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未遂的数额怎么认定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刑法总则规定，对于未遂犯，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此原则的理解与适用一般不存在疑问。但在数额犯的未遂犯中，情况较为复杂，除了存在多个量刑档次以外，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不但包括犯罪数额，往往还包括其他犯罪情节，犯罪数额不但涉及既遂部分而且还涉及未遂部分。在抢劫罪中，既遂标准除了财产方面的标准还存在人身伤害方面的标准，这些因素的存在都给数额犯未遂的正确处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于这些情况如何准确量刑，实践中存在分歧，做法不一。下面分别予以探讨。
一、单纯的未遂犯在单纯未遂犯的场合，犯罪数额中没有既遂的部分，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敲诈勒索数百万未遂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就设有多个刑档的数额犯而言，犯罪数额不仅是定罪条件，也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当未遂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条件时，应当以最低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还是应以相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有人认为，考虑到实践中对于未遂情节一般只是从轻处罚，较少减轻处罚，而减至数档以下从宽处罚的则更为少见，为了避免对未遂犯量刑偏重，对于单纯未遂的均在最低刑档量刑较为适当。笔者认为，这一处理方式欠妥。对于单纯未遂犯应以相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从轻或者减轻。
首先，前述意见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实践中对未遂犯的量刑平衡问题，但与未遂犯的处理原则相悖。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是指先将未遂犯视为既遂犯，
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体现从轻或减轻。对于未遂犯犯罪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应当先按照相对应的量刑档次确定量刑的基准刑档，再根据未遂的具体情节决定是否从轻或减轻。如最高人民在《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中涉及销售伪劣烟草制品未遂的处理时明确规定，除了将未遂定罪处罚的标准设定为既遂的三倍以上之外，未遂犯法定刑升格的数额标准与既遂犯一致，只要达到既遂犯相应升格数额标准的，也分别按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相应量刑档次定罪处罚。
其次，对于个别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未遂犯也应当判处较为严厉的刑罚。虽然许多司法解释在涉及具体的未遂犯是否定罪处罚时，往往设定了较之于既遂犯更为严格的定罪条件，如对于盗窃、诈骗、保险诈骗未遂的，一般对于情节严重的才予以定罪处罚，在定罪条件上体现了未遂犯与既遂犯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差异。但是根据犯罪对象、犯罪性质、犯罪手段等方面的不同，未遂犯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一定都很轻，而且不同的未遂犯之间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如果对未遂犯一概在最低量刑档次处刑，不利于对犯罪的惩罚与预防。
二、犯罪数额既包括既遂也包括未遂在盗窃、诈骗，尤其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犯罪中，往往存在部分犯罪行为既遂、部分犯罪行为未遂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既遂数额、未遂数额与犯罪总数额可能都不在一个量刑档次，如诈骗既遂部分2万元，未遂部分18万元，诈骗总数额则为20万元，分别处于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三个不同的量刑档次。这也涉及到量刑档次的确定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到准确的量刑。有人认为，为了避免量刑的偏重，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以既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基准，将未遂数额作为酌定从重情节予以体现；也有人认为，对于未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比既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高的，可以未遂数额对应的量刑档次为基准，将既遂部分作为从重情节，综合考虑未遂的从宽情节进行量刑。笔者认为，作为定罪条件或加重情节的犯罪数额，应当是指包括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在内的犯罪总数额。（虽然有关司法解释对合同诈骗、挪用公款等罪的犯罪总数额计算有特别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均不是针对犯罪数额的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的问题。）在未遂与既遂并存的情况下，无论是定罪条件还是加重量刑档次的选择，都应当根据犯罪总数额加以确定，在确定对应的量刑档次以后，再将犯罪数额的未遂部分根据犯罪未遂的处理原则作为从宽情节予以考虑。这在前述纪要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伪劣烟草制品的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伪劣烟草制品的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三、情节犯与数额犯未遂并存在集资诈骗等许多数额犯中，除犯罪数额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之外，其他犯罪情节也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具体条文中往往是将“数额巨大”与“其他严重情节”并列，将“数额特别巨大”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列。这就会出现犯罪虽然未遂但其他犯罪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的情形。这种情形下，未遂的犯罪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与其他犯罪情节所对应的量刑档次可能就不一致，从而产生了量刑档次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在情节犯与数额犯未遂并存的场所，其他犯罪情节无论是严重还是特别严重，都不是犯罪的既遂标准，该罪的既遂标准还是财产标准，其他犯罪情节不影响未遂或者部分未遂的成立，对被告人仍然应当根据未遂犯的处理…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一是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二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一是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二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

