目前见诸法条的，有如下数种：
1、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2、保管合同。《合同法》第367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3、质押合同。《担保法》第64条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
4、定金合同。《担保法》第90条第2项规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物所有权。罪严重影响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履行，损害国家机关的形象、声誉，同时也侵犯了一定的财产关系。《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同时规定“对犯罪的，根据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可见，数额的认定对于行为人定罪处罚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是数额的认定问题，分歧的原因在于本案被告人收受的是提货单这种特殊“财物”。提货单可以提取礼品，但与一般意义的财物有明显的区别。
一、罪既遂的要件目前，理论界对于罪既遂的要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只要行为人接受他人财物，即可达成罪的既遂，另一种意见认为行为人需满足收受回贿赂，同时为他人谋取利益两项要件方能完成罪。笔者认为，行为人的实质就是“”，即凭借自己的职位、职权地位产生的特定的制约关系或影响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后，其犯罪目的即已完成，而为他人谋取利益，是者接受财物的手段，是因为接受了他人财物而付出的相应的“对价”，并不影响犯罪的既遂，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犯罪的主观要件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犯罪的既遂是以实际取得财物为前提的，因为只有实际收受或索得了财物，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才能得以实现，同时在行为人实际得到财物的前提下，行为人行为队伍职务廉洁造成了实际的侵犯，具有实际社会危害性，即可构成罪的既遂。
二、罪实际收取财物的认定如上文所述，实际收取财物对于罪的定罪及量刑均有影响，而实践中收取财物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理论界对于如何认定行为人实际得到了贿赂物存在着多种观点，一是转移说，认为应该以行为人是否已将索取或者收受的财物移离原处为标准。凡移离原处的为犯罪既遂，未移离原处的为犯罪未遂；二是控制说。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实际上取得或控制、占有索取或收受到的财物为标准。行为人已经实际取得或控制、占有索取或收受到的财物的为既遂，反之则为未遂；三是失控说。认为应以财物是否脱离所有人的控制，并实际置于行为人的控制为标准。被索取或收受的财物已脱离所有人的控制并实际至于人控制之下的为既遂，反之则为未遂。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第五十四条采用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方承认,行贿方不承认存在被刑事被拘留的可能，但是要有充足的证据。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在实践中是如何认定抗税罪的问题解答如下, 在实践中是如何认定抗税罪的
一、什么是抗税罪?
抗税罪，是指负有交税责任或许代扣代缴、代收代缴责任的个人或许企业事业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成心违背税收法规，以暴力、要挟办法拒不缴交税款的行为。
二、在实践中是如何认定抗税罪的?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的税收管理制度，又由于采用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缴纳应纳税款，必然同时侵犯执行征税职务活动的税务人员的人身权利。
本罪的犯罪对象，包括依法应缴纳的税款及依法征税的税务人员。这里的税款是除关税以外的国内税收。这是的税务人员也限于依法征收国内税的工作人员。这是抗税罪区别于罪、妨害公务罪和其他犯罪的重要标志。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税收法规，以暴力、威胁方法把不缴纳税款的行为。
1、抗税罪表现为违反税收法规的行为。
税收法规主要指《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如果行为没有违反税收法规则不能构成抗税罪。如没有纳税义务的个人用暴力阻碍税务人员征税，虽然客观上使他人得以拒不缴纳税款，但其行为违反的不是税收法规，不能以抗税罪论处。
2、抗税罪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
所谓暴力，是指犯罪分子对他人身体实施袭击或者使用其他手段，如殴打、伤害、捆绑、禁闭等足以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所谓胁迫，里指犯罪分子对他人进行威胁、恫吓，达到精神上的强制、使他人不能抗拒的手段。如手持凶器威吓，扬言行凶报复、揭发隐私、毁坏名誉、加害亲属等相威胁。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和扣缴税款义务的人，既包括个人、也包括单位。
虽然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但从本条的立法精神以及抗税罪和偷税罪的联系来看、抗税罪的主体应与偷税罪的相同，既包括负有纳税义务的自然人，也包括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单位犯本罪的，由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出于直接故意，表现为明知负有纳税义务而故意抗拒缴纳税款，并且通过使用暴力、威胁方法而公开拒不缴纳税款、非法获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主观故意和非法获利的目的。则不构成抗税罪。

[律师回复] 对于实践中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条件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根据现行法规、案件审理司法解释及实际案例，确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的条件主要有：
1)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就隐名股东作为公司实际出资人有明确的意思表示;
2)隐名股东向公司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
3)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认可隐名者股东资格的;
4)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如果在以上条件下，还具有公司直接向隐名股东发放分红或认可隐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况加以佐证，对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是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可信性。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如实交待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自首应该把握好“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两个方面：
