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受贿辩护词怎么写？

[律师回复]
一、 关于涉嫌共同贪污罪
为阐明辩护观点，辩护人将从法理说和情理说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法理说
根据《刑法》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的几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见：【法释(2000)15号）】。
所谓共同贪污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贪污犯罪行为。
它有以下特点：一是贪污行为人必须是两人(含二人)以上；二是行为人共同实施了非法占有公共(国有)财物或非国有单位财物的行为；三是行为人之间具有共同贪污的故意；四是各共同贪污犯罪人在共同故意支配下，彼此联系，互为条件；五是共同贪污行为造成了总和犯罪结果。即贪污总额是每个共犯共同故意造成的统一结果。
　 但是，从检方所出示的证据，既看不到行为人李某共同实施了非法占有公共(国有)财物的行为；也无法印证李某与其他被告人之间具有共同贪污的故意；更没有李某与其他被告人在共同故意支配下，彼此联系，互为条件，在共同贪污行为下造成的总和犯罪结果。
让我们依据事实和法律对检方指控的证据进行具体的分析，并结合其他证据，以证明被告人李某没有共同贪污的主观故意和实施共同贪污的行为：
第
一、李某是济南某局货运处保价办负责理赔的工作人员，根据《某路货运事故处理规则》和理赔工作的具体实际，李某只负责对基层站段提报的货损理赔材料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即初步审查，之后还要经由其他分管领导或工作人员的复核审查，如：保价办主任陈某某、科长刘某的复核审批，才能转某局财务处支付理赔款。仅有李某一人的审查根本无法得到理赔款（见：卷17，66页，陈某某“关于保价办主任职责等”的证言；见：卷17，70页，刘某的证言以及“保价办事故处理岗位职责”）。
由此可见：审批理赔材料，李某是初审，之后由分管领导或其他工作人员的复核把关。李某是正常履行职务的行为，其中没有贪污的主观动机和主观目的；在上报理赔材料之前或之后，李某和其他被告人之间不存在共同贪污的意图和意思联络；货损赔偿金由某局财务处直接转入赔偿要求人公司的帐户，不存在李某将理赔款据为己有的机会和条件。
第
二、如果本案中存在虚报、瞒报货损理赔款的事实，也与李某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根据有关货运理赔规定：货损事故发生后，由发生事故的分管货运安全的人员、分管领导以及铁路公安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勘验并编制有关书面报告经分管领导层层审查签字批准，再上报某局货运处保价办。上述工作李某不仅无须参与，而且也不具备指使、暗示的条件。
检方的证据经质证不能证明李某参与了虚报、瞒报货损理赔款或有指使、暗示的行为。
第
三、有关证人均不能证明李某参与了共同贪污。证人周某某的证言只能证明，曾经开出租车载被告人马某某来到青岛，至于说马某某来青岛找谁、干什么均无法证明，更不能证明马某某是来送钱、送物给李某的。周某某的证言证明力极弱。
证人崔某某的证言，崔说，在青岛曾见过马某某并与其喝过几次酒。试问？喝过酒，见过面，就证明给李某送钱吗？这种证据不仅乏力，这种认识也经不起法律上的推敲。
证人梁某某作为某某站行李房的工作人员，只证明库存挂号车递的记录情况，不排除没有记录或者记录丢失的可能以及普通车递的情况。同时，在车递问题上梁某某的证言与被告人马某某的供述有较大不一致的地方，如：梁某某说使用普通信封，有7次挂号车递记录（见：卷17，50-53页），而马某某却说使用牛皮纸的大信封，有4-5次车递（见：卷16，109-110页，马供述。）。可见，梁某某与被告人马某某说法不一致，存在矛盾。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云南守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杨家属的委托，并经过其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杨涉嫌受贿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仔细查阅了本案的证据材料，并参与了今天审判长依法主持的庭审活动，对本案案件事实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在案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的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属于法律认定错误，被告人杨依法不能成立受贿罪。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杨的行为缺乏受贿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被告人杨承诺为刘、李二人办理转正事宜的行为，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缺乏受贿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从概念可知，受贿罪要求第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