[律师回复] 构成诈骗罪的条件有哪些，诈骗未遂如何认定 诈骗罪的构成条件有哪些 诈骗罪，主要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象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如下： 1、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有些犯罪活动，虽然也使用某些欺骗手段，甚至也追求某些非法经济利益，但因其侵犯的客体不是或者不限于公私财产所有权。所以，不构成诈骗罪。例如：拐卖妇女、儿童的，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罪。 诈骗罪侵犯的对象，仅限于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物，而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其对象，也应排除金融机构的贷款。因本法已于第193条特别规定了贷款诈骗罪。 2、客观要件。本罪往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3、主体要件。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4、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诈骗未遂如何认定 1、诈骗罪与借贷行为的界限。 借款人由于某种原因，长期拖欠不还的，或者编造谎言或隐瞒真相而骗取款物，到期不能偿还的，只要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没有挥霍一空，不赖帐，不再弄虚作假骗人，确实打算偿还的，仍属借贷纠纷，不构成诈骗罪。 2、诈骗罪与代人购物拖欠货款行为的界限。 对以代人购买紧缺商品的名义，取走货款，没买到东西，又擅自挪用货款，拖欠不还款的行为，应着重考察其真实目的、双方的关系、事情的起因、代办人的具体行为、拖欠的情节、后果等等，从而正确判断其是否有非法占有的意图。如能明确想代人购物，因故未能买到挪用仍拟归还的，不能以诈骗罪论处。如果以代购为名，行诈骗之实，骗取大量财物，大肆挥霍，根本无意归还，也无力归还的，应以诈骗罪论处。 3、诈骗罪与集资办企业因亏损躲债的界限。 如果确实是集资经商办企业，但因经营不善，亏损负债，为躲债而外出，仍属财产债务纠纷。这同诈骗犯以集资办企业为名，捞到钱财就逃之夭夭，以实现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有本质区别。

[律师回复] 构成诈骗罪的条件有哪些，诈骗未遂如何认定 诈骗罪的构成条件有哪些 诈骗罪，主要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象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如下： 1、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有些犯罪活动，虽然也使用某些欺骗手段，甚至也追求某些非法经济利益，但因其侵犯的客体不是或者不限于公私财产所有权。所以，不构成诈骗罪。例如：拐卖妇女、儿童的，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罪。 诈骗罪侵犯的对象，仅限于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物，而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其对象，也应排除金融机构的贷款。因本法已于第193条特别规定了贷款诈骗罪。 2、客观要件。本罪往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3、主体要件。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4、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诈骗未遂如何认定 1、诈骗罪与借贷行为的界限。 借款人由于某种原因，长期拖欠不还的，或者编造谎言或隐瞒真相而骗取款物，到期不能偿还的，只要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没有挥霍一空，不赖帐，不再弄虚作假骗人，确实打算偿还的，仍属借贷纠纷，不构成诈骗罪。 2、诈骗罪与代人购物拖欠货款行为的界限。 对以代人购买紧缺商品的名义，取走货款，没买到东西，又擅自挪用货款，拖欠不还款的行为，应着重考察其真实目的、双方的关系、事情的起因、代办人的具体行为、拖欠的情节、后果等等，从而正确判断其是否有非法占有的意图。如能明确想代人购物，因故未能买到挪用仍拟归还的，不能以诈骗罪论处。如果以代购为名，行诈骗之实，骗取大量财物，大肆挥霍，根本无意归还，也无力归还的，应以诈骗罪论处。 3、诈骗罪与集资办企业因亏损躲债的界限。 如果确实是集资经商办企业，但因经营不善，亏损负债，为躲债而外出，仍属财产债务纠纷。这同诈骗犯以集资办企业为名，捞到钱财就逃之夭夭，以实现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有本质区别。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刑法总则规定，对于未遂犯，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此原则的理解与适用一般不存在疑问。但在数额犯的未遂犯中，情况较为复杂，除了存在多个量刑档次以外，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不但包括犯罪数额，往往还包括其他犯罪情节，犯罪数额不但涉及既遂部分而且还涉及未遂部分。在抢劫罪中，既遂标准除了财产方面的标准还存在人身伤害方面的标准，这些因素的存在都给数额犯未遂的正确处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于这些情况如何准确量刑，实践中存在分歧，做法不一。下面分别予以探讨。
一、单纯的未遂犯在单纯未遂犯的场合，犯罪数额中没有既遂的部分，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敲诈勒索数百万未遂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就设有多个刑档的数额犯而言，犯罪数额不仅是定罪条件，也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当未遂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条件时，应当以最低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还是应以相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有人认为，考虑到实践中对于未遂情节一般只是从轻处罚，较少减轻处罚，而减至数档以下从宽处罚的则更为少见，为了避免对未遂犯量刑偏重，对于单纯未遂的均在最低刑档量刑较为适当。笔者认为，这一处理方式欠妥。对于单纯未遂犯应以相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从轻或者减轻。
首先，前述意见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实践中对未遂犯的量刑平衡问题，但与未遂犯的处理原则相悖。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是指先将未遂犯视为既遂犯，
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体现从轻或减轻。对于未遂犯犯罪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应当先按照相对应的量刑档次确定量刑的基准刑档，再根据未遂的具体情节决定是否从轻或减轻。如最高人民在《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中涉及销售伪劣烟草制品未遂的处理时明确规定，除了将未遂定罪处罚的标准设定为既遂的三倍以上之外，未遂犯法定刑升格的数额标准与既遂犯一致，只要达到既遂犯相应升格数额标准的，也分别按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相应量刑档次定罪处罚。
