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第三种观点。结合司法确认制度自身的结构和特点,赋予确认裁定书以既判力及赋予何种程度的既判力,应该着重考量以下因素:
(1)是否符合司法确认制度设立的根本目的;
(2)司法确认制度中程序保障的程度。包括是否为发现和查明事实规定了严格的程序,是否为当事人充分展开证据对质提供了程序保障,是否在程序中严格遵循法律规定;
(3)司法确认制度中是否具备当事人自我责任的基础;
(4)调解协议对司法确认最终效果的影响程度。
据此,笔者认为,司法确认裁定书应具有一事不再理的“消极效力”既判力,理由是:
(1)从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看,人民调解协议是一种法定的纠纷解决方式,经司法确认后的人民调解协议不仅具有当事人合意的实质正当性基础,也有特定司法审查程序的程序正当性基础,经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与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等具有同质性;
(2)从司法确认制度目的看,如果允许当事人就原纠纷另行起诉,不仅人民调解制度形同虚设,而且由于原纠纷随时可能再次成讼,造成当事人时间和精力上的极大浪费,不符合司法确认制度简便、快捷解决纠纷的根本制度目的;
(3)从程序的自我责任角度看,尽管司法确认程序不具有普通审判程序一样的程序保障,但依然存在产生当事人自我责任的基础,即双方当事人的合意。
既然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并共同自愿选择将协议交法院确认,就应受此拘束。
这是民事领域处分原则的应有之义。对于司法确认裁定书是否会有积极的既判力,即是否对后诉中法官的判断产生拘束力,笔者认为,答案应是否定的,理白是:
(1)从程序上看,司法确认的程序保障程度较弱。司法确认程序以双方当事人合意提起,审查程序较为简单快捷,弱化对抗,强化合作,无法确保司法确认的内容完全是纠纷的本来面目。否则可能增加确认程序的负担,使其丧失本来的优势;
(2)人民调解协议是双方让步的结果,已经与事实的本来面目不一致,并非纠纷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