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案例略述

原告张某1是张某与王某之子。其父母在2018年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张某1由其父张某抚养、监护，并约定张某在某车队的股份归张某1所有。

此后，2018年底，张某因突发重病生病住院，先后在县医院、市医院治疗。后于 2019 年1月医治无效去世。在其住院治疗期间，因张某无钱救治。由张某的其余弟兄四人（包括本案中的第三人张某弟）商量后，由张某弟代为卖掉了张某在某车队的股份，得款用于给张某治病等。

张某1成年后，认为某车队和张某弟未经其同意，卖掉其父亲在某车队的股份，属于乘人之危，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要求某车队（被告）、张某弟连带退还其父入股资金16万余元及违约占用资金利息。

Part 2 代理思路

就本案而言，经过分析，原告张某1提起诉讼，认为是侵害其利益，属于侵权之诉；同时又主张“违约占用资金利息”，又属于违约之诉；还主张属于不当得利。显然混淆了诉的标的。无论从侵权还是违约，其都没有原告的主体资格。

一是，张某1是否已经取得了离婚协议中的车队股份的所有权？

张某1的父母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某车队的股份在双方离婚后归张某1所有。那么，在2019年股份被卖的时候，是否就属于其所有呢？分析认为，离婚协议中的行为，应属于赠与。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在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应该属于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是不能撤销的。但仍然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交付或者登记后，才能取得所有权。但在本案张某弟出售张某1的父亲在车队的股份时，张某1未向车队主张过分红，行使过股东权利，也没有进行过变更登记，并没有取得股份的所有权。在出售该股份时，其父尚在，故权属仍是其父所有，不存在侵犯原告张某1的权利的问题。

二是，张某1能否提起违约之诉呢？

从原告张某1主张“退还”、“违约”的请求看，原告是依据其父与被告某车队之间股份持有的合同关系提起的诉讼，应为合同违约之诉。但原告张某1并非合同相对人，张某在世时即将股权转让，张某1就持有股份的合同权利义务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不享有原告主体资格。

三是，张某弟代卖股份的行为如何认定？

原告之父张某在2018年生病住院之时，父母已经离世、与妻子王某已经离婚、唯一子女即原告尚未成年、还有信用贷款尚未还清，惟有张某弟在内的兄弟四人才有能力扶持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张某弟在内的兄弟四人为张某的合法监护人。在张某病情恶化急需救治的情况下，征得张某同意，张某弟代卖其股份为其治病，是为张某之利益处分财产，是积极履行监护义务的行为，故不存在侵权的问题。

Part 3 裁判意见

法院审理后认为：首先，张某1之父母协议离婚约定某车队的股份归张某1所有，根据法律规定，该协议仅对张某1父母产生法律效力，且张某1既未持离婚协议对案涉股份进行变更登记，也未向某车车队主张分红权利，故现有证据尚不能认定案涉股份应当直接归张某1所有，本院确认张某1作为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

其次，张某因突患重病，张某1尚未成年，张某弟等人作为张某逸的临时监护人，在紧急情况下经张某同意处理了张某的车队股份，用于支付张某就医费用，且将剩余款临时代为保管，其行为视为履行监护人善良管理义务，并未侵犯张某1的合法权益。

Part 4 启发

一是本案中，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没有区分侵权之诉、违约之诉、不当得利，将三者混淆出现在同一诉讼中。

二是，就本案而言，提起诉讼时，应该更多从诚信、善良的角度出发，代理人也应该从诚信、公正的角度去给当事人分析，不应该提起有违诚实、善良的诉讼。纵观本案，张某弟等人不仅没有恶意，而是出于兄弟情谊，积极为了救治张某而努力，是应该大力弘扬、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

Part 5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八条：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九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或者其他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九条：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特别说明：为免争议，文中叙述的姓氏不是当事人的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