其次，对于个别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未遂犯也应当判处较为严厉的刑罚。虽然许多司法解释在涉及具体的未遂犯是否定罪处罚时，往往设定了较之于既遂犯更为严格的定罪条件，如对于盗窃、诈骗、保险诈骗未遂的，一般对于情节严重的才予以定罪处罚，在定罪条件上体现了未遂犯与既遂犯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差异。但是根据犯罪对象、犯罪性质、犯罪手段等方面的不同，未遂犯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一定都很轻，而且不同的未遂犯之间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如果对未遂犯一概在最低量刑档次处刑，不利于对犯罪的惩罚与预防。
二、犯罪数额既包括既遂也包括未遂在盗窃、诈骗，尤其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犯罪中，往往存在部分犯罪行为既遂、部分犯罪行为未遂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既遂数额、未遂数额与犯罪总数额可能都不在一个量刑档次，如诈骗既遂部分2万元，未遂部分18万元，诈骗总数额则为20万元，分别处于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三个不同的量刑档次。这也涉及到量刑档次的确定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到准确的量刑。有人认为，为了避免量刑的偏重，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以既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基准，将未遂数额作为酌定从重情节予以体现；也有人认为，对于未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比既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高的，可以未遂数额对应的量刑档次为基准，将既遂部分作为从重情节，综合考虑未遂的从宽情节进行量刑。笔者认为，作为定罪条件或加重情节的犯罪数额，应当是指包括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在内的犯罪总数额。（虽然有关司法解释对合同诈骗、挪用公款等罪的犯罪总数额计算有特别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均不是针对犯罪数额的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的问题。）在未遂与既遂并存的情况下，无论是定罪条件还是加重量刑档次的选择，都应当根据犯罪总数额加以确定，在确定对应的量刑档次以后，再将犯罪数额的未遂部分根据犯罪未遂的处理原则作为从宽情节予以考虑。这在前述纪要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伪劣烟草制品的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伪劣烟草制品的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三、情节犯与数额犯未遂并存在集资诈骗等许多数额犯中，除犯罪数额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之外，其他犯罪情节也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具体条文中往往是将“数额巨大”与“其他严重情节”并列，将“数额特别巨大”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列。这就会出现犯罪虽然未遂但其他犯罪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的情形。这种情形下，未遂的犯罪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与其他犯罪情节所对应的量刑档次可能就不一致，从而产生了量刑档次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在情节犯与数额犯未遂并存的场所，其他犯罪情节无论是严重还是特别严重，都不是犯罪的既遂标准，该罪的既遂标准还是财产标准，其他犯罪情节不影响未遂或者部分未遂的成立，对被告人仍然应当根据未遂犯的处理…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刑法总则规定，对于未遂犯，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此原则的理解与适用一般不存在疑问。但在数额犯的未遂犯中，情况较为复杂，除了存在多个量刑档次以外，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不但包括犯罪数额，往往还包括其他犯罪情节，犯罪数额不但涉及既遂部分而且还涉及未遂部分。在抢劫罪中，既遂标准除了财产方面的标准还存在人身伤害方面的标准，这些因素的存在都给数额犯未遂的正确处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于这些情况如何准确量刑，实践中存在分歧，做法不一。下面分别予以探讨。
一、单纯的未遂犯在单纯未遂犯的场合，犯罪数额中没有既遂的部分，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敲诈勒索数百万未遂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就设有多个刑档的数额犯而言，犯罪数额不仅是定罪条件，也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当未遂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条件时，应当以最低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还是应以相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有人认为，考虑到实践中对于未遂情节一般只是从轻处罚，较少减轻处罚，而减至数档以下从宽处罚的则更为少见，为了避免对未遂犯量刑偏重，对于单纯未遂的均在最低刑档量刑较为适当。笔者认为，这一处理方式欠妥。对于单纯未遂犯应以相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从轻或者减轻。
首先，前述意见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实践中对未遂犯的量刑平衡问题，但与未遂犯的处理原则相悖。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是指先将未遂犯视为既遂犯，
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体现从轻或减轻。对于未遂犯犯罪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应当先按照相对应的量刑档次确定量刑的基准刑档，再根据未遂的具体情节决定是否从轻或减轻。如最高人民在《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中涉及销售伪劣烟草制品未遂的处理时明确规定，除了将未遂定罪处罚的标准设定为既遂的三倍以上之外，未遂犯法定刑升格的数额标准与既遂犯一致，只要达到既遂犯相应升格数额标准的，也分别按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相应量刑档次定罪处罚。
