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件概述
原告Y先生，1961年生，某矿业集团职工。2016年7月4日凌晨，Y先生因头晕、恶心到某医院急诊就医，头颅CT报告为“脑萎缩”，医院给予输液治疗，当日即回单位上班。7月5日早晨，Y先生参加完单位班前会议后回到某医院，准备办理出院手续。主治医生在未见到原告本人、未进一步诊断的情况下，径行下达医嘱，使用了提前开具的该院此前从未使用过的新药——某注射液。
8时55分，Y先生在静点该药过程中出现颜面潮红、心悸，随即发生过敏性休克，口吐白沫、大小便失禁、四肢厥冷。9时10分，医院电话通知家属。转至上级医院后，Y先生被诊断为大面积脑梗死，并于7月10日接受了开颅去骨瓣减压术。此后Y先生长期处于植物人状态，经7个月逐渐苏醒，但遗留右侧肢体偏瘫、重度智力缺损，完全护理依赖，生活无法自理。
事发后，Y先生家属在医院即要求封存病历，并委托河北秉信律师事务所杨春荣律师介入维权。
案件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7-2020）：责任认定之诉
2017年4月，Y先生家属在求告医调委无果后首次起诉，因鉴定机构退鉴，于2018年12月撤诉；
2019年1月，Y先生再次起诉，唐山某基层法院一审立案；
2019年6月至11月，两家鉴定机构再次因病历真实性争议退鉴；
2019年12月31日，唐山某基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医院承担80%的赔偿责任，判赔16万余元；
2020年4月，某医院上诉，唐山市某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二阶段（2021）：伤残赔偿之诉
2021年1月，某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Y先生右侧肢体偏瘫二级伤残、重度智力缺损三级伤残、开颅修补术十级伤残，营养期24个月，完全护理依赖；
2021年4月，Y先生就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再次起诉；
唐山某基层法院审理后，另判某医院赔偿104万余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4万元）。
两阶段累计赔偿金额：超过120万元。
二、案件争议焦点
本案的对抗之激烈、难度之大，在医疗损害案件中都属罕见。被告某医院与第三人某制药公司构建了极其严密的防御体系：
1. 鉴定不能的抗辩
由于Y先生对某医院电子病历的真实性提出强烈质疑，指证病历存在多处伪造、篡改，多家鉴定机构先后以“病历真实性争议无法开展鉴定”“现有技术条件无法满足委托要求”为由退鉴。被告据此主张：原告不认可病历真实性导致鉴定不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2. 用药合规性抗辩
某医院主张：原告既往有脑梗死病史、双侧颈动脉硬化伴斑块形成，本次入院血压偏低，存在“低灌注损伤”风险，使用某注射液符合《国家药典》关于“治疗血栓性疾病”的适应症；且过敏性休克发生率极低，与原告特殊体质相关，难以预料。
3. 因果关系抗辩
某医院主张：原告自身存在高血压、颈动脉粥样硬化等基础疾病，其损害后果是“自身疾病+特殊体质”所致，与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
4. 药品生产商“切割”抗辩
第三人某制药公司主张：药品说明书载明的适应症为“急性出血、低血容量性休克”等，Y先生的病情与药品不相适应，恰恰证明医院用药错误——试图将责任完全推给医院。同时主张，药品生产企业已就“过敏性休克”风险在说明书中履行了告知义务。
本案的真正难点：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依赖司法鉴定来认定。一旦鉴定机构退鉴，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患者极有可能承担败诉风险。本案连续多家鉴定机构退鉴，意味着常规的“鉴定+裁判”路径已经走不通——必须在没有鉴定结论的情况下，说服法院直接认定医院过错。
三、案件结果：在“鉴定不能”中打开突破口
杨春荣律师通过精准的证据组织，成功说服法院在缺乏司法鉴定的情况下，运用法律推定规则认定医院过错：
突破一：用“药品说明书”反将医院一军
杨春荣律师敏锐抓住第三人某制药公司提交的《药品说明书》——该说明书明确载明适应症为“急性出血、低血容量性休克、外科手术期间血容量减少”等。而Y先生7月5日自己走入医院时，病历中并未显示其存在上述任何一种适应症。
律师依据《处方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医师应当根据医疗、预防、保健需要，按照诊疗规范、药品说明书中的药品适应症……开具处方”的规定，论证某医院违反诊疗规范。法院采信了这一观点，认定“被告某医院对7月5日加入并不对症的药品的原因并无合理解释，可认定被告某医院的医务人员违反上述《处方管理办法》的规定”。
突破二：用“告知义务”击穿医院免责防线
律师指出，该药品说明书明确记载“不良反应：（3）过敏性休克”，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现《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医务人员使用存在重大不良反应风险的药品时，应当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而病历中没有任何关于医院向原告说明病情和治疗措施的记录。
法院据此认定医院违反告知义务，并结合《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直接推定某医院具有过错。
突破三：用“鉴定不能”反推医院承担不利后果