众所周知，局属于垂直管理单位，人事权根本不归地方管。被告人杨担任的职务仅仅是县局主管工作的副局长，他承诺为刘、李二人办理聘用制职工转为正式职工的事，根本不属于其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无法凭借自己的职务之便完成，实际上是接受二人的委托，收取一定的费用，去省局找关系替二人办理转正事宜。
而且，根据被告人杨的当庭供述及办案机关的查实，县多年根本没有转正指标，即便是州局也没有人员转正的人事建议权，杨自己也坦言根本没有多少把握去做这个事，可见，被告人杨承诺为刘、李二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而是利用自己的熟人关系办理，显然缺乏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要求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财物这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二、被告人杨不存在受贿罪的主观要件。
被告人杨向刘、李二人索要的办事费用是专门用途的费用，事情不成，是要退回的，这个费用，和受贿罪索取和非法收受的财物有本质的区别。
被告人样虽然向刘、李二人索要了99800元现金，但是，在他内心，如果事情办不成，这些钱是要退回给刘、李二人的。事后，被告人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杨华退回了20000元钱，也表明了这种想法。当时，被告人杨因被高利贷债主威逼，万般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最后，确定事情无法办成，是打算退钱的，只是自己已经无能为力。
三、如果仅仅因为被告人杨的副局长身份，就将他收取他人钱财为他人办事认定为受贿罪，显然与我们一贯宣称的法治精神严重相悖。
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有一些人支付一定的财物，委托他人办理相关事宜，这种委托关系，是我国法律不禁止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本案被告人杨不是副局长，而是一个善于交际、人脉广泛的个体户，他自己没有能力为刘、李办理转正事宜，但是他在省局认识几个朋友，于是，收取了刘、李二人的20万元钱，去为二人办理转正事宜，双方还说好“事情不成，如数退回”，那么被告人杨是绝对不可能构成犯罪的。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仅仅是因为他的副局长身份，拒绝承认领导也会以普通公民身份为他人办事的基本常识，而忽略了本案犯罪是否是其“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这一非常重要的前提，必然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后果。如果据此认定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虽然表面上迎合了时下老百姓的反腐期望，实质上却践踏了法律，违背了法治精神。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虽然存在收受他人钱财，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客观方面的行为和受贿罪较为类似。但是由于其缺乏受贿罪“利用职务之便“这一重要客观要件，为他人办理转正事宜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进行，该行为应该认定为受二人委托利用自己的熟人关系办理转正事宜的情况，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不符。而且被告人杨也不存在受贿主观故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依法予以审查，本着不纵不枉的刑事司法原则，准确查明案情，正确适用法律，对被告人杨作出公正判决，认定其无罪!
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谢谢!