其次，对于个别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未遂犯也应当判处较为严厉的刑罚。虽然许多司法解释在涉及具体的未遂犯是否定罪处罚时，往往设定了较之于既遂犯更为严格的定罪条件，如对于盗窃、诈骗、保险诈骗未遂的，一般对于情节严重的才予以定罪处罚，在定罪条件上体现了未遂犯与既遂犯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差异。但是根据犯罪对象、犯罪性质、犯罪手段等方面的不同，未遂犯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一定都很轻，而且不同的未遂犯之间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如果对未遂犯一概在最低量刑档次处刑，不利于对犯罪的惩罚与预防。
二、犯罪数额既包括既遂也包括未遂在盗窃、诈骗，尤其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犯罪中，往往存在部分犯罪行为既遂、部分犯罪行为未遂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既遂数额、未遂数额与犯罪总数额可能都不在一个量刑档次，如诈骗既遂部分2万元，未遂部分18万元，诈骗总数额则为20万元，分别处于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三个不同的量刑档次。这也涉及到量刑档次的确定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到准确的量刑。有人认为，为了避免量刑的偏重，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以既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基准，将未遂数额作为酌定从重情节予以体现；也有人认为，对于未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比既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高的，可以未遂数额对应的量刑档次为基准，将既遂部分作为从重情节，综合考虑未遂的从宽情节进行量刑。笔者认为，作为定罪条件或加重情节的犯罪数额，应当是指包括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在内的犯罪总数额。（虽然有关司法解释对合同诈骗、挪用公款等罪的犯罪总数额计算有特别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均不是针对犯罪数额的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的问题。）在未遂与既遂并存的情况下，无论是定罪条件还是加重量刑档次的选择，都应当根据犯罪总数额加以确定，在确定对应的量刑档次以后，再将犯罪数额的未遂部分根据犯罪未遂的处理原则作为从宽情节予以考虑。这在前述纪要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伪劣烟草制品的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伪劣烟草制品的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三、情节犯与数额犯未遂并存在集资诈骗等许多数额犯中，除犯罪数额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之外，其他犯罪情节也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具体条文中往往是将“数额巨大”与“其他严重情节”并列，将“数额特别巨大”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列。这就会出现犯罪虽然未遂但其他犯罪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的情形。这种情形下，未遂的犯罪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与其他犯罪情节所对应的量刑档次可能就不一致，从而产生了量刑档次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在情节犯与数额犯未遂并存的场所，其他犯罪情节无论是严重还是特别严重，都不是犯罪的既遂标准，该罪的既遂标准还是财产标准，其他犯罪情节不影响未遂或者部分未遂的成立，对被告人仍然应当根据未遂犯的处理…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罪的数额认定怎么回事 诈骗罪的诈骗数额分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个标准。 (一)数额较大标准：个人诈骗公私财物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数额巨大标准：个人诈骗公私财物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犯罪数额如何认定 我国刑法典及关于诈骗犯罪的司法解释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一般有如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主观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主观希望骗取的数额。 第二种意见是所得说，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财物的数额。 第三种意见是侵害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不一定是犯罪所得数额，而是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他人实际损失价值数额。 第四种意见是交付说，认为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的数额。 第五种意见是双重标准说，认为在诈骗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罪的诈骗数额是被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在诈骗未遂、预备、中止的情况下，诈骗数额是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取的财物数额。 第六种是折中说，认为诈骗犯罪未遂时，一般应以行为人犯罪指向的数额(其犯罪意图诈骗的数额)认定为诈骗数额;诈骗犯罪既遂时，一般应以诈骗犯罪所得数额认定为犯罪数额;如果被害人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高于诈骗犯罪行为人所得，而这一差额又可归因于犯罪行为人一方的行为，则诈骗犯罪数额应以损失数额或交付数额来认定。 我们认为，侵犯财产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为公私财产所有权。因此，侵犯财产罪中犯罪数额的认定也应当根据公私财产被犯罪行为侵犯的严重程度来认定，而不能仅仅看行为人实际获利数额。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种保护不仅包括保护公私财产所有人、持有人、管理人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还应当包括保护公私财产的完整性和经济价值性，防止公私财物的整体性及经济价值性受到不正当的侵害。如果将犯罪行为人的实际获利数额作为认定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其侧重点显然在于打击非法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侧重于对公私财物的保护。

[律师回复] 盗窃罪数额较大如何认定,盗窃未遂如何处理
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的认定为数额较大。
盗窃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盗窃未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
2、以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盗窃罪如何认定数额
法律对盗窃数额有明确的规定，需要至少达到一千元以上。具体数额标准如下：
