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辩护词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徐某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徐某的同意，特指派我为被告人徐某的辩护人，经过庭前仔细阅卷、会见被告人和参加今天的法庭审理，下面本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第
一、对于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虎检诉刑诉〔〕433号《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徐某的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辩护人不存在异议。
第
二、被告人徐某有法定及酌定的从轻情节，本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1.被告人徐某在犯罪过程中系从犯。
首先，被告人徐某在本案中所起作用比较小。在本案的分工中，被告人徐某仅负责带受害人到银行填写资料，而且资料的填写全部都是受害人自行填写。在截取信用卡之后，两被告人一起去刷卡套现。而在网上寻找客户、联系客户、与客户接洽，伪造公章、工牌，为客户提供虚假收入证明，截取并激活信用卡，联系机等这些技术性的工作都是由被告人黄某负责。
其次，从分赃的情况来看，两被告人约定二八分成，即被告人徐某拿两成，被告人黄某拿八成。虽然，本案的涉案金额为人民币176380元，但是被告人徐某仅分得人民币三万一千多。
最后，本案起意犯罪的是被告人黄某。在被告人黄某的询问笔录中提到，是他想出这个办法来用这个办法骗钱的，他是在帮人家办理信用卡的过程中想出来的。而且从两个被告人的询问笔录中都可以看出，整个犯罪过程都是由被告人黄某操纵、控制的，被告人徐某只是在听从被告人黄某的安排。
因此，无论是从犯罪分工，还是从犯罪所得的分成上来看，被告人徐某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小，系从犯。
2.被告人徐某系初犯。
被告人徐某系初犯，无任何刑事犯罪及行政处罚记录。被告人徐某从厦门来到苏州是因为被告人黄某给被告人徐某打电话说生意有点忙，想请被告人徐某过来帮帮忙，并没有说让被告人徐某去套现。被告人徐某出于哥们儿义气来到苏州，直至第一次刷卡套现之后才意识到行为的严重性。犯罪后被告人徐某后悔不已，在辩护人会见徐某的时候，徐某也多次向辩护人表达了其悔意。
3.被告人徐某已经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
在辩护人会见被告人徐某的时候，被告人徐某明确表示愿意退赃，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虽然被告人徐某的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父母年纪已大，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但是其家属还是在积极筹借，用以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根据最高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的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4.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悔罪深刻。
从侦查机关对被告人徐某所做的笔录中可以看出，归案后，被告人徐某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说明被告人徐某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能够深深的反思自己，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给家人和被害人带来的严重后果，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意见(试行)》第三条第七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徐某定罪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5.被告人徐某的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大。
被告人徐某之前在外面欠了一大笔债，其犯罪动机很单纯，就是急于还债。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加上急于还债，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其根本目的并不是通过诈骗来发家致富，也不是通过诈骗来奢侈享受，这与其他以诈骗为生、挥霍犯罪所得的犯罪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被告人主观恶性并不深，请法院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6.本案被害人也有一定的过错。
首先，辩护人为被告人徐某的行为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失及伤害表示歉意。此外，辩护人想说明的是，在本案中被害人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其
一，被害人可能本身并不符合办理信用卡的规定，他们找到被告人代为办理信用卡，也是一种欺骗银行的行为其
二，被害人也明知道，提交给银行的收入证明是被告人伪造的，仍积极配合被告人申办信用卡。被害人的过错与本案的犯罪行为有一定的关联性，一定程度上讲，正是被害人的过错放任了本案犯罪行为的发生。
综上所述，被告人徐某在本次犯罪中系从犯，此次犯罪系初犯，认罪态度好、悔罪深刻，主观恶性不大，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且本案被害人也有一定过错，具有多种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考虑到被告人徐某的具体情况，辩护人恳请法院在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
以上意见，敬请采纳。

[律师回复]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苟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其一审辩护律师参加诉讼。通过查阅卷宗并会见被告人，辩护人了解了基本案情；通过今天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苟某犯有诈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
其次,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苟某有以下可以依法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
1、本案是共同犯罪，被告人苟某在本案中系从犯，处于从属的地位，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在犯罪中，被告人苟某处于次要地位，诈骗的犯意是同案犯兰某提起并策划的，被告人苟某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只有三个：听从兰某的指使在网上发布私家侦探广告，接电话，联系被骗人。对方付完定金之后，就把对方的情况记录下来。所实施的行为均是受他人安排和指使。被告人苟某在整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次要的，辅助作用，情节比较轻微，社会危害性也不大，主观恶性小，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从时间上来说，被告人苟某是后来加入的，不是犯意提起者，也不是犯罪组织者，被告人苟某是由于家里欠钱，被生活所迫才参与，在本案中不起主要作用。
被告人苟某不是本案的组织者，策划者，纵观整个事件的产生、发展及该损害结果的产生，他只是被动的跟随，在本案中的作用是次要的、辅助的，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从被告人苟某归案后的认罪态度来看。被告人在第一次接受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询问时，就毫不隐瞒地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从始至终供述一致、稳定，没有丝毫的侥幸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今天的庭审，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服法，重新做人。这些都足以充分说明被告人认罪态度是积极和诚恳的。
3、被告人苟某在归案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足以表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小、易改造。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恳请法庭对被告人苟某酌情减轻处罚。
4、被告人苟某具有立功表现，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和同案犯的全部犯罪事实，并供出同案犯兰某，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5、被告人苟某具有积极退赃、退赔的情节，应根据退赃的数额以及对被害人弥补的程度适度减轻被告人的处罚。

6、被告人苟某获利较小，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被告人苟某仅获得大约七八千元，主观恶性不大。在对其量刑时，此情节应予考虑。

7、本案的发生，被害人具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应减轻被告人的责任。