(一)自动投案的认定可以从投案的时间、投案的自动性、投案对象、投出的对象四方面来把握：
1、投案时间。对自动投案的时限，现行刑法典对之作了较为宽松的规定，既可以是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前，也可以是在犯罪事实被发觉后，但必须发生在尚未归案之前。对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嫌疑人又逃跑的，也应视为尚未归案的情形。在司法机关追捕、通缉犯罪嫌疑人过程中，自动归案的，仍应视为自动归案。
2、投案的自动性。这是确认自动投案成立与否的关键。认定投案的自动性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投案的动机。投案的动机因人而异，动机如何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二是自动的程度。实践中，行为人自动投案的自动性程度差异是很大的，但从自首制度宗旨来考虑，自动程度之大小并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最多成为量刑所考虑的因素。
3、投案对象。根据司法解释规定自动投案的对象是司法机关(公、检、法三机关)，同时又规定了视为司法机关的投案对象，包括个体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其他有关负责人员。从而扩大了投案对象的范围从机关、组织到个人均成为投案的对象。
4、投出的对象
投出的对象即个体把什么交付与司法机关处理。通常认为投案就是个体把自己送去司法机关，交由其处理。这只是说到一个方面，当前刑法确立了余罪自首概念，现有罪行和投出的对象就可依据不同情况分为三种：一是个体还未成为犯罪嫌疑人，这时个体若投案，作为投出对象就包括个体的人身自由和自己所实施的罪行；二是个体已成为犯罪嫌疑人，但无法找到个体，如通辑犯，此时个体若投案作为投出对象就只有个体的人身自由；三是个体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此时人身自由已受限，个体对自己余罪予以自我揭示，就只是对自己余罪的投案，而不存在人身交付问题了。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认定可以从法律对个体积极行为的肯定来予以认定：
1、个体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不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 在实践中常会出现个体认识与司法人员认识不一致的现象，有对行为性质认识的不一致，有对行为程度认识不一致等。这些都不影响个体如实供述的成立，司法人员不能强求个体具有一致的法律认识水平，在认定如实供述时，应只对个体供述内容所体现出的客观、自然内容与认定事实比照，不必上升为行为定性。
2、未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为如实供述 在实践工作中，司法人员有时会碰上这样的情况，个体自动投案，并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却虚构了自己的身份或谎报了他人身份，最后被司法人员取证核实出真实身份。对于此种情况，应视为不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实践中罪如何认定
认定需要从以下几个构成条件来进行认定。
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即使是被怀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审的人，也不允许非法侵犯其人身权利。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因此，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而按照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的原因，因此，又妨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了法治秩序，损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本罪侵害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谓犯罪嫌疑人，是指根据一定证据被怀疑可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所谓被告人，是指依法被控诉有罪，并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证人不能成为本罪侵害的对象，如果对他们构成犯罪的，按暴力取证罪论处。
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首先，刑讯的对象是侦查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和、审判过程中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否构成犯罪，对本罪的成立没有影响。
其次，刑讯方法必须是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所谓肉刑，是指对被害人的肉体施行暴力，如吊打、捆绑、殴打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所谓变相肉刑，是指对被害人使用非暴力的摧残和折磨，如冻、饿、烤、晒等。无论是使用肉刑还是变相肉刑，均可成立本罪。再次，必须有逼供行为，即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行为人所期待的口供。诱供、指供是错误的审讯方法，但不是。
主体要件：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是行为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利用职权进行的一种犯罪活动，构成这种主体要件的只能是有权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人员。
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至于行为人是否得到供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否符合事实，均不影响本罪成立。如果行为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不是为了逼取口供，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则不构成本罪。犯罪动机不影响本罪成立。司法实践中有人主张，犯罪动机是“为公”的(如为了迅速结案)，就不应以犯罪论处;犯罪动机是“为私”的(如为了挟嫌报复)，才应以犯罪论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当。不管是为公还是为私，行为都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述不同动机只能影响量刑，不能影响定罪。

[律师回复] 您好！斡旋罪也有称间接罪，根据我国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罪论。对此种行为，理论上有称斡旋罪的，也有称间接罪的。构成斡旋罪必须符合下列构成要件：1．斡旋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2．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利用自己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会损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侵犯国家机关、单位正常的管理活动，却希望这一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和过失均不能构成本罪。3．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及执和政府的。4．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行了斡旋行为。即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斡旋行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这是成立斡旋的前提。