1、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 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人民检察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在跨地区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盗窃地点无法查证的，盗窃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应当根据受理案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人民检察院确定的有关数额标准认定。
盗窃毒品等违禁品，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的，根据情节轻重量刑。
2、盗窃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前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
(一)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的；
(四)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
(五)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六)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
(七)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
(八)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

[律师回复] 盗窃罪数额较大如何认定,盗窃未遂如何处理
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的认定为数额较大。
盗窃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盗窃未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
2、以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盗窃罪如何认定数额
法律对盗窃数额有明确的规定，需要至少达到一千元以上。具体数额标准如下：
1、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 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人民检察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在跨地区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盗窃地点无法查证的，盗窃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应当根据受理案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人民检察院确定的有关数额标准认定。
盗窃毒品等违禁品，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的，根据情节轻重量刑。
2、盗窃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前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
(一)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的；
(四)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
(五)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六)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
(七)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
(八)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

[律师回复] 您好，如果数额达到诈骗罪立案标准6000元。您好，如果数额达到诈骗罪立案标准6000元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一是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二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

[律师回复] 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既遂标准 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既遂应以非持卡人（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信用卡内财产权益并因此致使持卡人（受害人）丧失控制作为认定标准。即以“控制加失控说”为认定标准。 首先，信用卡诈骗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其危害结果具有双重性：既是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侵犯，又是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犯。事实上，由于非持卡人实际控制财产本身也就是侵犯金融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该行为必然侵犯国家金融秩序，加上刑法对信用卡诈骗罪规定了“数额较大”的客观要件，因而，认定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既遂标准不能与传统取得型财产犯罪相脱离，仍应以非持卡人实际控制财产并因此致使持卡人丧失控制作为既遂认定标准，不能仅以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侵犯这一非物质性结果作为既遂标准。 其次，信用卡诈骗罪本质上仍属于取得型财产犯罪，刑法理论上对取得型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准有控制说、失控说、控制加失控说、转移说等观点，司法实践中一般倾向于“失控说”。就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而言，笔者认为采取“控制加失控说”更为合适。原因在于，采取冒用他人信用卡方式进行信用卡诈骗犯罪具有其特殊性，与其他方式的财产犯罪不同。冒用他人信用卡犯罪中的受骗人（发卡银行）与财产权益受害人（持卡人）之间相对分离，非持卡人在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过程中与受骗人（发卡银行）和受害人（持卡人）之间形成类似“三角诈骗”关系，信用卡本身并无价值，仅仅是财产权益的价值载体，在此三角法律关系中，犯罪行为人非法控制信用卡及其卡内财产的结果，并非必然导致受害人丧失对信用卡及其卡内财产的控制。只要非持卡人拾得或者以非法方式取得持卡人信用卡和身份证后，不拿持卡人身份证办理挂失或者更改密码，持卡人仍然能够使用原信用卡帐号和密码进行消费和支付，持卡人也就没有丧失对信用卡内财产权益的控制，此时信用卡内资金余额可能因持卡人的网上电子商务消费、支付而处于不确定状态。只有当非持卡人拿持卡人身份证到银行办理挂失或更改密码的行为致使持卡人对信用卡内财产权益丧失控制时，非持卡人对信用卡内财产权益的非法控制和占有数额才能得以确定。因此，应以“控制加失控说”作为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 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五条的规定：“被盗物品的数额，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2、记名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如果票面价值已定并能即时兑现的，如活期存折、已到期的定期存折和已填上金额的支票，以及不需证明手续即可提取货物的提货单等，按票面数额和案发时应得的利息或者可提货物的价值计算……”，可知最高人民对盗窃金融凭证类的犯罪既遂数额的认定，采用的也是“控制加失控说”观点。