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司法实践中涉及企业员工受贿类的案件,不会统一套用量刑尺度,首要区分涉案人员的身份属性,对应匹配不同的罪名与处罚标准,这也是未来类案裁判精细化发展的核心方向,避免笼统定性造成量刑失衡。
2、普通民营市场主体、非国有性质的单位里,不承担公共管理职责的从业人员,如果借着自己岗位上的权限或者对某项工作的管控便利,收取别人的财物,帮别人达成相关利益诉求,这类行为对应的定性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涉案财物价值达到三万元就符合数额较大的入罪门槛,对应量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押,同时要缴纳罚金。涉案总金额超过二十万元就属于数额巨大的区间,量刑会升格到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同时一并判处罚金。一旦涉案金额突破三百万元,就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最高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终身自由刑,同步判处罚金。
3、要是涉案人员本身承担公共公务属性的职责,比如在国有独资或全资的公司、企业里经手公共事务的人员,或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正式指派到普通民营单位里行使公共管理权限的人员,这类群体的受贿行为不会套用普通企业人员的定罪标准,直接参照针对公职人员的受贿罪名来确定处罚。涉案金额达到较大标准,或是存在其他比较严重的违规情节,会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押,同时附加罚金处罚。涉案金额达到巨大区间,或是存在其他性质恶劣的严重情节,量刑范围调整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除了罚金之外,还可能被法院直接判决没收部分个人合法财产。如果涉案金额特别庞大,或是存在造成公共利益重大损失等极端恶劣情节,量刑会提升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终身自由刑甚至死刑,同时直接没收对应的个人财产。
4、两类行为的定性都有一个共通的核心前提,必须确认行为人确实利用了自己岗位对应的职权便利,实际为请托方落实了相关利益输送,缺少这个构成要件的,不能直接按照此类受贿类罪名追究责任。往后这类案件的办理会进一步细化对职务关联性、利益输送对应性的核查,压缩弹性裁量的空间,确保同类情节的案件裁判尺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