辩护人：云南律师事务所
2014年03月06日。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关于罪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 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 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 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 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 “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 “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委托，四川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担任其辩护人，通过查阅本案卷宗，了解相关情况，参与今天庭审活动，并与审判人员及公诉人交换意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受贿罪成立。
二、被告人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
(一)具有自首情节，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
在县纪委对调查期间，能积极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相关问题，根据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属于自动投案并且，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因此，公诉机关提出具有自首情节成立，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
(二)在共同犯罪中属于从犯，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1、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对于相关款项是否收取以及收取多少，均不能自己决定，因此属于从犯。(具体见被告人供述及证人等人笔录)
(三)涉案金额虽为15万余元，但其在整个行为过程中具有较小的恶意性，处于从属地位，且其对该15万元款项只保管了18天(完全不能视为持有或占有)，还多次催促本案的另一被告人，要交出该笔款项，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
意见》第八条的规定，“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的，一般应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因次，依法可对减轻处罚，考虑本案的特殊情况，依法可以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根据本案的特殊情况，依法可对被告人宣告缓刑。
(一)第六十一条规定【量刑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对于犯罪分子
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
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二)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1、犯罪情节较轻
2、有悔罪表现
3、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4、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三)本案中属于从犯，犯罪情节较轻，积极退赃，悔罪明显，社会危害性较小，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且对其宣告缓刑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因此，本案可对其宣告缓刑。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犯受贿罪成立，属从犯，具有自首情节，犯罪情节较轻，悔罪明显，考虑本案的特殊情况，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对其宣告缓刑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可对其宣告缓刑，望法院给予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今后努力工作，回报社会。
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采纳为谢。
四川律师事务所
2012年12月6日。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云南守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杨家属的委托，并经过其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杨涉嫌受贿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仔细查阅了本案的证据材料，并参与了今天审判长依法主持的庭审活动，对本案案件事实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在案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的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属于法律认定错误，被告人杨依法不能成立受贿罪。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杨的行为缺乏受贿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被告人杨承诺为刘、李二人办理转正事宜的行为，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缺乏受贿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从概念可知，受贿罪要求第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
众所周知，局属于垂直管理单位，人事权根本不归地方管。被告人杨担任的职务仅仅是县局主管工作的副局长，他承诺为刘、李二人办理聘用制职工转为正式职工的事，根本不属于其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无法凭借自己的职务之便完成，实际上是接受二人的委托，收取一定的费用，去省局找关系替二人办理转正事宜。
而且，根据被告人杨的当庭供述及办案机关的查实，县多年根本没有转正指标，即便是州局也没有人员转正的人事建议权，杨自己也坦言根本没有多少把握去做这个事，可见，被告人杨承诺为刘、李二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而是利用自己的熟人关系办理，显然缺乏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要求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财物这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二、被告人杨不存在受贿罪的主观要件。
被告人杨向刘、李二人索要的办事费用是专门用途的费用，事情不成，是要退回的，这个费用，和受贿罪索取和非法收受的财物有本质的区别。
被告人样虽然向刘、李二人索要了99800元现金，但是，在他内心，如果事情办不成，这些钱是要退回给刘、李二人的。事后，被告人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杨华退回了20000元钱，也表明了这种想法。当时，被告人杨因被高利贷债主威逼，万般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最后，确定事情无法办成，是打算退钱的，只是自己已经无能为力。
三、如果仅仅因为被告人杨的副局长身份，就将他收取他人钱财为他人办事认定为受贿罪，显然与我们一贯宣称的法治精神严重相悖。
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有一些人支付一定的财物，委托他人办理相关事宜，这种委托关系，是我国法律不禁止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本案被告人杨不是副局长，而是一个善于交际、人脉广泛的个体户，他自己没有能力为刘、李办理转正事宜，但是他在省局认识几个朋友，于是，收取了刘、李二人的20万元钱，去为二人办理转正事宜，双方还说好“事情不成，如数退回”，那么被告人杨是绝对不可能构成犯罪的。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仅仅是因为他的副局长身份，拒绝承认领导也会以普通公民身份为他人办事的基本常识，而忽略了本案犯罪是否是其“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这一非常重要的前提，必然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后果。如果据此认定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虽然表面上迎合了时下老百姓的反腐期望，实质上却践踏了法律，违背了法治精神。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虽然存在收受他人钱财，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客观方面的行为和受贿罪较为类似。但是由于其缺乏受贿罪“利用职务之便“这一重要客观要件，为他人办理转正事宜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进行，该行为应该认定为受二人委托利用自己的熟人关系办理转正事宜的情况，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不符。而且被告人杨也不存在受贿主观故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依法予以审查，本着不纵不枉的刑事司法原则，准确查明案情，正确适用法律，对被告人杨作出公正判决，认定其无罪!
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谢谢!