由于“盗窃能即时兑现的记名有价支付凭证”与“非持卡人挂失、更改持卡人信用卡密码”二者属于同类行为：取得型财产犯罪。尤其是二者具有相同的行为结果：即行为人在非法控制所有人财产权益的同时，所有人对其财产权益丧失控制。因而，可以比照该司法解释规定，以“控制加失控说”作为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一是区别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首先应区别对待不同的主犯，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如对犯集团、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以共同、盗窃犯罪总额来认定。首要分子在集团中处于预谋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们计划范围内的数额必须负全部责任。在预谋时认定是不是首要分子尤为重要，虽然只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没有参加直接的、盗窃行为，但是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组织实行，他们在犯罪中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对于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依照犯罪总数额来认定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犯罪集团中的有些成员，在首要分子计划后，自己单独进行、盗窃或者是其他的经济犯罪，该犯罪数额不能强加于首要分子，首要分子只需要对自己知道和计划的那一部分负责。 二是根据《刑法》第26条第 (3)、 (4)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参与组织、指挥的主犯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总额负责。在共同经济犯罪中，主犯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自己的犯罪行为影响了从犯，可以说主犯对整个犯罪都要负责，因此把所有数额作为主犯的犯罪数额是合理的。 三是对一般犯罪中的从犯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上，笔者认为以定罪的数额为前提，适当参考其个人所得赃款数额较为科学合理。因为共同犯罪中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完全是在主犯的领导下进行，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小，而这种“作用”通常都是通过“数额”表现，所以考察其所得数额是合理的。假如以犯罪总额来认定，在实行犯场合下直接参与额会小于或者等于共同犯罪总额，而在帮助犯场合下，间接参与相当于总数额，这两种场合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在处理从犯犯罪数额的问题上要将定罪数额和个人所得赃款数额全面综合考虑。

[律师回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①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5年。 ②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10年。 ③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15年。 ④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20年。如果20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后，仍然可以追诉。依照目前的规定诈骗金额的三个量刑档次为5千（3年以下）、5万（3-10年）、50万（10年以上），要看你的涉案金额。希望能帮到您。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刑法总则规定，对于未遂犯，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此原则的理解与适用一般不存在疑问。但在数额犯的未遂犯中，情况较为复杂，除了存在多个量刑档次以外，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不但包括犯罪数额，往往还包括其他犯罪情节，犯罪数额不但涉及既遂部分而且还涉及未遂部分。在抢劫罪中，既遂标准除了财产方面的标准还存在人身伤害方面的标准，这些因素的存在都给数额犯未遂的正确处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于这些情况如何准确量刑，实践中存在分歧，做法不一。下面分别予以探讨。
一、单纯的未遂犯在单纯未遂犯的场合，犯罪数额中没有既遂的部分，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敲诈勒索数百万未遂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就设有多个刑档的数额犯而言，犯罪数额不仅是定罪条件，也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当未遂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条件时，应当以最低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还是应以相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有人认为，考虑到实践中对于未遂情节一般只是从轻处罚，较少减轻处罚，而减至数档以下从宽处罚的则更为少见，为了避免对未遂犯量刑偏重，对于单纯未遂的均在最低刑档量刑较为适当。笔者认为，这一处理方式欠妥。对于单纯未遂犯应以相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从轻或者减轻。
首先，前述意见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实践中对未遂犯的量刑平衡问题，但与未遂犯的处理原则相悖。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是指先将未遂犯视为既遂犯，
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体现从轻或减轻。对于未遂犯犯罪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应当先按照相对应的量刑档次确定量刑的基准刑档，再根据未遂的具体情节决定是否从轻或减轻。如最高人民在《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中涉及销售伪劣烟草制品未遂的处理时明确规定，除了将未遂定罪处罚的标准设定为既遂的三倍以上之外，未遂犯法定刑升格的数额标准与既遂犯一致，只要达到既遂犯相应升格数额标准的，也分别按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相应量刑档次定罪处罚。
其次，对于个别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未遂犯也应当判处较为严厉的刑罚。虽然许多司法解释在涉及具体的未遂犯是否定罪处罚时，往往设定了较之于既遂犯更为严格的定罪条件，如对于盗窃、诈骗、保险诈骗未遂的，一般对于情节严重的才予以定罪处罚，在定罪条件上体现了未遂犯与既遂犯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差异。但是根据犯罪对象、犯罪性质、犯罪手段等方面的不同，未遂犯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一定都很轻，而且不同的未遂犯之间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如果对未遂犯一概在最低量刑档次处刑，不利于对犯罪的惩罚与预防。