本案中，每次诈骗犯罪时间都很短，被害人在没有认真、仔细核实的情况下，就将定金汇到被告人提供的银行卡账户上。
　　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存在着严重的过失和过错行为。假如被害人稍加考察、核实，稍加防范，相信本案绝不会发生。

8、被告人苟某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所受教育程度很低，法律意识淡薄。
　　被告人苟某既是被告人也是被害人，其因家庭经济条件极为困难，生活所迫加上兰某的欺骗和诱惑，再加上自身法律意识淡薄，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被告人苟某的父母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母亲还是残疾人，妻子无业，两个孩子尚且年幼，被告人苟某系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和生活支柱，请合议庭在合议时充分考虑被告人现实的生活和生存状况。
　　
9、被告人苟某在案发前一向遵纪守法，表现良好，从未有过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系初犯；在归案后一直如实向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悔罪诚恳，改造潜力很大。
综合以上几点意见，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苟某犯罪情节轻微，悔罪态度诚恳，一贯表现良好，并且系初犯。符合我国刑法适用缓刑的条件。希望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并采纳，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而调动被告人自我改造的积极性，自觉的改过自新，同时也能避免监管场所中罪犯之间交叉感染的弊端，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鉴于本案的上述实际情况，以上辩护意见敬请法庭予以充分考虑，予以重视并采纳！

此致

[律师回复]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于诈骗罪从犯的量刑由于其在案件当中所处的位置不是主导，并且主犯是指导案件发生的主要人，所以在从犯量刑时会按照涉案金额进行处罚，如果涉案金额较小，并且从犯认罪态度良好的话，那么对于从犯的量刑也会较轻。在进行辩护时，从轻量刑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律师回复] 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撒某某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被告人李海文一审辩护人。现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受害人高某存、钱某君以及金献成所称受到诈骗，辩护人认为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足以认定为犯罪。
起诉书中质控高某存、钱某君以及金献成受到刑·鲁、撒某某等人的酒托诈骗。但根据公诉人提交的证据，辩护人认为并无直接证据证明高某存、钱某君以及金某成受到诈骗，更无证据证明这三人受到被告人的诈骗。高某存、钱某君以及金献成确实在绯闻酒吧（后更名baby kiss 酒吧）消费过。但是这不足以证明其受到诈骗。理由如下：1、到该酒吧消费的人数众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诈骗。2.在酒吧的高额消费，也纯属正常，并不是进行了高额消费就是受到诈骗。3.通过微信以及qq等网络手段交友属正常社交，在社会生活中经常发生。网友见面吃饭喝酒更属常事。因此高某存、钱某君以及金献成所约的网友不一定就是刑肖鲁等人中的酒托小姐，更有可能是她人。4、高留存共计消费5700，钱某君消费5618元，金某成消费7680元。这三人消费数千元。据三人陈述，酒吧是消费一次结一次账。这说明其在进行第一次消费就已经知道酒水价格高。但其三人却没有中断消费，反而进行了接下来的消费。这足以证明这三人是在明知高额消费的情况下自愿进行该消费的。综合以上几点，辩护人认为这三起诈骗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被告人撒某某属于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撒某某在本案中是被王某华、刑某鲁等人雇佣的，公诉方在起诉书中也指出是王某华与刑某鲁商议以“酒托”方式开酒吧。这恰恰也说明了撒某某在本案中是起次要作用的。本案中的李某雷在原先的笔录中说是其被撒某某叫来的，但在2013年5月21日的口供中承认其是被王某华叫来的。撒某某虽然跟他们有联系，也是在王某华的授意下进行的。事实上其并没有任何的权利。再者，撒某某在该次犯罪中并没有获得利益。这些都足以证明其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撒某某主观恶性较轻，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认罪态度良好。
被告人撒某某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被告人撒某某也是被王国华所迷惑，误入歧途。其主观恶性较轻，社会危害性小。被告人在此前也从未受过任何处罚，一贯表现良好，此次犯罪属于初犯，偶犯，且认罪态度良好。
以上辩护意见，提请合议庭在合议时，给与充分考虑。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案件已经过法庭调查，事实已经清楚，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王某某指控的基本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公诉机关的定性和量刑意见有异议。 为维护被告人合法利益，特作如下辩护意见，谨供法庭参考：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王某某行为构成诈骗罪错误，其行为具备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应定性为合同诈骗罪。理由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合同诈骗罪是指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构成须具备以下要件：
1、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经济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

[律师回复] 诈骗罪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接受被告人某委托，受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经调查、阅卷及会见被告人及今天庭审之后，现就本案发表有关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定性问题
二、关于被告人某自被害人某某处取得资金的数额
三、关于被告人某自被害人某某处取得款项的性质
四、关于诈骗金额
五、被告人某主动投案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六、被告人某在此之前未受过刑事处罚，应当认定为初犯。
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评议时采纳。
辩护人：律师事务所
年月日

[律师回复] 合同诈骗案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山东统河律师事务所接受本人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合同诈骗案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们多次会见了被告人，认真分析了案卷材料，认为涉案次数、涉案数额均与公诉机关指控有较大差距，并且在作案过程中发挥作用相对较小，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
一、被告人没有参与诈骗货款的活动。
1、所有证人均证明，诈骗的活动均由一人完成，没有证据证明张参与了对进行诈骗的指使、策划。
2、即使说过让再凑点钱，也不能证明有对进行诈骗的故意。因为、此前有多次向借钱的行为，不能排除是让借钱的可能性。
3、即使诈骗后告诉“收了4万元货款”之类的情况，也不能证明知道是诈骗所得。因为“收货款”一般理解为收回的债权，至少不能排除理解为收回其原来经营活动的外欠货款等债权或

[律师回复]
一、被告人没有虚构任何事实，也未隐瞒任何真相。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客观方面特征。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许某犯合同诈骗罪，可被告人虚构了什么事实？隐瞒了什么真相？
公诉人提交案件证据证明：2006年5月8日，被告人许某相邀李某承包山地，一同作为乙方，与村委会一队签订《承包山地合同书》，并经镇法律服务所见证。2007年7月22日，被告人许某与李某签订《山林经营合作协议书》，约定被告人许某参与管理，并享受纯收入的10%的收益。该林地林木取得林业局核发的林权证标记为：许某、李某共有。
公诉人提交案件证据还证明：2012年底，被告人许某与李某口头商议，被告人许某以95万元价款购买共同承包的桉树。2012年12月7日，被告人许某与张某签订《桉树买卖合同》，将取得的桉树以90万元价款出售给张某。2013年5月10日，被告人许某与李某签订《桉树售卖合同》，约定砍伐时间、付款方式等。
以上证据证明的事实足以说明：
被告人许某与张某签订《桉树买卖合同》，出售共有林木取得共有权人李某的同意，依据合同约定收取张某90万元桉树款，在签订本合同及履行本合同整个过程中没有虚构任何事实或者隐瞒任何真相。
