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的区别与竞合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开设赌场罪自2006年6月29日《刑法修正案
(六)》从原来的赌博罪分离出来后，由于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开设赌场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在区分聚众赌博与开设赌场上不易把握。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区分。
第
一，在组织程度上，开设赌场较赌博更具有组织性，体现经营者对赌场的管理模式。赌场一般有自己的一套机构，有专门的赌场服务人员，接送赌徒、为赌场望风甚至提供食宿，他们在经营者的管理之下分工明确，职责分明，按劳取酬。赌博方式也较为固定，一般提供赌具和赌博资金。聚众赌博由赌头临时召集，赌博结束后则各自解散，赌头不存在对赌博场所及服务人员的管理，组织比较松散。赌博罪的当事人各自都可以“坐庄”，赌博的方式由参赌人员决定，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赌博，全部人员包括赌主参与到赌博中去。
第
二，在参赌人数和赌资上，开设赌场中对参赌人数及赌资大小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而聚众赌博对参赌人数和赌资有具体的规定。
第
三，在时间和空间上，开设赌场的时间和地点较稳定，赌场在一定的时间内连续、不间断地为赌博人员开放，有正常的上下班时间，只要在其时间内、赌博人员来到赌场均能进行赌博活动。而聚众赌博在时间和空间上并不固定，人到齐了就开始赌博，赌博结束后，下一次赌博又须再次组织。
第
四，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范围上，赌博罪中的参与者基本都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开设赌场罪中只有“开设赌场”的人才构成犯罪，比如，赌场的经营者、以及为赌场的工作人员，包括派牌、打荷、抽水、望风等人员。对于一般的参赌人员通常给予治安处罚。
第
五，在聚众效应的发挥主体上，赌博罪一般是由赌头发挥聚众效应，吸引参赌人员进行赌博。而开设赌场罪则是由场所发挥聚众效应。
当然，即使通过以上几点进行区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对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的定性难以把握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竞合。有人认为，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既非想象竞合，亦非法条竞合，而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5]笔者并不认同，
首先，该观点以赌博罪的严重程度作为量化标准，显然已事先设定了从赌博罪的危害程度比开设赌场罪低的衡量标尺，并不客观;
其次，严重程度作为量化标准不好把握，无法进行科学衡量;再次，如通过赌资或渔利数额来体现严重程度，则不存在比较，赌博罪有明确的数额规定，而开设赌场罪一般没有数额规定，只在“情节严重”和共犯情况下才存在数额界定。笔者认为，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存在法条竞合而非想象竞合。所谓想象竞合，是指行为人实施一个犯罪行为，其犯罪结果侵害两个或两个以上权益，触犯两个或两个以上罪名。而法条竞合，是指一个行为同时符合数个法条规定的犯罪构成，但是从数个法条的逻辑关系来看，只能适用其中一个法条，当然排除适用其他法条的情况。换言之，法条竞合是指法条之间具有竞合(重合)关系，而不是犯罪的竞合。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的区别在于两点。其
一，法条竞合在于条文具有竞合关系，不是取决于案件事实，而是取决于法条之间是否存在包容与交叉关系;想象竞合则取决于案件事实。其
二，法条竞合时，只有一个法益侵害事实;想象竞合时存在数个法益侵害事实。开设赌场罪从赌博罪中分离出来，两者在法条上存在一定程度法条竞合关系，存在于聚众赌博与开设赌场行为。而且一般认为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在客体上是一致的，故不存在数个法益侵害事实。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的法条竞合具体表现为特别关系和补充关系。如不以营利为目的，提供赌博场所、赌具、筹码、资金等的行为，按照《刑法》第303条
第二款开设赌场罪的一般情节处理。
三、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在证据认定上存在的问题
正如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存在区别，但又在法条上存在竞合，因此证据的充分、确定与否不仅仅能够认定是否构成犯罪，还能够明确构成赌博罪抑或是开设赌场罪。
1、实物证据上存在的问题
赌具的认定对于是否构罪至关重要，是否对赌具进行认定则因案而异，如《关于办理利用电子游戏设施设备赌博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就要求公安机关对赌博机进行认定，并出具规定格式的文书。部分案件在认定赌博游戏机是单人机还是多人机需要进一步明确。部分案件对赌具并没有拍照予以固定证据。
赌具的来源是重要的定罪考量，公安机关在扣押赌具时应予以明确向何人扣押赌具，以确定赌具的来源。
赌资数额与抽头渔利数额是认定赌博犯罪的重要标准，规定的构罪标准分别是人民币5万及5000元以上。部分案件公安机关为图省事只单一收集赌资数额或抽头渔利数额的证据，在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情况下，造成事实认定上的困难。
勘验检查笔录能直观地展现案发现场情况，如是否隐秘、现场人数、赌博地点是房子还是空地等等，是认定赌博犯罪案件的重要证据。但实践中，勘验检查笔录在一些案件的卷宗中并没有体现，而是由抓获、破案经过代替，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办案难度。
2、言词证据上存在的问题
询问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并没有尽可能多地固定关键定罪证据，如参赌人数、赌博的方法、赌资的数额、抽头渔利的比率及数额、聚众赌博或开设赌场的时间、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正当经济来源等等。在办案过程中，有些案件并没有向证人问及抽头渔利的人，有些案件在赌资和抽头渔利数额存在不足的情况下，并没有向证人和犯罪嫌疑人问及参赌人数。特别是在区分聚众赌博和开设赌场行为的关键证据上，部分案件针对赌场开设时间、赌博的时间和空间是否固定、发挥聚众相应的是人还是场所等问题进行取证，导致定罪存在困难。
四、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在证据收集问题上的对策
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的取证直接影响整个案件的定性，因此应从赌博犯罪的犯罪构成入手，有的放矢，收集关键证据，减少办案障碍。
1、构罪证据的收集
侦查机关应提高法律意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要求，着重从赌博犯罪的犯罪构成入手，
第一时间制定勘验检查笔录，直观体现案发地点情况，点明向何人扣押赌具，确定当场扣押赌资的数额，明确参与赌博的人数，向证人询问参赌人数、抽头渔利的人及数额，向犯罪嫌疑人就累计参赌人员数量、渔利情况及是否有正当收入进行讯问。
2、定罪证据的收集
侦查机关通常只关心构罪证据，而对定罪证据则并不重视，导致在罪名认定上存在一定障碍。部分公安干警在接到补充证据的要求时，消极怠慢，甚至态度恶劣，进一步增加办案难度。有鉴于此，建议硬性要求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针对以下问题进行取证：
首先赌博或开始赌场的起始时间，以确定赌博犯罪的存续周期;
其次是赌博时间和地点是否固定，以确定是否任何人都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到该地点进行赌博;再次是确定发挥聚众效应的是人还是场所，以确定是否是赌头招呼参赌人员聚众赌博，还是参赌人员自己到赌场进行赌博。
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的界定难，牵扯到理论、实践和制度三方面的问题。理论上两者存在何种关系至今仍未有定论。实践中证据的瑕疵和不足导致了事实认定的混乱。本文仅从理论和实践入手，粗略分析两者的关系，归纳实践中出现的证据问题，并提出粗浅意见。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然而，现实中，由于部分公安人员的不配合，加大案件办理的难度，故笔者认为，尽快设计公安人员奖惩与公诉部门退补挂钩的相关制度，才是解决当前办案困难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