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XX是美籍华人，系美国某医院医生。魏XX原系北京单位员工，2010年年底与吕XX相识。2011年2月，吕XX与魏XX在北京登记结婚。
2012年5月，吕XX首付50万美元，贷款22.5万美元，购买了美国某处房产，该房屋现值约为115万美元。2012年12月，魏XX在美国生育一女吕XX。
2013年1月，因照顾孩子发生争执，魏XX返回北京。2013年3月，吕XX将吕XX带回北京，交给魏XX抚养。自2013年4月至2015年6月，吕XX一直生活在中国北京，由魏XX及其母亲照顾。吕XX、魏XX均数次往返中XX两国，但吕XX常居美国，魏XX常居北京。
期间，双方曾经见面，但魏XX受到吕XX暴力威胁，魏XX在美国申请家庭暴力保护，被认定为精神虐待。2015年6月开始，魏XX带着吕XX一直居住在美国，据纽约妇女家庭暴力中心庇护所机构代表出具的证言显示，魏XX因受到家庭暴力，于2016年8月31日至2016年11月15日期间居住在该庇护所，并获得该机构提供的过渡期住房计划。
自2014年年底开始，吕XX在美国聘请律师处理离婚事宜。但由于魏XX频繁往返中XX两国，因无法确定魏XX停留美国的时间，美国法院可能不具有管辖权，吕XX的美国律师建议其在中国起诉。2015年3月开始，吕XX多次从美国返回北京，向朝阳区某法庭起诉离婚。2015年4月立案，2015年6月法院认定双方感情尚未破裂，判决驳回吕XX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
2015年11月，魏XX在美国纽约州单独提起监护权、探视权和抚养费诉讼。2016年4月，吕XX再次飞回北京，完成第二次离婚诉讼的立案，要求离婚并获得吕XX的抚养权。因魏XX拒绝接收法院通知、传票等法院文件，本案开庭一再拖延，吕XX在短期内频繁往返中国，疲于应对两地的诉讼。2016年9月，吕XX找到我们，询问能否由律师全权代理中国的离婚诉讼。
办案经过
家理律师有着丰富的涉外离婚案件办理经验，告诉吕XX可通过公证认证手续，全权委托律师代理中国的离婚诉讼。按照我们的要求，吕XX在美国聘请了纽约州公证员对其出具的委托书、离婚起诉状、离婚意见书进行了宣誓公证，并经由纽约州州务院、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认证程序后，将上述公证认证文书寄给我们，由我们的律师全权代为办理离婚事宜，吕XX无需亲自回中国应诉，为其避免十余次往返中XX的疲累。
2016年10月，美国纽约州某县法院出具抚养费判决，吕XX作为非监护方，需每月向吕XX支付1400美元抚养费，追缴16000余美元抚养费，负担吕XX未报销医疗费用的81%；2017年2月，该法院出具监护权和探视权判决，魏XX获得吕XX的监护权，吕XX具有探视权。
案件结果
判决吕XX与魏XX离婚。
家理律说
在本案中，我们面临最麻烦的问题有三项：其一是魏XX去了美国，中国是否有管辖权；其二是法院文书的送达问题；其三是吕XX忙于工作和美国的诉讼，频繁返回北京参加诉讼存在困难。
第一，关于管辖权。由于吕XX系美籍华人，本案系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应按照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规定所确定。我国涉外离婚案件的管理是以“原告就被告”作为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即对中国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管辖。住所地即为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是指提起诉讼时已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的地方，生病住院除外。在本案中，被告魏XX是中国国籍，户籍在北京，但是本案立案时，魏XX在美国。我们通过调取魏XX的出入境记录，举证魏XX最后一次出境记录是2015年12月，在美国居住尚不到一年，因此北京法院具有管辖权。
第二，关于送达问题。魏XX是中国人，其住所地在北京，北京法院曾将法院文书邮寄至其北京住所，但是魏XX想用拖延离婚的方式，换取吕XX在房产方面的妥协，因此法院将立案通知邮寄至魏XX北京住所时，其同住家属拒收法院文书，立案通知无法送达，北京法院一直未能开庭审理此案。我们与吕XX及其美方律师经过多方了解，掌握了魏XX在美国的具体住址，并告知魏XX将通过中央机关或者外交送达途径，向其送达北京法院的文书。魏XX得知此次离婚诉讼已不可避免，因此在国内委托了律师，并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由其全权处理离婚事宜，该案得以顺利开庭。
第三，吕XX出庭问题。在涉外离婚案件中，当事人为外国籍公民，不能亲自到中国参加相关的法律诉讼程序，可将授权委托书、离婚起诉书和离婚意见书经本国公证机构或者公证人员予以公证，并经该国授权的外交部门（本案中为纽约州州务院）认证后，经中国驻该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进行领事认证，此即双认证。在本案中，吕XX的相关文件经过当地公证人员的公证，并经本国外交部门和我国驻纽约州领事馆的双认证后，即可作为合格的法律文书，在中国的法庭上出示。通过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吕XX免去了多次往返中国参与诉讼程序的疲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