辩护人：云南律师事务所
2014年03月06日。

[律师回复]
一、概况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接受王某本人的委托，参与其涉嫌受贿罪的二审开庭审理，经庭审示证、质证结合全案证据辩护人总体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王某无罪!具体辩护意见分述如下，供合议庭参考：
二、内容
王某未利用职务之便为某峰公司担保
(一)王某无职务可供利用，无法也不可能实际经营管理担保公司
1、一审证据体系能够稳定证明：财政所长和纪委书记职权均不包括经营担保公司。表现在：工商资料反映王某既不是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聘用经理;相关政府文件或者会议纪要没有任命王某管理经营担保公司;无证据证实有关部门委托或授权实际经营管理担保公司。
2、担保公司工商登记明确登记潘某是法定代表人、孙某是经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的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是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是代表企业法人根据章程行使职权的签字人”，不能因为吴某、潘某等人的猜测性证言认定其实际管理公司，谁也不能肯定吴某等人的证言就一定是真实的，他们的证言同样属于待证事实，并无相关的书证或者其他确定的事实加以证明，检察机关不能用待证事实来证明待证事实。
3、王某对内没有决策权、审批权。吴某、潘某等人证明王某受托经营管理担保公司，这只是他们的一种说法，其实质上是担保公司的办公地点设在财政所，担保公司财务核算由财政所会计杨某兼任，担保公司的资金绝大部分是财政资金，王某作为财政所长，按照领导决策办理相关经济业务事项，起到上传下达作用，王某并没有决策权，也没有审批权，这可以从沭城镇镇长吴某的证言中得到印证。吴某证言：“担保公司的资金使用要由镇领导批准，我任镇长时担保公司的业务都是经黄书记安排后由我签批，法人代表潘某也要签字的”。
4、至于王某在侦查机关供述“镇里安排自己负责担保公司的经营管理，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王某已在本次庭审中进行了辩解：“在某县检察院审查期间，检察人员已将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跟我讲了，在自己被宣布逮捕并被送到某县看守所的当天，由于我在检察院办案点被折磨了二个半月，又被突然宣布逮捕，精神几近崩溃，讲了我知道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其客观事实是：在检察人员没有跟我讲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以个人名义为某峰公司担保贷款，我并不知道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贷款，我是受检察人员的诱供。担保合同上的三个印章是丁某偷盖上去的，我在2015年6月30日某县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我才看到担保合同上盖有担保公司的公章及潘某和我的私章”。
辩护人认为，王某的辩解，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印证：
①芮某当庭证言：担保贷款手续是我和丁某办理的;
②王某的私章作为银行印鉴章是丁某保管的;
③某银行于某违反规定，在明知王某不是法人代表，没有签字权的情况下，办理了担保贷款。
5、关于花某证人证言。花某找王某和丁某帮助某峰公司融资，花某只是说：“过了几天，王某给我打电话说250万元贷款在某银行已经办好了”。自始至终都没有说王某以担保公司名义担保贷款，这恰恰与王某所说的以个人名义担保贷款相互印证。
(二)担保公司公章、王某及潘某私章谁保管并私盖在担保合同上需要进一步查实。
1、王某证实自己只有一个私章是作为财务印鉴章，由丁某保管，丁某签发银行支票时都要加盖王某的私章。辩护人从丁某、吴从杨贪污案中了解到，吴从杨在讯问笔录中多次提到，丁某当场给其开银行支票，并没有需要找王某盖章，丁某在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也反证了王某的私章是丁某自己保管的，从而证明了担保合同上的印章是丁某瞒着镇领导及王某偷盖上去的，也推翻了杨某证明王某的私章是王某自己保管的谎言。
2、王某任财政所长期间，不仅包村管账，还兼管开发区厂房建设工作，平时很少在财政所，为了方便办理业务，单位的印章是交由总账会计丁后银和出纳杨某负责保管的。这一做法和其他单位一样都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同时这样操作也不违反《会计法》的相关规定。
2、潘某证明其印鉴由财政所保管，但并未具体指明是王某还是丁某在实际保管，其仅仅是推测担保合同上印章可能系王某加盖。
3、某银行信贷员于某的证言不可信。
(1)审核贷款资料应发现王某并非法定代表人或经理，其无权决定以公司名义对外担保贷款事项;
(2)王某和于某并不相识，也没有业务往来，这点也得到了时任某银行分管信贷副行长王斌的确认。众所周知在当时贷款不易的情况下，银行不可能仅凭担保公司有存款就直接发放大额贷款。

[律师回复] 案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本案被告具有自首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通知第4条规定、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律师回复]
一、概况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接受王某本人的委托，参与其涉嫌受贿罪的二审开庭审理，经庭审示证、质证结合全案证据辩护人总体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王某无罪!具体辩护意见分述如下，供合议庭参考：
二、内容
王某未利用职务之便为某峰公司担保
(一)王某无职务可供利用，无法也不可能实际经营管理担保公司
1、一审证据体系能够稳定证明：财政所长和纪委书记职权均不包括经营担保公司。表现在：工商资料反映王某既不是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聘用经理;相关政府文件或者会议纪要没有任命王某管理经营担保公司;无证据证实有关部门委托或授权实际经营管理担保公司。
2、担保公司工商登记明确登记潘某是法定代表人、孙某是经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的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是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是代表企业法人根据章程行使职权的签字人”，不能因为吴某、潘某等人的猜测性证言认定其实际管理公司，谁也不能肯定吴某等人的证言就一定是真实的，他们的证言同样属于待证事实，并无相关的书证或者其他确定的事实加以证明，检察机关不能用待证事实来证明待证事实。