被告人许某与李某签订了《桉树售卖合同》，在签订本合同过程中，被告人许某没有虚构任何事实或者隐瞒任何真相。那么，依据合同约定支付了李某15万元桉树款，暂没有支付余下80万元，是不是就构成合同诈骗罪呢？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许某收到桉树款后“逃匿”，依《现代汉语词典》“逃匿”指逃走隐匿。被告人许某供述只是去珠海做工程，手机从未更换，也从未停机。哪有逃匿还使用原有手机号码，且一直不停机？连公诉人认定的“被害人”李某也不得不承认：“只要是我的电话号码打过去他的电话号码都打不通，然后要是我换别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就能打通。”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人许某向李某支付共人民币15万元后逃匿”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退一步说，即使认可公诉人指控被告人许某收到桉树款后逃匿之说，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中第（四）种情形：“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完全不符，因为该情形是针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情形。如前所述，被告人许某与李某签订了《桉树售卖合同》，自始至终在签订本合同及履行本合同整个过程中没有虚构任何事实或者隐瞒任何真相。
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中第（四）种情形“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限定为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被告人许某与与张某签订《桉树买卖合同》，是该合同的当事人；被告人许某与李某签订了《桉树售卖合同》，是该合同的当事人。按照公诉人指控，被告人许某是履行与李某签订的《桉树售卖合同》过程中实施了合同诈骗行为，但被告人许某没有收受对方当事人李某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而是依《桉树买卖合同》约定收受张某给付的货款后“逃匿”， 把依甲合同收受货款，当成了依乙合同收受货款，张冠李戴了，足见公诉人指控没有法律依据。
故公诉人指控被告人许某收到桉树款后逃匿之说没有事实根据。

二、被告人许某没有骗取李某80万元，虽然暂时没有付清李某桉树款，但其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特征。
1、该林地林木取得林业局核发的林权证标记为：许某佳、李某共有。被告人与李某签订《山林经营合作协议书》，约定被告人许某参与管理，并享受纯收入的10%的收益。经双方协议，由被告人许某负责将该处桉树出售，被告人许某出售获得90万元，给李某支付了15万元，尚有75万元没有支付。公诉人指控经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人许某骗取李某80万元，那么，被告人许某份额在哪里？是司法机关剥夺了被告人许某依法享有的份额吗？哪有法律规定“诈骗”自己的钱也犯罪？
2、被告人至今没有给李某支付80万元桉树款，是因为李某拒绝履行该《山林经营合作协议书》，暂时保管该合伙收益的财产，如有纠纷，最多也就是合伙结算纠纷，不构成民事侵权，更不构成犯罪！
3、按照被告人许某与李某签订的《桉树售卖合同》约定，被告人许某至今没有给李某支付80万元桉树款，仅构成违约行为，属于买卖合同纠纷。公诉人却指控被告人诈骗李某80万元，实在是以刑压民，滥用刑法，何以服众？

综上所述，被告人许某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以虚构任何事实或者隐瞒任何真相的方法骗取李某80万元，被告人许某行为不具备合同诈骗罪主客观方面特征，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告人许某无罪。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审判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的一审辩护人，依法参加本案的审判活动。辩护人认真地研究了一审判决书，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并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对本案案情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现辩护人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一、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的犯罪事实及其定性本身没有异议。
二、被告人犯罪情节并不严重
根据刑法学理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12.16 法发[1996〕32号)第一条的精神，认定诈骗罪情节是否严重主要从诈骗所得数额、犯罪行为导致的后果等方面来衡量。从公诉机关查明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来看，的行为够不上情节严重：
1、涉案金额较少。在2011年8月至2012年6月，通过虚假婚姻介绍，诈骗他人，获得赃款16250元。在诈骗犯罪中，16250元属于诈骗金额较大，而非巨大或特别巨大。对此，检察机关的起诉书第三页也是如此认定的，我们对此表示赞同。
2、不是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其在犯罪前有正当职业，一直本分老实，遵纪守法，凭自己辛苦劳动赚钱养家;
3、诈骗对象是公民个人财产，而非企业事业单位生产资金或救灾、抢险等民政救助财物，未造成企事业单位停产停业损失;
4、的犯罪行为未导致受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其他严重后果，危害后果相对较小;
三、本案中，具有诸多法定与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1)认罪态度较好
始终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认罪态度极好。被告自始至终怀着赎罪的心态详细、如实供述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无隐瞒、捏造等他推责任、逃避打击等行为。被告在公安机关以后几次的讯问中的供述基本相同，连细节也陈述的前后一致。对此，起诉书在第4页第1段也确认了该事实。根据2010年10月1日期实施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第三部分第7条的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被告人，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辩护人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2)被告人有真诚的悔罪表现
不论是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上还是今天在法庭上，均表达了自己真诚的悔罪态度。人民法院在对王某量刑时应该酌情考虑。与此同时，被告人愿意主动接受罚金刑，愿意以此方式来主动接受惩罚，以表明自己的悔罪的诚恳态度。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第二十五条第七款：被告人自愿认罪的，轻处10%。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主动接受财产刑处罚的，在20%以内按比例轻处。
(3)被告一贯表现良好，没有劣迹，不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不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
(4)被告愿意立即退还赃款
被告人明确表示要立即退赃，并且其家属也当庭表示立即退回赃款。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第二十六条(二)被告人退赃、赔偿的(不含损失在2 000元以下的)，在10%以内按比例轻处;
(5)从利于罪犯改造的角度，恳请法庭对被告人处从轻处罚
对于初犯、偶犯，要考虑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避免判处实刑后的交叉感染，有些盗窃犯只是偶尔失足，罪行并不严重，判处一两年的刑罚，适用了实刑，将其关进监狱，结果人没有改造好，反而沾染了一身恶习，使其丧失廉耻，进而破罐子破摔。惩罚犯罪并不难，但是要真正改造犯罪分子使其回归并且融入社会才是难题。
综上，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列明的多种从轻减轻处罚的考量因素。请法庭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考虑被告的行为情节以及后果，对被告人处以7个月之内的有期徒刑或判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故恳请人民法院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法，立即变更的强制措施，尽快恢复的自由之身，保障的合法权益。
谢谢。
辩护人： 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
2013年 月 日

[律师回复] 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都某某父亲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出庭为其辩护。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都某某犯诈骗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对其认定的涉案人数和金额认为事实不清和证据不足。另外结合被告人都某某在本案中的地位、犯罪情节及具有从轻、减轻情节发表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并与公诉人商榷。