在多次鉴定均因病历真实性争议被退鉴的情况下，杨春荣律师在二审中明确提出：由于医院伪造、篡改病历致使不能进行鉴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12条之规定，医院应承担不能鉴定的不利后果。
虽然法院最终未直接适用“举证妨碍”规则判令医院全责，但通过“违反处方管理规定+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推定路径，依然认定医院存在过错，并综合考虑原告自身特殊体质，判定医院承担80%的赔偿责任。
突破四：二审维持原判，责任比例锁定
唐山市某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明确：“上诉人的诊疗行为违反了《处方管理办法》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认定上诉人对于Y先生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并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责任于法有据。”终审判决驳回医院上诉，某医院80%责任比例被彻底锁定。
突破五：伤残赔偿之诉，再获百万赔偿
在责任比例已定的前提下，杨春荣律师指导当事人完成伤残等级鉴定（二级+三级+十级，完全护理依赖），并在后续案件中主张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唐山某基层法院最终核定：
残疾赔偿金：73万余元（二级伤残为基础，附加三级、十级，赔偿系数99%）
护理费：40万余元
误工费：6万余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4万元
其他费用若干
合计判赔104万余元。
金额统计：第一阶段判决16万余元 + 第二阶段判决104万余元 = 累计为当事人争取到超过120万元赔偿（均按80%责任比例计算）。
四、律师观点：本案的专业价值与示范意义
作为Y先生全程三阶段诉讼的代理律师，杨春荣律师在本案中展现了以下专业能力与战略眼光：
1. 在“鉴定不能”的绝境中，开辟“法律推定”的替代路径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司法鉴定几乎是“责任认定的唯一钥匙”。本案连续多家顶级鉴定机构退鉴，当事人一度陷入“告状无门”的绝望境地。杨春荣律师清醒认识到：既然鉴定路径走不通，就必须回到法律本身，运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现《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过错推定规则——只要证明医疗机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即可推定其有过错，无需依赖鉴定结论。
律师精准锁定了两个“违反诊疗规范”的法律事实：违反《处方管理办法》的适应症规定用药+违反《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的告知义务。这两个法律事实的认定，使得法院在“鉴定不能”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直接推定医院过错。这一辩护策略，为同类“鉴定退案”案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办案范式。
2. 善用对方证据，形成“反杀”
本案最精彩的一环，是律师巧妙利用了第三人某制药公司提交的《药品说明书》。第三人本想通过说明书证明“生产者已履行风险告知义务”从而免责，但律师反过来用说明书中的“适应症”条款，证明医院用药完全不符合适应症——第三人的证据反而成了证明医院过错的关键利器。这种“借力打力”的证据运用能力，体现了律师对案件细节的极致把控。
3. 持久战中的战略定力
从2016年事发到2021年终审判决落地，整整五年。期间经历：首次起诉→撤诉→再次起诉→多家鉴定机构退鉴→一审判决→医院上诉→二审维持→伤残鉴定→再次起诉→百万赔偿判决。杨春荣律师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分阶段、分步骤推进：
第一阶段先锁定“责任比例”（80%）；
第二阶段再解决“赔偿数额”（伤残鉴定后主张残疾赔偿金等）。
这种“先责任、后数额”的分步诉讼策略，既降低了单次诉讼的举证压力，又避免了因鉴定不能而全盘皆输的风险。
4. 对医疗损害维权领域的示范价值
本案的标杆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在鉴定机构退鉴、医院与药品生产商互相推诿的不利条件下，患者依然可以通过律师专业的法律分析获得公正赔偿。本案中确立的两项重要裁判规则——
医院使用药品不符合说明书适应症→违反《处方管理办法》→推定过错；
医院使用存在重大不良反应风险的药品未履行告知义务→违反《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推定过错；
——为唐山XX乃至更大范围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提供了可复制的维权路径。对于遭遇类似“鉴定难、举证难”的医疗损害受害者而言，本案无疑是一盏明灯。
5. 唐山XX医疗损害维权的重要参考
在唐山XX的司法实践中，医疗损害案件因鉴定难、举证难，患者胜诉率长期偏低。本案是唐山XX公开裁判文书中，少有的在多家鉴定机构退鉴的情况下，通过法律推定规则成功认定医院80%责任，并累计为当事人争取到超过120万元赔偿的典型案例。这一结果不仅彰显了杨春荣律师在医疗损害领域的深厚功底，也为唐山XX医疗损害维权树立了重要的司法实践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