3、王某对内没有决策权、审批权。吴某、潘某等人证明王某受托经营管理担保公司，这只是他们的一种说法，其实质上是担保公司的办公地点设在财政所，担保公司财务核算由财政所会计杨某兼任，担保公司的资金绝大部分是财政资金，王某作为财政所长，按照领导决策办理相关经济业务事项，起到上传下达作用，王某并没有决策权，也没有审批权，这可以从沭城镇镇长吴某的证言中得到印证。吴某证言：“担保公司的资金使用要由镇领导批准，我任镇长时担保公司的业务都是经黄书记安排后由我签批，法人代表潘某也要签字的”。
4、至于王某在侦查机关供述“镇里安排自己负责担保公司的经营管理，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王某已在本次庭审中进行了辩解：“在某县检察院审查期间，检察人员已将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跟我讲了，在自己被宣布逮捕并被送到某县看守所的当天，由于我在检察院办案点被折磨了二个半月，又被突然宣布逮捕，精神几近崩溃，讲了我知道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其客观事实是：在检察人员没有跟我讲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以个人名义为某峰公司担保贷款，我并不知道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贷款，我是受检察人员的诱供。担保合同上的三个印章是丁某偷盖上去的，我在2015年6月30日某县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我才看到担保合同上盖有担保公司的公章及潘某和我的私章”。
辩护人认为，王某的辩解，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印证：
①芮某当庭证言：担保贷款手续是我和丁某办理的;
②王某的私章作为银行印鉴章是丁某保管的;
③某银行于某违反规定，在明知王某不是法人代表，没有签字权的情况下，办理了担保贷款。
5、关于花某证人证言。花某找王某和丁某帮助某峰公司融资，花某只是说：“过了几天，王某给我打电话说250万元贷款在某银行已经办好了”。自始至终都没有说王某以担保公司名义担保贷款，这恰恰与王某所说的以个人名义担保贷款相互印证。
(二)担保公司公章、王某及潘某私章谁保管并私盖在担保合同上需要进一步查实。
1、王某证实自己只有一个私章是作为财务印鉴章，由丁某保管，丁某签发银行支票时都要加盖王某的私章。辩护人从丁某、吴从杨贪污案中了解到，吴从杨在讯问笔录中多次提到，丁某当场给其开银行支票，并没有需要找王某盖章，丁某在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也反证了王某的私章是丁某自己保管的，从而证明了担保合同上的印章是丁某瞒着镇领导及王某偷盖上去的，也推翻了杨某证明王某的私章是王某自己保管的谎言。
2、王某任财政所长期间，不仅包村管账，还兼管开发区厂房建设工作，平时很少在财政所，为了方便办理业务，单位的印章是交由总账会计丁后银和出纳杨某负责保管的。这一做法和其他单位一样都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同时这样操作也不违反《会计法》的相关规定。
2、潘某证明其印鉴由财政所保管，但并未具体指明是王某还是丁某在实际保管，其仅仅是推测担保合同上印章可能系王某加盖。
3、某银行信贷员于某的证言不可信。
(1)审核贷款资料应发现王某并非法定代表人或经理，其无权决定以公司名义对外担保贷款事项;
(2)王某和于某并不相识，也没有业务往来，这点也得到了时任某银行分管信贷副行长王斌的确认。众所周知在当时贷款不易的情况下，银行不可能仅凭担保公司有存款就直接发放大额贷款。

[律师回复] 从以下角度进行共同受贿案辩护词编写：
1、如果事实成立，对事实无异议。反正则对有异议的地方进行辩解。
2、是否未成年，如是未成年应当依照应当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被告人是否是在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是否属于从犯，如果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4、是否有自首或立功的情节。如有则具有法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应减轻处罚。
5、被告人有无悔罪表现。认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较小，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6、是否对伤者积极赔付。
7、行为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综上所述：被告人构成犯罪，但其主观恶性不大，具有自首情节，确有悔改行为，具备刑法关于缓刑的条件。因此，对被告人应减轻处罚，并建议宣告缓刑，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关于罪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 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 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 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 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 “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 “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律师回复] 共同受贿案件中个人数额的认定要根据所有受贿数额确定个人受贿的数额，不能只按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或者个人受贿的数额来认定。但是结合到本案，领导告知只收了2万，你朋友也认为只收了2万，自己拿到1万，所以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你朋友涉嫌受贿的数额应该是2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二、关于贪污罪
