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斌律师团队：跨境电诈案件中的证据与定罪难题

最近几年，跨境电诈案件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在不断攀升。很多当事人和家属在案件发生之初，最大的困惑往往是：“到底会怎么定罪和量刑？”我在杭州办案十八年来，亲眼看到从“电话诈骗”到跨境电诈，这个犯罪形态一步步升级，也感受到在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有它的独特棘手之处。

证据困境：口供之外的难题

有一次，我在西湖区见到一位跨境电诈案的家属，她最大的担心不是金额问题，而是“证据够不够”。跨境电诈案件的证据，很多时候并不像盗窃案那样有现场物证，更多依赖口供、资金分析报告、和复杂的电子数据。

第一，口供仍然是关键。尤其是在“诈骗窝点”认定上，往往需要同案犯的多次稳定供述相互印证。但如果嫌疑人翻供，或者只有一份孤立的口供，压力就很大——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要求证据之间必须相互印证。

第二，电子证据的收集与合法性。电脑硬盘、手机聊天记录、境外服务器数据……这些取证环节对程序要求很高。如果在提取过程中存在瑕疵，比如使用了不规范的方法，辩护方就可能质疑其合法性。有些地方公安缺乏专门的电子数据取证能力，会委托第三方公司取证，但法庭上经常会遇到合法性争议。

第三，跨境取证更是难上加难。不同国家对数据主权要求各不相同，有的国家甚至禁止未经授权的数据转移。司法机关在实践中有境外取证和境外移交两种方式，但后者如果由非正规权力主体移交，证明真实性就很棘手。这类跨境取证需要统一规则，否则一旦证据被质疑，案件就会陷入僵局。

这些困境的直接影响是——证据不足或者证据质量不高时，不仅会影响事实的查清，还会直接波及定罪和量刑。

定罪与量刑：标准的模糊与争议

刚才说到的证据难题，其实会延伸到定罪量刑的核心环节。比如，在“诈骗金额”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允许用“30日条款”——即累计在境外诈骗窝点时间达到一定期限——作为入罪依据。这在实践中解决了部分案件的证明困境，但也带来了争议。

一方面，这种时空标准突破了传统诈骗罪依赖数额的认定方式，给案件提供了操作空间；另一方面，如果使用不当，就可能出现证据不足却照样入罪的风险。因此理论上要求穷尽侦查手段后才能适用，但现实中可能出现滥用的情况。

再比如，跨境电诈组织内部的角色划分——主犯、从犯、边缘参与者——在证据不足时更容易模糊。组织层级、获利情况、实际参与程度都可能成为争论焦点。有的地方会将较低层级的参与者认定为从犯并减轻量刑，但在法治实力较弱的地区，量刑空间较小，反而容易出现“刑期倒挂”，即低层参与者刑期比核心成员还重。

还有一些特殊情形，如胁从犯。在跨境电诈中确实有人是被胁迫参与的，但司法机关对认定非常谨慎，往往只有有充分客观证据才会认定，否则宁愿在量刑上从轻或免除处罚，也不会直接降格为胁从犯。

避免误判：策略与建议

从我和团队的办案经验看，应对跨境电诈案件，最关键是三点：

• 尽早介入，尽可能补强客观证据。不要仅依赖口供，要寻找资金流向、通讯记录等链条证据。

• 关注程序合法性，尤其是电子数据和跨境取证环节。程序瑕疵可能成为辩护的突破口。

• 在量刑阶段，尽力争取分清参与层级和实际作用，避免边缘参与者刑期倒挂。

跨境电诈案件的复杂性，在于它既跨越司法边界，又跨越技术壁垒。对于当事人和家属来说，理解这些难点并提前布置应对策略，往往决定了案件的走向。

说到底，这类案件不只是法条的比对，而是一场证据与事实的综合博弈。虽然困难很多，但只要把握好证据质量、程序合法性和定罪量刑的逻辑链，依然有机会在法庭上争取到更合理的结果。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