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一般情况下，应当严格遵循现行规定，不主动调查取证。可以看出，此司法解释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从职权探知主义向辩论主义转型的立法动向：无论是该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修改还是对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限缩解释，都大大限制了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而该规定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强化以及新增的释明权制度等，都是辩论主义的具体体现。辩论主义意味着只有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经辩论才能成为法院判决的基础。因此，在该司法解释没有修改之前，人民法院原则上应主要依据当事人提供并经过质证的证据作出裁判，而不应当在该规定之外行使调查取证权。
2、在法律规定的调查取证事由出现时，人民法院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积极行使调查取证权。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作用来看，主要是为了保护处于弱势的当事人——因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处于强势的一方当事人往往有办法取得于己有利的证据。而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现期和当前的法治环境下，司法实践当然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尽可能避免因当事人法律意识、举证能力甚至经济条件的差异导致弱势一方不得不承担本来不应承担的败诉结果。在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权已被限缩得如此之小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实质的公平正义，法官应当用足调查取证的权力。当然，调查取证仍应以当事人申请或现行法律规定的范围为限，更不能因为依职权调查造成当事人之间新的对抗能力不均衡。
3、建议立法适度扩大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以实现实质正义。由当事人举证代替法院包揽诉讼的做法，完全符合现代司法的根本要求。但是，当事人举证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当事人由于举证能力低下不得不承担败诉的后果，这有悖于公平正义之原则，也极易引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满，降低司法公信力。因此，应当根据中国国情，适度扩展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并通过释明、诉讼风险告知等制度逐步提高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以渐进的方式向现代司法靠拢。否则，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如果我们不能通过依职权调查取证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之不足，就很可能“使民众在诉讼固有的局限性面前，丧失对法律的期待和信任，再远离法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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