（四）共同贪污犯罪中“个人贪污数额”的认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个人贪污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应理解为个人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共同贪污的数额，不能只按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来认定。对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贪污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律师回复] 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
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构成犯罪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由于案情本身的复杂的情况是不一致的，所以一定要充分的了解案情，为当事人的涉案的有利情节辩护，并且对整个案件的脉络要有熟悉的掌握，这样才能实现不仅依托辩护词而且能够灵活的为当事人争取合法的权益，希望您在阅读上述内容后对该领域的知识能有所收获。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云南守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杨家属的委托，并经过其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杨涉嫌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仔细查阅了本案的证据材料，并参与了今天审判长依法主持的庭审活动，对本案案件事实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在案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罪的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罪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罪属于法律认定错误，被告人杨依法不能成立罪。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杨的行为缺乏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被告人杨承诺为刘、李二人办理转正事宜的行为，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缺乏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从概念可知，罪要求第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论处。
众所周知，局属于垂直管理单位，人事权根本不归地方管。被告人杨担任的职务仅仅是县局主管工作的副局长，他承诺为刘、李二人办理聘用制职工转为正式职工的事，根本不属于其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无法凭借自己的职务之便完成，实际上是接受二人的委托，收取一定的费用，去省局找关系替二人办理转正事宜。
而且，根据被告人杨的当庭供述及办案机关的查实，县多年根本没有转正指标，即便是州局也没有人员转正的人事建议权，杨自己也坦言根本没有多少把握去做这个事，可见，被告人杨承诺为刘、李二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而是利用自己的熟人关系办理，显然缺乏我国刑法关于罪要求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财物这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二、被告人杨不存在罪的主观要件。
被告人杨向刘、李二人索要的办事费用是专门用途的费用，事情不成，是要退回的，这个费用，和罪索取和非法收受的财物有本质的区别。
被告人样虽然向刘、李二人索要了99800元现金，但是，在他内心，如果事情办不成，这些钱是要退回给刘、李二人的。事后，被告人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杨华退回了20000元钱，也表明了这种想法。当时，被告人杨因被高利贷债主威逼，万般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最后，确定事情无法办成，是打算退钱的，只是自己已经无能为力。
三、如果仅仅因为被告人杨的副局长身份，就将他收取他人钱财为他人办事认定为罪，显然与我们一贯宣称的法治精神严重相悖。
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有一些人支付一定的财物，委托他人办理相关事宜，这种委托关系，是我国法律不禁止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本案被告人杨不是副局长，而是一个善于交际、人脉广泛的个体户，他自己没有能力为刘、李办理转正事宜，但是他在省局认识几个朋友，于是，收取了刘、李二人的20万元钱，去为二人办理转正事宜，双方还说好“事情不成，如数退回”，那么被告人杨是绝对不可能构成犯罪的。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罪，仅仅是因为他的副局长身份，拒绝承认领导也会以普通公民身份为他人办事的基本常识，而忽略了本案犯罪是否是其“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这一非常重要的前提，必然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后果。如果据此认定被告人杨构成罪，虽然表面上迎合了时下老百姓的反腐期望，实质上却践踏了法律，违背了法治精神。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虽然存在收受他人钱财，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客观方面的行为和罪较为类似。但是由于其缺乏罪“利用职务之便“这一重要客观要件，为他人办理转正事宜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进行，该行为应该认定为受二人委托利用自己的熟人关系办理转正事宜的情况，与我国《刑法》规定的罪构成要件不符。而且被告人杨也不存在主观故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依法予以审查，本着不纵不枉的刑事司法原则，准确查明案情，正确适用法律，对被告人杨作出公正判决，认定其无罪!
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谢谢!
辩护人：云南律师事务所
2014年03月06日。

[律师回复] 如果自己写贪污受贿罪辩护词，为了法官能从轻或减轻处罚，有这么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如果证据确凿的话一定先认罪，态度很重要。