一、将被告人都某某的涉案人数和金额等同与被告人刁某某等主犯明显不妥，也没有相关证据加以证明。理由如下：
1、被告人都某某主观进入公司只是为了找一份工作维持生活，一开始并没有与他人形成共同诈骗的故意，所以被告人进入公司早期和中期都不能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
2、公司在合肥运行期间一共有三名行政文员，都是与被告人都某某从事同样的工作，在目前证据材料并且对其分开认定。等同于把其他人行为也认定到被告人身上，明显与事实不符。
3、不能合理排除有部分受害者属于自己操作导致的亏损。目前公诉机关认定涉案140名受害人没有证据证明他都是由本案被告人通过正向或反向指导而导致亏损和大量手续，有部分客户通过自己操作盈利，也说明了也部分客户通过自己操作亏损，这部分亏损不能认定本案的涉及金额，如果目前证据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的情况，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二 、被告人在本案中仅仅为从犯，其并不是犯意的提起者，也不是犯罪工具的提供者。
根据本案涉案当事人的讯问笔录，结合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在本案中，都某某在仟鸿公司仅仅是一名行政文员，其在老板的安排下从事后勤服务工作，并没有直接实施诈骗活动，按月领取自己的工作报酬。在整个事件发生过程中，都某某是根据老板的指使在做事，在行动，并不是犯意的提起者，案件中所涉及的电脑，电话，软件系统等也并非都某某提供，在本案中处于从属地位，为从犯，请法庭依法查明，并在量刑时从轻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都某某主观恶性不大，可以说其并没有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故意。
被告人都某某经别人介绍进入其开设的公司工作，本意只为找到一份安家糊口的工作，不让父母担心。在工作过程中，虽然对单位的某些做法有点异议，但面对这个衣食父母，都某某能够做的只是按照公司安排工作，领取自己的工作报酬，此过程中，可以说，都某某本人绝对没有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目的，事实上，她也绝没有可能侵占他人财产，因为核心的系统操作均非都某某所能触及的。所以说，在本案中，都某某主观恶性极小，请法庭能够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对都某某予以从宽处理。
四、被告人都某某在本案中并没有任何获益。
都某某在公司工作期间，共领取工资为二万多元，没有任何提成收入，该部分钱款属于劳动报酬收入，不应认定为犯罪所得，故在本案中，都某某并没有任何获益，并没有占取他人钱财。
五、被告都某某之前并无违法犯罪记录，一直表现良好，到案后每次都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于坦白，通过学习法律知识，目前已经认识到该行为的违法性，并且希望家属能够协助帮其退赃，具备悔罪的情节。
综上，都某某其实仅仅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者，本意只是想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收入，未曾想会卷入数额如此庞大的诈骗案当中，请法庭能够考虑到辩护人之前的辩护观点，结合都某某本人系初犯偶犯，态度端正良好等情节，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能够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庭考虑。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王某某近亲属委托并经王某某本人的同意，山东某某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依法会见了被告人，详细了阅读了本案相关案卷材料，并且通过庭审，使我对本案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现依据相关案件事实及证据，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为被告人王某某作罪轻并应减轻的辩护;被告人王某某有以下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应当减轻处罚。
一、被告人王某某具有立功表现。事实依据：被告人王某某于2010年6月28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如实全部供述自己与其他同案犯的犯罪经过，并提供另外两被告人岑某某、黄某某的照片、真实姓名、手机号、住址及其他一切所知悉的信息资料，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将其他两名被告人岑某某、黄某某抓获，使案件及时得到侦破，使受害人钟某的经济损失得以及时挽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五条之规定，被告人应该认定被告人王某某具有立功表现。
二、被告人王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作用较小，其行为不能单独、直接地引起犯罪结果，是次要的辅助的实行行为，情节不严重。其次要作用的事实理由为：
1、犯罪介入上的次要作用。根据受害人钟某的《询问笔录》及被告人王某某、黄某某、岑某某《讯问笔录》：被告人岑某某与受害人钟某于某某年某某月至某某月份一直联系，并取得受害人钟某的信任，被告人王某某与受害人钟某之前并不认识，由于后来王某某与岑某某、黄某某认识后，在某某年某某月份，岑某某告诉王某某、黄某某认识某某市某某区一个叫钟某的女的，并说能骗到钱，让王某某和黄某某配合进行诈骗。王某某是与岑某某、黄某某认识后才偶然卷入这次犯罪的，属于是偶然犯，在介入上起次要作用。
2、犯罪行为上的辅助作用。犯罪行为上，根据受害人钟某的《询问笔录》被告人王某某仅仅是打过两次电话，并没有一直与受害人联系，而是由被告人岑某某一直与受害人联系，并办理的两个银行账户，通过短息及电话方式告知受害人先后四次汇款，受害人汇款后，该款项一直由岑某某和黄某某控制着，被告人王某某并无权掌握上述资金，因此在行为上起次要作用的。
3、分配赃款金额上的次要作用。
（1）分配办法上的协商上看的次要性。从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中来看，三个人皆分得相同的6万余元，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王某某并未分得6万元，因为取款的卡一直均在岑某某与黄某某手中，被告人王某某与其他两被告人也不住在一起;也没有与其他人在利益上进行过任何协商交流;
（2）分配办法话语权上看的次要性。每次分钱都是岑某某或者黄某某提出来，在分配办法上，被告人王某某显然没有话语权;另外从其所获得的款项数额也可证明其作用辅助性。
依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31条规定、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有多名主犯的，应在主犯中进一步区分出罪行最为严重者。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进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以做到区别对待。
（2）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三条第10款.共同犯罪中有两名以上主犯或者不宜区分主、从犯的，对于其中作用相对较小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三、被告人王某某是初犯、偶犯;事实依据：王某某是第一次犯罪，未受过刑事处罚，应当认定为初犯。同时是受岑某某的影响而介入该案实施犯罪的，因而是偶犯。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9条、对于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和犯罪时的主观状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
四、被告人王某某当庭认罪并且认罪态度好;王某某积极主动交待了自己参与的全部行为，为了配合公安机关的侦办，同时，王某某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后悔，并写有《认罪保证书》，保证不再犯罪，也多次向公安机关、公诉机关表示不再做违法违纪的事了。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五、被告人王某某积极赔偿受害人并取得受害人的谅解;2010年8月9日，王某某委托公安机关向受害人钟某支付了83666元，在对比自己所获得的款项上充分超额对受害人进行了赔偿。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2010年8月30日，受害人钟某出具谅解书，并“希望能对三人从轻处理，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六、建议对被告人王某某适用缓刑。
最高法院1996年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刑法第72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王某某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定不致再危害社会。因此建议对其适用缓刑。
最后，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某某一时糊涂触犯刑法，犯罪情节较轻，且在共同犯罪中起较小作用，是初犯，偶犯，具有立功情节，认罪态度好，真诚悔罪的酌定从轻情节，全部退赔受害人诈骗金额并积极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并考虑其具有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认罪态度好，真诚悔罪的酌定从轻情节，应当对其从轻、减轻处罚。同时被告人王某某符合适用缓刑的法律规定，建议合议庭对其适用缓刑，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律师回复] 诈骗罪的无罪辩护词以下两种：