二、犯罪数额既包括既遂也包括未遂在盗窃、诈骗，尤其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犯罪中，往往存在部分犯罪行为既遂、部分犯罪行为未遂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既遂数额、未遂数额与犯罪总数额可能都不在一个量刑档次，如诈骗既遂部分2万元，未遂部分18万元，诈骗总数额则为20万元，分别处于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三个不同的量刑档次。这也涉及到量刑档次的确定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到准确的量刑。有人认为，为了避免量刑的偏重，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以既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基准，将未遂数额作为酌定从重情节予以体现；也有人认为，对于未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比既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高的，可以未遂数额对应的量刑档次为基准，将既遂部分作为从重情节，综合考虑未遂的从宽情节进行量刑。笔者认为，作为定罪条件或加重情节的犯罪数额，应当是指包括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在内的犯罪总数额。（虽然有关司法解释对合同诈骗、挪用公款等罪的犯罪总数额计算有特别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均不是针对犯罪数额的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的问题。）在未遂与既遂并存的情况下，无论是定罪条件还是加重量刑档次的选择，都应当根据犯罪总数额加以确定，在确定对应的量刑档次以后，再将犯罪数额的未遂部分根据犯罪未遂的处理原则作为从宽情节予以考虑。这在前述纪要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伪劣烟草制品的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伪劣烟草制品的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三、情节犯与数额犯未遂并存在集资诈骗等许多数额犯中，除犯罪数额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之外，其他犯罪情节也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具体条文中往往是将“数额巨大”与“其他严重情节”并列，将“数额特别巨大”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列。这就会出现犯罪虽然未遂但其他犯罪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的情形。这种情形下，未遂的犯罪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与其他犯罪情节所对应的量刑档次可能就不一致，从而产生了量刑档次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在情节犯与数额犯未遂并存的场所，其他犯罪情节无论是严重还是特别严重，都不是犯罪的既遂标准，该罪的既遂标准还是财产标准，其他犯罪情节不影响未遂或者部分未遂的成立，对被告人仍然应当根据未遂犯的处理…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刑法总则规定，对于未遂犯，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此原则的理解与适用一般不存在疑问。但在数额犯的未遂犯中，情况较为复杂，除了存在多个量刑档次以外，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不但包括犯罪数额，往往还包括其他犯罪情节，犯罪数额不但涉及既遂部分而且还涉及未遂部分。在抢劫罪中，既遂标准除了财产方面的标准还存在人身伤害方面的标准，这些因素的存在都给数额犯未遂的正确处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于这些情况如何准确量刑，实践中存在分歧，做法不一。下面分别予以探讨。
一、单纯的未遂犯在单纯未遂犯的场合，犯罪数额中没有既遂的部分，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敲诈勒索数百万未遂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就设有多个刑档的数额犯而言，犯罪数额不仅是定罪条件，也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当未遂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条件时，应当以最低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还是应以相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有人认为，考虑到实践中对于未遂情节一般只是从轻处罚，较少减轻处罚，而减至数档以下从宽处罚的则更为少见，为了避免对未遂犯量刑偏重，对于单纯未遂的均在最低刑档量刑较为适当。笔者认为，这一处理方式欠妥。对于单纯未遂犯应以相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量刑基准，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从轻或者减轻。
首先，前述意见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实践中对未遂犯的量刑平衡问题，但与未遂犯的处理原则相悖。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是指先将未遂犯视为既遂犯，
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体现从轻或减轻。对于未遂犯犯罪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的，应当先按照相对应的量刑档次确定量刑的基准刑档，再根据未遂的具体情节决定是否从轻或减轻。如最高人民在《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中涉及销售伪劣烟草制品未遂的处理时明确规定，除了将未遂定罪处罚的标准设定为既遂的三倍以上之外，未遂犯法定刑升格的数额标准与既遂犯一致，只要达到既遂犯相应升格数额标准的，也分别按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相应量刑档次定罪处罚。
其次，对于个别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未遂犯也应当判处较为严厉的刑罚。虽然许多司法解释在涉及具体的未遂犯是否定罪处罚时，往往设定了较之于既遂犯更为严格的定罪条件，如对于盗窃、诈骗、保险诈骗未遂的，一般对于情节严重的才予以定罪处罚，在定罪条件上体现了未遂犯与既遂犯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差异。但是根据犯罪对象、犯罪性质、犯罪手段等方面的不同，未遂犯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一定都很轻，而且不同的未遂犯之间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如果对未遂犯一概在最低量刑档次处刑，不利于对犯罪的惩罚与预防。