二、澄清自己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说明自己无前科，系初犯，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委托，四川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担任其辩护人，通过查阅本案卷宗，了解相关情况，参与今天庭审活动，并与审判人员及公诉人交换意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受贿罪成立。
二、被告人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
(一)具有自首情节，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
在县纪委对调查期间，能积极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相关问题，根据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属于自动投案并且，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因此，公诉机关提出具有自首情节成立，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
(二)在共同犯罪中属于从犯，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1、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对于相关款项是否收取以及收取多少，均不能自己决定，因此属于从犯。(具体见被告人供述及证人等人笔录)
(三)涉案金额虽为15万余元，但其在整个行为过程中具有较小的恶意性，处于从属地位，且其对该15万元款项只保管了18天(完全不能视为持有或占有)，还多次催促本案的另一被告人，要交出该笔款项，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
意见》第八条的规定，“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的，一般应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因次，依法可对减轻处罚，考虑本案的特殊情况，依法可以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根据本案的特殊情况，依法可对被告人宣告缓刑。
(一)第六十一条规定【量刑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对于犯罪分子
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
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二)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1、犯罪情节较轻
2、有悔罪表现
3、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4、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三)本案中属于从犯，犯罪情节较轻，积极退赃，悔罪明显，社会危害性较小，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且对其宣告缓刑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因此，本案可对其宣告缓刑。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犯受贿罪成立，属从犯，具有自首情节，犯罪情节较轻，悔罪明显，考虑本案的特殊情况，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对其宣告缓刑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可对其宣告缓刑，望法院给予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今后努力工作，回报社会。
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采纳为谢。
四川律师事务所
2012年12月6日。

[律师回复]
1、辩护律师有权阅卷
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诉讼文书包括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搜查证、起诉意见书等为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以及提请审查起诉而制作的程序性文书。
技术性鉴定材料包括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物证技术鉴定等由有鉴定资格的人员对人身、物品及其他有关证据材料进行鉴定所形成的记载鉴定情况和鉴定结论的文书。
2、有权与犯罪嫌疑人进行会见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持本人的律师执业证、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介绍信，会见的时间、次数不限。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检察机关不派员在场。辩护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在监视居住的场所进行，会见其他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在其住所、单位或者律师事务所进行。
3、辩护律师有权调查取证
公诉案件自移送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提出申请，要求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应以书面形式并说明申请理由。辩护律师提出上述申请的，主诉检察官办公室应当征求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意见，并在收到申请之日起7日内书面答复申请人。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的，可以通知辩护律师到场，或者将收集、调取证据的结果及时告知辩护律师。

[律师回复] 你好，受贿罪的量刑问题与贪污罪基本相同。以受贿数额和受贿情节为标准，具体确定行为人的刑罚。