一是出现程序问题。比如有刑讯逼供，诱供的情况，或者没有执行回避制度，又或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进一步侦查
第二种情况，实施犯罪的嫌疑人属于精神病或者某些不能自控的情况，在法律上可以认为无罪，但是要关精神病院。

[律师回复] 区人民检察院：
犯罪嫌疑人陈某芝因涉嫌信用卡诈骗罪一案，于2014年3月7日被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经贵院批准，于2014年4月11日被执行逮捕，现该案已移送贵院审查起诉。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彭接受陈某芝之兄陈委托，担任陈某芝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由于时间仓促，正在等待贵院安排阅卷。本律师根据有关法律，依法会见了陈某芝，并向其家属了解了相关情况，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之规定，初步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贵院参考并希采纳。
辩护人总的辩护意见是：陈某芝所涉案的四笔信用卡其透支真实金额远远小于侦查中所认定金额，且透支款息现已清偿，其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以免除处罚，请求贵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其具体理由如下：
一、陈某芝持有的建设银行信用卡透支款息未及时归还事出有因，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且现已全部清偿。
据陈某芝向本律师陈述，陈某芝因建设银行一张本金为18059元的信用卡透支超期未归还，因而被立案侦查。事实是，陈某芝虽未按期归还，但事出有因，并非“恶意透支”。其
一，此卡陈某芝使用多年，且由普通卡升级成金卡，一直信誉良好其
二，在2013年4月银行催收时陈某芝因对建行所收的利息和滞纳金有异议，与建行工作人员交涉中产生矛盾，但并没有逃匿、改变联系方式等逃避银行催收的行为其
三，陈某芝在2013年2月与他人发生纠纷，被打成轻伤住院治疗，同时因受伤住院公司运转不灵，资金出现困难，因而耽误了还款，属于因客观原因没有及时归还。总的来说，陈某芝并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故意，认定其是“恶意透支”于法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6条的相关规定，对“恶意透支”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明确的解释)。同时，在案发以后，其家属也积极帮助其清偿了该建行信用卡的全部本金和利息。
二、陈某芝持有的两张中国银行信用卡是否构成“恶意透支”存疑，且现已全部清偿。
据陈某芝陈述，陈某芝另有两张中国银行信用卡，一张透支本金48409元，另一张透支本金1477元，也被纳入犯罪金额。辩护人认为：该两张中国银行卡是否符合《解释》第6条“恶意透支”认定的条件，是否作犯罪化处理，需要有一定的证据支持。由于辩护人尚未阅卷，故只能存疑。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该两笔中行信用卡透支款息在案发以后，其家属也代陈某芝全部清偿。
三、陈某芝持有的招商银行信用卡透支款息业经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进入执行程序，该笔透支款息不应计入本案涉案金额。
据陈某芝陈述，陈某芝另于2005年7月在招商银行办理一张信用卡，透支本金为159397元，该欠款已经法院作出生效民事判决，并进入执行程序。根据《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2条之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民事案件，如果属同一法律事实，在法院未撤销该判决或检察院未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之前，公安机关不应当直接立案侦查。据此，侦查机关将陈某芝在招行信用卡透支的本金159397元作为涉案金额，进行立案侦查，于法不当，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陈某芝所涉案的四笔信用卡其透支真实金额远远小于侦查中所认定金额，且透支款息现已清偿，其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以免除处罚。请求贵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和《解释》第6条之规定，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以上初步辩护意见，供贵院参考，并希采纳。

[律师回复]
一、诈骗罪投案自首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员：
　　我叫ｘｘｘ，是本案被告人ｘｘｘ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依法多次会见了被告人ｘｘｘ，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对案情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辩护人结合今天的庭审情况，根据质证证据证明的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审理时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事实，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被告人ｘｘｘ已经涉嫌构成盗窃犯罪。同时，鉴于被告人已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因此，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ｘｘｘ犯盗窃罪无异议。
　　
二、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ｘｘｘ具有如下法定和酌定的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首先，被告人具有法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应减轻处罚。
　　在本案中，被告人ｘｘ具有自首情节，且已被公诉机关确认。按照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辩护人认为：对本案被告人应减轻处罚。
　　
其次，被告人具有酌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主要有如下：
　　
1、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从被告人的供述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严重性，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真实愿望。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告人服从管理，能积极协助管理人员开展工作。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的诚恳交代、认罪伏法的态度也是有目共睹的。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和司法部颁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之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2、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大，且有客观原因尤其赃物直接使用于工作的特性，量刑时应与一般盗窃案有所从轻处罚的区别。
　　
3、本案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构成犯罪，但其主观恶性不大，具有自首情节，确有悔改行为，具备刑法关于缓刑的条件。因此，对被告人应减轻处罚，并建议宣告缓刑，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此致
　　ｘｘｘ人民法院
　　辩护人：ｘｘｘ
　　ｘｘｘｘ年ｘｘ月ｘｘ日
诈骗罪投案自首辩护词
　　
二、诈骗罪认定
　　
1、与借贷行为的界限
　　借款人由于某种原因，长期拖欠不还的，或者编造谎言或隐瞒真相而骗取款物，到期不能偿还的，只要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没有挥霍一空，不赖账，不再弄虚作假骗人，确实打算偿还的；还有些打借条之后伪造还款收条的，诈称已经还款的，仍属借贷纠纷，不构成诈骗。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王某某近亲属委托并经王某某本人的同意，山东某某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依法会见了被告人，详细了阅读了本案相关案卷材料，并且通过庭审，使我对本案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现依据相关案件事实及证据，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为被告人王某某作罪轻并应减轻的辩护;被告人王某某有以下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应当减轻处罚。
