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获谅解后会受到何种处理

1、刚触及诈骗犯罪的立案门槛，也就是各地通常设定的三千到一万元的数额较大红线时，行为人把所有违法所得全数返还给受害者，同时拿到对方出具的谅解材料，办案机关可结合整体案情认定危害程度极低。这种情况下检察院可以直接作出不起诉的处理，即便案件移送到法院，也大概率不会对行为人施加刑罚。这一处理逻辑的核心是针对刚踩线的轻微危害行为，兼顾法律底线和社会修复的实际效果，也是今后轻罪案件繁简分流机制重点覆盖的调整方向。
2、一旦诈骗金额达到三万元到十万元以上的数额巨大区间，或是超过五十万元的数额特别巨大标准，或是伴随其他严重危害情节，谅解就不再能产生出罪的效果。这种情况下谅解属于法官量刑时酌情参考的从宽事由，如果行为人同步完成了全额退赃退赔再拿到谅解，最终的量刑调整空间最多不超过原本基准刑期的四成。如果只是单纯拿到受害者谅解却没有返还任何赃款，从宽的比例还要进一步压缩到基准刑的两成以内。最终确定实际服刑时长，依然要把诈骗的具体手段、受害范围、造成的衍生危害等核心要素放在前面评估，谅解只是辅助调整的参考项。
3、诈骗行为涉案金额连三千元的刑事立案线都没够上的话，整个事件就归治安管理的相关规则约束。此时双方达成谅解后，公安机关可以主持达成和解协议，结合行为的具体危害程度作出从轻处罚甚至直接免除治安追责的处理，原本可能作出的拘留、罚款等处置都可以根据和解结果适当调整。
4、所有能产生法律效果的谅解，都必须完全出自受害者本人的真实意愿，不能有任何胁迫、诱导的成分，内容里也要清晰体现受害者明确表示不再追究行为人过错的态度。如果诈骗的受害对象是未成年人、老年群体这类自我防护能力偏弱的人群，或是诈骗行为直接引发受害者自杀、重度精神障碍这类极端严重后果，哪怕最终拿到了受害者的谅解，后续的量刑从宽幅度也会被严格收紧，不会因为谅解就大幅降低处罚力度。这类涉及弱势群体权益和极端人身伤害的案件，未来司法裁判的导向会持续往从严审慎的方向倾斜，避免出现过度轻纵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性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