1、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个人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3、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矛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4、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情节较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情节较重，是指犯罪手段狡猾恶劣；行为人既贪赃又枉法；受贿行为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或者是累犯、共犯中的主犯；受贿后又参与、支持其他犯罪活动：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拒不坦白退赃；在对外活动中，向外商索贿受贿等。情节较轻，一般是指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没有违反有关规定；行为没有给国家或集体造成严重损失；案发后坦白交待事实经过，并退了赃款；或者有自首、立功表现等。
5、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受贿数额处罚。所以受贿罪刑事辩护词中受贿罪的量刑标准也是如此。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关于罪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
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
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
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
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 “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 “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律师回复] 受贿罪辩护是指实施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或委托他人依法进行辩护，证明自己无罪、罪轻或者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贿罪当事人的辩护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权利派生的重要权利,是辩护制度最重要的部分,为社会共同体存续和发展所必需,无论刑事诉讼任何阶段都应给予充分的保护和尊重,剥夺和限制当事人的辩护权从人性角度来看是反人道的。当事人任意性自白,可以帮助追诉机关及时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为保护当事人辩护权建立了一系列诉讼规则,如任意性自白规则、沉默权规则、反对自证其罪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以遏制对当事人不必要的强制,充分保障当事人辩护权的行使,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充分赋予当事人陈述案件事实的权利,在审判最后阶段给予诉讼当事人后陈述的机会,以体现一国刑事诉讼对于当事人辩护权的重视。总结起来,行贿受贿罪辩护要注意如下方法和技巧:
一、认真阅卷，捕捉疑点查阅案卷，是了解案情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受贿罪辩护工作的第一道工序，一定要认真细致。要熟知和掌握案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的整个情况。特别足熟知被告人确实具有哪个或哪几个无罪的事实或情节。只有这样，才能在特别熟知案情的基拙上进行分折和研究，决定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和如何作无罪辩护。要特别熟知案情，除了仔细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询问案情以外，还应当进行调查取证，取得案卷中没有而又能证明告人无罪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或鉴定结论有利的证据。
二、重视对被告有利的酌定情节。
相对于法定情节而言，酌定情节指的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依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可以酌情考虑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随着公诉人队伍素质的普遍提高，起诉书和公诉词的水平越来越高，有人甚至赞扬它是向罪犯宣战的檄文。对一些可以或应当从轻、减轻被告处罚的法定情节，如年龄未满十八周岁、从犯、立功等，起诉书和公诉词一般都能客观认定，公诉人还利用法庭辩论阶段先于律师发言的机会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让律师独做“好人”的趋势。很多律师越来越感到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都让公诉人先说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诉人“致谢”外，没有留下什么可让律师说的了。我则不以为然，认为遇到上述情况时，可以在简单表达认同公诉人(但千万不可讲向公诉人“致谢”的话)发表的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的基础上，腾出更多辩护时间和篇幅多说有利于被告的酌定情节。
三、注重说服法官
说服是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功。辩护业务是一种最基本的诉讼业务，而诉讼的本质就是说服。一位优秀的刑辩律师可以成为一名著名学者、教授。但一位学者、教授或法学专家未必一定能成为一位好的刑辩律师。因为刑辩业务不是讲课和传授知识的，而是一种直接的对抗。刑辩律师出席法庭辩护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审判的法官，而不是公诉人。公诉人是无法说服的，因为，他们坐在法庭时已事先设定你辩护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刑辩律师不要把说服的对象搞错。否则只能是事倍功半，达不到辩护目的。

[律师回复]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