一、被告人王某某具有立功表现。事实依据：被告人王某某于2010年6月28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如实全部供述自己与其他同案犯的犯罪经过，并提供另外两被告人岑某某、黄某某的照片、真实姓名、手机号、住址及其他一切所知悉的信息资料，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将其他两名被告人岑某某、黄某某抓获，使案件及时得到侦破，使受害人钟某的经济损失得以及时挽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五条之规定，被告人应该认定被告人王某某具有立功表现。
二、被告人王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作用较小，其行为不能单独、直接地引起犯罪结果，是次要的辅助的实行行为，情节不严重。其次要作用的事实理由为：
1、犯罪介入上的次要作用。根据受害人钟某的《询问笔录》及被告人王某某、黄某某、岑某某《讯问笔录》：被告人岑某某与受害人钟某于某某年某某月至某某月份一直联系，并取得受害人钟某的信任，被告人王某某与受害人钟某之前并不认识，由于后来王某某与岑某某、黄某某认识后，在某某年某某月份，岑某某告诉王某某、黄某某认识某某市某某区一个叫钟某的女的，并说能骗到钱，让王某某和黄某某配合进行诈骗。王某某是与岑某某、黄某某认识后才偶然卷入这次犯罪的，属于是偶然犯，在介入上起次要作用。
2、犯罪行为上的辅助作用。犯罪行为上，根据受害人钟某的《询问笔录》被告人王某某仅仅是打过两次电话，并没有一直与受害人联系，而是由被告人岑某某一直与受害人联系，并办理的两个银行账户，通过短息及电话方式告知受害人先后四次汇款，受害人汇款后，该款项一直由岑某某和黄某某控制着，被告人王某某并无权掌握上述资金，因此在行为上起次要作用的。
3、分配赃款金额上的次要作用。
（1）分配办法上的协商上看的次要性。从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中来看，三个人皆分得相同的6万余元，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王某某并未分得6万元，因为取款的卡一直均在岑某某与黄某某手中，被告人王某某与其他两被告人也不住在一起;也没有与其他人在利益上进行过任何协商交流;
（2）分配办法话语权上看的次要性。每次分钱都是岑某某或者黄某某提出来，在分配办法上，被告人王某某显然没有话语权;另外从其所获得的款项数额也可证明其作用辅助性。
依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31条规定、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有多名主犯的，应在主犯中进一步区分出罪行最为严重者。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进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以做到区别对待。
（2）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三条第10款.共同犯罪中有两名以上主犯或者不宜区分主、从犯的，对于其中作用相对较小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三、被告人王某某是初犯、偶犯;事实依据：王某某是第一次犯罪，未受过刑事处罚，应当认定为初犯。同时是受岑某某的影响而介入该案实施犯罪的，因而是偶犯。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9条、对于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和犯罪时的主观状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
四、被告人王某某当庭认罪并且认罪态度好;王某某积极主动交待了自己参与的全部行为，为了配合公安机关的侦办，同时，王某某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后悔，并写有《认罪保证书》，保证不再犯罪，也多次向公安机关、公诉机关表示不再做违法违纪的事了。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五、被告人王某某积极赔偿受害人并取得受害人的谅解;2010年8月9日，王某某委托公安机关向受害人钟某支付了83666元，在对比自己所获得的款项上充分超额对受害人进行了赔偿。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2010年8月30日，受害人钟某出具谅解书，并“希望能对三人从轻处理，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六、建议对被告人王某某适用缓刑。
最高法院1996年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刑法第72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王某某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定不致再危害社会。因此建议对其适用缓刑。
最后，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某某一时糊涂触犯刑法，犯罪情节较轻，且在共同犯罪中起较小作用，是初犯，偶犯，具有立功情节，认罪态度好，真诚悔罪的酌定从轻情节，全部退赔受害人诈骗金额并积极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并考虑其具有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认罪态度好，真诚悔罪的酌定从轻情节，应当对其从轻、减轻处罚。同时被告人王某某符合适用缓刑的法律规定，建议合议庭对其适用缓刑，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谢谢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回复]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刘某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辩护人，现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刘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属于民间借贷。
首先，我们先分析一下诈骗与民间借贷的区别。
民事借贷是指因借款人与贷款人达成借贷协议，由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而产生的纠纷。属于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应受民事法律调整，不产生刑事责任。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犯罪对象是各种类型的公私财物。诈骗罪的行为主体通过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种方法，使被害人产生错觉而“自愿”交出财物。
区别民事借贷纠纷和诈骗犯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行为获取的款项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行为人意图使用非法手段对他人所有的财物行使事实上的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权，从而侵犯他人对某一特定财物的所有权的正常行使。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定：
一是看借款人与贷借人在借贷时的相互关系。一般民间借贷关系多发生在相互了解、相互往来的亲友之间，借贷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而诈骗则往往发生在双方当事人相识不久，采取欺骗的手段骗取对方的信任。
二是看发生借贷关系的原因。 正常的借贷关系中，借款人确实遇到了困难，一时无力解决，才向他人借贷。而以借贷为名实行诈骗的，则往往是编造虚假的困难事实，或以高利息等利益为诱惑，骗取他人同情或信任。
三是看借款人是否愿意归还及不能按期归还的原因。正当的借贷关系，借用人并不否认借贷关系，并表示设法归还。即使不能按期归还，往往是因为遇到了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困难 。因此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属于以借款为名行诈骗之实。
其次、被告人刘某借款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1、被告人刘某行为表明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
非法占有通俗讲就是“借”款时就没打算还款。人的主观思想通过客观行为表现出来。
从被告人借取的绝大部分款未用于生产经营，而是用于支付前期借款的本金和高额利息事实，公诉机关得出的是被告人刘某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辩护人据此事实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被告人刘某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上述事实可以概括为“借后债还前债”(通俗讲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被告人刘某的客观表现显然不是不还，而是借钱也要还债，这一行为本身就说明被告人刘某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其
一，“还前债”说明被告人刘某对前面的借款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否则还要举债还债吗?其
二，所借“后债”用于还前面的借款，这说明“借后债”的用途是还债，而不是非法占有“后债”。
而注册公司、投资开发东门 地块都跟经营有关，何谈非法占有之目?