其次，行为人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而不是直接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
第三，索取或者收受了请托人财物。
第四，为请托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根据《[lw@]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lw]》第条，、将刑法
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
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
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
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律师回复] 您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1修正）第347条的规定,运输毒品罪,是指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或出于其他原因，明知是毒品而采取携带、邮寄、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为他人运送毒品的非法行为。运输毒品罪的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运输的是毒品,而有意去实施毒品的行为,过失的行为不构成运输毒品罪。所谓“蒙骗”是指行为人受他人雇佣、指使、委派，虽然在客观上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但在主观上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其携带的物品中藏有毒品。究竟该如何认定“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要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形认真加以分析。一般有两种情况，
第
一，行为人完全属于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是为了赚取少量的运费而为他人运输毒品，在整个毒品犯罪环节中处于从属、辅助和被支配的地位，是被组织、雇佣、指使人蒙骗而实施的运输毒品行为，其实际上也完全是被欺骗者。这种情形结合组织、雇佣、指使人的供述和行为人本身实际情况可以得到证实；
第
二，行为人以前有过毒品犯罪经历，这种情形要结合实际案情加以认真分析，根据查证的证据可以推定其主观上明知的前提下，同时要根据其他证据认真分析其辩解、反证，并能给于合理排除。因此，行为人受他人蒙骗而实施运输毒品的行为，由于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和过失，不具有刑法评价的意义，依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构成犯罪。

[律师回复] 您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1修正）第347条的规定,运输毒品罪,是指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或出于其他原因，明知是毒品而采取携带、邮寄、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为他人运送毒品的非法行为。运输毒品罪的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运输的是毒品,而有意去实施毒品的行为,过失的行为不构成运输毒品罪。所谓“蒙骗”是指行为人受他人雇佣、指使、委派，虽然在客观上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但在主观上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其携带的物品中藏有毒品。究竟该如何认定“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要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形认真加以分析。一般有两种情况，
第
一，行为人完全属于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是为了赚取少量的运费而为他人运输毒品，在整个毒品犯罪环节中处于从属、辅助和被支配的地位，是被组织、雇佣、指使人蒙骗而实施的运输毒品行为，其实际上也完全是被欺骗者。这种情形结合组织、雇佣、指使人的供述和行为人本身实际情况可以得到证实；
第
二，行为人以前有过毒品犯罪经历，这种情形要结合实际案情加以认真分析，根据查证的证据可以推定其主观上明知的前提下，同时要根据其他证据认真分析其辩解、反证，并能给于合理排除。因此，行为人受他人蒙骗而实施运输毒品的行为，由于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和过失，不具有刑法评价的意义，依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构成犯罪。

[律师回复] 您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1修正）第347条的规定,运输毒品罪,是指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或出于其他原因，明知是毒品而采取携带、邮寄、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为他人运送毒品的非法行为。运输毒品罪的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运输的是毒品,而有意去实施毒品的行为,过失的行为不构成运输毒品罪。所谓“蒙骗”是指行为人受他人雇佣、指使、委派，虽然在客观上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但在主观上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其携带的物品中藏有毒品。究竟该如何认定“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要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形认真加以分析。一般有两种情况，
第
一，行为人完全属于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是为了赚取少量的运费而为他人运输毒品，在整个毒品犯罪环节中处于从属、辅助和被支配的地位，是被组织、雇佣、指使人蒙骗而实施的运输毒品行为，其实际上也完全是被欺骗者。这种情形结合组织、雇佣、指使人的供述和行为人本身实际情况可以得到证实；
第
二，行为人以前有过毒品犯罪经历，这种情形要结合实际案情加以认真分析，根据查证的证据可以推定其主观上明知的前提下，同时要根据其他证据认真分析其辩解、反证，并能给于合理排除。因此，行为人受他人蒙骗而实施运输毒品的行为，由于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和过失，不具有刑法评价的意义，依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