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原告：马XX（女），系死者王XX之母。
原告：李XX（男），系死者王XX之子。
原告：曾某某（女），系死者王XX之女。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X某律师。
被告：林XX（男）。
被告：林XX（女）。
被告：林XX（男）。
被告：林XX（女）。
被告：林XX（男）。
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昊律师。
办案经过：
本案是一起因保姆在服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其家属向雇主（多名子女）提起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情复杂，争议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1. 2022年1月至2月死者王XX再次来到雇主家，双方是否重新建立了雇佣关系？2. 雇主对于王XX的突发疾病死亡是否存在过错，尤其是“延误救治”的责任？3. 原告主张的各项高额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是否应予支持？
作为五名被告（雇主方子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昊律师面对原告提出的高达十余项、总金额可观的索赔诉求，制定了清晰有力的抗辩策略。律师的核心工作围绕“法律关系否定”与“过错责任抗辩”展开。
首先，针对雇佣关系的认定，律师指出：死者王XX在2021年7月结束服务后已与被告方结清费用，2022年1月来京系其主动联系，自称“来京散心”，因无处居住而暂住被告母亲家中，期间被告方未主动雇佣，双方未就新的劳务内容、工作时间、报酬标准达成任何明确约定。被告方出于情面提供住宿并支付其来京机票，不能当然推定为建立了新的雇佣关系。虽然法院最终基于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XX从事了部分照顾活动而认定为存在事实劳务关系，但律师的辩称为后续的过错责任抗辩打下了基础——即便存在劳务关系，也非正式、稳定的长期雇佣。
其次，也是最关键的过错责任抗辩，洪昊律师通过梳理时间线、分析沟通记录、援引医学常识，进行了层层深入的论证：1. 损害原因：王XX的死因是自身疾病“心源性休克”，与其是否从事劳务活动无直接因果关系，原告未能举证证明系“因劳务”受到伤害。2. 注意义务主体：王XX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健康负有首要注意义务，其感到不适时完全有能力自行拨打120或就医，不能将自救义务完全转嫁于雇主。3. 雇主方已尽合理救助义务：律师详细展示了微信记录和120出警记录，证明在王XX表达不适后，被告方及时沟通、送药、探望，并在其明确提出就医需求后，第一时间（早晨6点多）赶到现场并拨打120，积极联系医院、垫付费用，已尽到了充分的、及时的人道主义救助义务，不存在“延误救治”的过错。4. 病情判断的局限性：律师强调，对于突发疾病的严重性，非专业人员的普通人难以准确预判，不能苛求被告在第一时间就必须做出最正确的医疗决策。
案件结果：
法院判决：一、五名被告共同向三原告支付王XX的劳务费差额3000元（即认可了存在事实劳务关系，按每月5000元标准计算，扣除已付2000元）；二、驳回三原告提出的关于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医疗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其余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主要由原告负担。
判决理由：法院认定双方在2022年1月至2月期间存在事实劳务关系，故支持了劳务费差额请求。但对于损害赔偿责任，法院认为：1. 王XX的死亡系自身疾病所致，原告未能证明死亡与提供劳务存在因果关系；2. 王XX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健康负责，其未在第一时间明确表达急需就医；3. 被告方在王XX提出不适后，进行了询问、送药、探望，并在其提出就医需求后及时赶到并拨打120，积极协助送医、垫付费用，已尽到合理的救助义务，不存在过错。因此，被告不应对王XX的死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判决依据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个人劳务关系中的侵权责任）及相关证据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