被告人刘某所借款项除了用于生产经营就是用于偿还借款本息，部分借款尚未返还，是由于种种原因客观上无力返还，而不是有能力返还主观上故意霸占不予返还，即属于“心有余而力不足”，并非赖帐不还。
2、被告人刘某客观上没有实施“隐瞒事实、虚构事实”的行为。
起诉书认为：“被告人明知没有偿还能力，仍隐瞒企业亏损、负债累累的真相，虚构企业需要资金周转的事实”。
从被告人的供述可知:被告人向他人借款都会说明是资金周转困难，从没有虚构自己的公司如何的赚钱。公司也确实在扩大经营，需要资金。借款人也从没有问被告人的公司经营情况。
二、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至案发，被告人采取以借为名、骗取他人担保等形式，骗取被害人朱某等人共计人民币148347679.5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被告人刘某被指控的部分行为应为公司行为
被告人刘某原是某公司的总经理，有的借款款是以某公司名义进行的(如2010年5月21日，向天兴信用投资担保公司借款150万元;2010年9月30日向农业发展银行贷款260元;2009年12月15日、2010年9月1日农业银行某县支行贷款350元、150元)，有的虽然以个人名义借入，但购买的财产包括厂房、设备、汽车等也确实用于公司，所以应当认定为公司行为，起诉书将所有行为都归到吴英个人名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2、不少借款的借款时间是发生在2007年之前。如2001年陈某5.5万元; 2002年，钟某2万元;2003年，始通村钟利达村民小组10万元;2003年3月，钟某1.5万元;2004年杨某8万元;2006年王某3，2万元;2003年林某2万元;2003年李某8万元;2004年，廖某3万元;2004年，刘某4万元。2004年杨某8万元;2006年王某3，2万元;
3、根据lt;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指控他人的基本要素要有具体的受害人和借款时间及具体的借款金额。但起诉书只是罗列了几个人的名字及总数额，没有具体的受害人和借款时间。按照《刑法》第141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只有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才应当提起公诉，可事实上，本案事实并未查清，证据并不确实充分，如借款的时间、数额、还款数额等都没有客观准确、令人信服的数字。
显然，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规定，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张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辩护人参与今天的庭审。庭审前，我详细的研究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并会见了被告人张，又经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充分了解了本案的案情。本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指控被告人张犯诈骗罪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并不充分，张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法庭应依法认定张无罪。具体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请法庭参考采纳。根据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从犯罪构成上讲：主观上是直接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并且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客体上侵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公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并不能证明，张实施了诈骗行为，受害人遭受的损失与张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首先，根据张的供述，（从主观方面）并不违反国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完全系合法行为。
其次，（主体方面）
第三，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看
第四，（客体方面）综上所述，被告人张没有实施诈骗行为，被害人杜所谓的损失与张也没有因果关系，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应依法应作出该案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判决张无罪。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慎重考虑。谢谢！辩护人：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诈骗无罪辩护词无罪辩护词怎么写才有效果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结合案情，按照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辩护。　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有些犯罪活动，虽然也使用某些欺骗手段，甚至也追求某些非法经济利益，但因其侵犯的客体不是或者不限于公私财产所有权。　　诈骗罪侵犯的对象，仅限于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物，而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　　
2、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首先，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二者从实质上说都是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欺诈行为的内容是，在具体状况下，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　　
其次，欺诈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对方产生错误认识是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所致，即使对方在判断上有一定的错误，也不妨碍欺诈行为的成立。在欺诈行为与对方处分财产之间，必须介入对方的错误认识。如果对方不是因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就不成立诈骗罪。　　再次，成立诈骗罪要求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之后作出财产处分。　　
最后，欺诈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后，行为人便获得财产，从而使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害。　　
3、主体要件：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4、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律师回复]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胡某亲属委托，并征得胡某同意，指派窦荣刚、杨卫华律师担任胡某涉嫌合同诈骗罪重审的辩护人，依法出席法庭，履行辩护职责。通过庭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及参加今天的法庭调查，辩护人认为，无论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胡某犯合同诈骗罪的相关理由，还是原审一审判决认定胡某犯合同诈骗罪的相关理由，均不能成立。本辩护意见定性辩护部分，将重点反驳上述定罪理由；量刑辩护部分，将重点论述在可以定罪的前提条件下有关刑罚裁量的犯罪主体、定案金额和量刑情节问题：
【定性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起诉书和原审一审判决所持的指控和认定胡某犯合同诈骗罪的以下三点理由均明显与事实不符、与逻辑不合，不能成立：
一、 起诉书和一审判决所持胡某“背负巨额债务，没有合同履行能力”或“没有实际履行与某凯公司的合同的能力”，纯属主
观臆断，既不符合当事人之间以购销合同确立的法律事实，也违背认定事实的逻辑常识，完全不能成立：
具体表现在：
（一）该理由不合逻辑，违背常识：
从逻辑和常识上看，企业有负债，以及负债的多少，与单独一
笔合同交易的履行能力并不存在直接关系。就好比说你贷款30万元购买住房，负债30万元，不能因此就断定你后来购买5万元的家具就一定没有钱支付，就一定是诈骗，是同一个道理。依此逻辑，一切有负债的个人都不该继续生存，一切有负债的企业都不能继续运营。很显然，这种说法缺乏逻辑，违背常识，不能成立。
（二）该理由无视案件双方当事人通过购销合同确立的胡某的CY公司履行与某凯公司的购油合同的资金直接来源于HR公司，因此CY公司是否具备履行与某凯公司的购油合同主要取决于HR公司是否能依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期限及时向CY公司支付货款的法律事实：
本案涉及的合同是四家公司之间的燃料油连环购销合同。从购销合同上下游四家公司之间签订的三份燃料油购销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付款方式和期限条款所体现的事实看，胡某的CY公司向上家履行付款合同的资金来源于合同下家昌乐HR公司，而昌乐HR公司的资金则来源于他的合同下家中油海升大连公司，无论是CY公
司，还是昌乐HR公司，本身都没有钱，他们都只能等待燃料油的最终买家中油海升大连公司付款才能把货款再付给自己的上家，所以本案当中，所有的燃料油购销合同，无论是某凯与CY之间，还是CY与HR之间，还是HR与中油之间的合同，都是明确约定先付
1所以，这一串连环购销合同能否得全款再发货，全都是一样的。○到履行，直接取决于这批燃料油的最终买方中油海升公司能否在装船之前依照合同向昌乐HR公司预付全款。但从本案证据显示的事实来看，在装船开始后，中油海升公司只向昌乐HR公司打了650万元款就不再打款，从而导致昌乐HR公司没有钱继续向CY公司付全款；CY公司也因不能在装船前收到合同全款不能向某凯公司支付全款，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所以从事实来看，这笔连环购销合同的最终资金提供方中油海升大连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在装船开始后只支付部分货款拒绝继续支付剩余货款的违约行为是导致HR公司和CY公司、某凯公司之间连环购销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根本原