二、犯罪数额既包括既遂也包括未遂在盗窃、诈骗，尤其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犯罪中，往往存在部分犯罪行为既遂、部分犯罪行为未遂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既遂数额、未遂数额与犯罪总数额可能都不在一个量刑档次，如诈骗既遂部分2万元，未遂部分18万元，诈骗总数额则为20万元，分别处于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三个不同的量刑档次。这也涉及到量刑档次的确定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到准确的量刑。有人认为，为了避免量刑的偏重，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以既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作为基准，将未遂数额作为酌定从重情节予以体现；也有人认为，对于未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比既遂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高的，可以未遂数额对应的量刑档次为基准，将既遂部分作为从重情节，综合考虑未遂的从宽情节进行量刑。笔者认为，作为定罪条件或加重情节的犯罪数额，应当是指包括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在内的犯罪总数额。（虽然有关司法解释对合同诈骗、挪用公款等罪的犯罪总数额计算有特别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均不是针对犯罪数额的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的问题。）在未遂与既遂并存的情况下，无论是定罪条件还是加重量刑档次的选择，都应当根据犯罪总数额加以确定，在确定对应的量刑档次以后，再将犯罪数额的未遂部分根据犯罪未遂的处理原则作为从宽情节予以考虑。这在前述纪要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伪劣烟草制品的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伪劣烟草制品的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三、情节犯与数额犯未遂并存在集资诈骗等许多数额犯中，除犯罪数额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之外，其他犯罪情节也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具体条文中往往是将“数额巨大”与“其他严重情节”并列，将“数额特别巨大”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列。这就会出现犯罪虽然未遂但其他犯罪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的情形。这种情形下，未遂的犯罪数额所对应的量刑档次与其他犯罪情节所对应的量刑档次可能就不一致，从而产生了量刑档次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在情节犯与数额犯未遂并存的场所，其他犯罪情节无论是严重还是特别严重，都不是犯罪的既遂标准，该罪的既遂标准还是财产标准，其他犯罪情节不影响未遂或者部分未遂的成立，对被告人仍然应当根据未遂犯的处理…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合同诈骗罪数额认定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从我国现行刑事司法解释来看，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数额标准都高于诈骗罪的数额标准。
2001年4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规定，合同诈骗的，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千元至2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1996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注：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规定，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货款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第二条“根据(刑法）
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的规定，在新刑法修订前，合同诈骗罪按照诈骗罪进行判处，其犯罪的数额亦按照诈骗罪的犯罪数额进行判处，即，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
新刑法修订时，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按照新刑法修订后的2001年4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定》的规定，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起点为5千元，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有所提高，而关于合同诈骗“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在新刑法修订后的司法解释中，则无规定，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
合同诈骗罪的起点数额为何有所提高从立法原则来看，《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中的金融诈骗犯罪，犯罪起点数额均比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高，在新刑法修订时，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分离出来归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其犯罪客体与金融诈骗罪属同类客体，即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起点提高是必然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对金融诈骗犯罪数额的规定没有变化，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中规定的金融诈骗犯罪，新刑法在修订时进行了吸收。审判实践中，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标准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的规定判处，因此，在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没有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前，也可以参照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规定判处。
即，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5千元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罪的数额认定怎么回事 诈骗罪的诈骗数额分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个标准。 (一)数额较大标准：个人诈骗公私财物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数额巨大标准：个人诈骗公私财物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