2其实只要昌乐HR公司能够依照合同约定在开始供油前付清因。○全部货款，CY公司就有资金向某凯公司付款，尽管存在300万元的资金差额，但按照某凯公司有关人员“给多少钱就发多少货”的证言，即便CY公司未能及时筹集到300万元的差额资金最多不过临时少向昌乐HR公司发购进价300万元数量的燃料油而已，其余1300多万元的货款是可以确保向某凯公司支付的，相应数量的燃料油也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接受杨某某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一审辩护人参加诉讼，辩护人现就本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某涉嫌诈骗罪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从犯罪主观意识上分析，本案证据并不能达到认定被告人杨某某具备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所必备的“事前通谋”或“主观明知”的犯罪故意。
1、《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2016年12月19日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第三要点第（五）项指出，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转账、套现、取现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实施上述行为，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同时，第四要点第（三）项指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共同犯罪论……8.帮助转移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套现、取现的。上述规定的“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处罚，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定。
2、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的，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以各犯罪嫌疑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为前提，或者“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予以帮助。
3、具体到本案：?卷二第31页，2017年4月28日讯问骆某某笔录中记录：“问：那你老婆杨某某、叔骆大某、杨某是否知道你开的公司其实是诈骗的？答：这个不知道的。问：那你公司的经营是否知道的？答：他们就知道公司是卖POS机的，怎么样卖不知道的。”?卷二第83页，2017年4月9日讯问杨某某笔录中记录：“问：那你老公骆某某的这个公司具体是做什么的？答：我只知道他的公司是在卖POS机的，但具体他们是怎么在卖的我也不清楚。”卷二第87页，2017年4月20日讯问杨某某笔录中记录：“问：你有无问过骆某某这个公司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答：我问过骆某某，骆某某跟我说我们是正常卖POS机的，不是违法犯罪的。”?卷二第118页，2017年4月20日讯问程某某笔录中记录：“问：杨某某是否知道公司的卖POS机其实是用诈骗的手段在卖的？答：这个我不清楚。她没有跟我们谈起过这个事情。”那么结合庭审，可以进一步明确的是，骆某某并未如实告诉被告人杨某某推销POS机的具体细节，而与被告人杨某某进行对账接触的程某某、汪某也未将其自身猜测的信息告知杨某某，因此自然截断了杨某某了解案件细节的全部途径。各被告人的当庭陈述与供述笔录保持一致、前后印证。
4、根据上述一系列能够相互印证的各嫌疑人的笔录供述与当庭陈述，足以认定被告人杨某某并不具备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所必备的“事前通谋”或“主观明知”的犯罪故意。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8期公布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例中，形成的“基于错误认识帮助他人实施犯罪不构成共同犯罪”的论述成熟且精炼：根据刑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各共同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所谓共同犯罪的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知道自己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认识到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以及该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并不了解他人真正的犯罪意图，不清楚他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而是被他人蒙骗或者出于自己的错误认识，在错误理解犯罪性质的情况下参与他人实施的犯罪，则不能认定该行为人与他人实施了共同犯罪，而应当依据该行为人的犯罪实际情况，按照主客观一致的原则正确定罪处罚。
5、进一步说，庭审中，杨某某已经陈述清楚，其主动管理骆某某公司的根本原因系夫妻关系中对骆某某个人的监管，而不是对公司运作及经营的帮助。且骆某某确实没有向杨某某告知销售POS机的具体营销细节，该节事实能够从相关被告人的供述笔录及当庭陈述相互印证中予以体现。那么也就是说，骆某某本意无论是刻意蒙骗杨某某，还是刻意保护杨某某，这一点绝不是侦查人员曾经于提审中向杨某某预判的“因为你是骆某某老婆，又管理了公司财务，那么你理所当然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这种武断结论。辩护人无意评论作为国家机器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认识，但作为参与庭审的法律人，必然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基本理念，因此，在本案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及“排除合理怀疑”前提下，以“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适用于被告人杨某某符合法律规定，也必将得出客观的、正确的法律结论。
6、退一步分析，即使公诉卷宗中存在被告人杨某某明知骆某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数据、要求程某某删除账目以及微信中向骆小某解释公司不合法等等行为，但就该行为的终极原因公诉卷已经给出答案。卷二第86页，2017年4月20日讯问杨某某笔录中记录：“问：你为什么会认为骆某某的公司是不正当的公司？答：
首先是骆某某经常要在网上购买数据……
其次公司创办了好几个月了，从来就不需要交税……”也就是说，从被告人杨某某的主观认识来说，其主观猜测违法也仅限于对购买数据包是否违法、公司没有正式税收是否违法二方面的考虑。进一步说，即便被告人杨某某主观上对公司违法存在矇眬认识，但对此并不能当然推定其对本案是否构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观明知。反之，此一节仅仅只能证明其对于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及规避税收存在敬畏心理。
（二）从客观行为上分析，被告人杨某某并未实施诈骗罪构成所必须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相应行为。
1、卷二第108页，2017年4月5日讯问程某某，其于笔录中陈述：“杨某某，她是骆某某的老婆，她在公司里面没有具体的工作。” 再结合庭审中骆某某、汪某的陈述，并印证公司员工工资发放等客观证据，可以明确的是，被告人杨某某并没有因参与公司的财务管理行为而存在任何非法利益。
2、骆某某成立公司前后，有关公司的经营项目的确定、营销模式及方法的采用、员工的录用、营销对象的确定等等均与被告人杨某某没有直接关联，且本案指控证据均不能达到确定被告人杨某某“主观明知”的证明目的。
3、起诉书除了对被告人杨某某“事先预谋”的不实指控外，进一步指控称“被告人杨某某负责上述所有场所的财务账目监督和赃款回笼、保管等”。结合被告人的实际行为，该指控明显进行了“共同犯罪”的前提预设，并进一步夸大了被告人杨某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该表述最大的缺陷在于忽略了电信网络诈骗司法解释所强调的“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前提。本案如果仅仅依靠推测来确定被告人杨某某“主观明知”，那么该“主观臆测”形成的结论必将与刑事证据所要求的“确实、充分”及“排除合理怀疑”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围绕被告人杨某某的罪与非罪问题，本案证据应当达到被告人杨某某“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证明目的，而非依靠“主观臆断”与“推测”。
4、刑事诉讼中对证据审查判断的目的，不在于对客观犯罪事实的复原或再现，而在于根据已有证据及其规则，对法律事实的推断和认定。这种推断和认定只能无限地接近客观事实而不等于事实本身，两者之间的差异则是法律允许依据证据规则认定案件事实的余地和空间。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要求达到“确实、充分”及“排除合理怀疑。”即是对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合理运用，也是在惩罚犯罪和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并重的司法理念支配下，法律所应当作出的正确选择。具体到本案，能够运用证据判断规则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明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刑法规定的诈骗罪成立的主观构成要件，只要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实被告人杨某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不能穷尽一切合理怀疑，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杨某某有罪。
5、从另一角度说，分析被告人杨某某的行为与被害人的受害结果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即共同犯罪行为与共同犯罪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本案确定被告人杨某某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的又一标准。进一步说，在被告人杨某某与骆某某缺乏事前共谋的情况下，当被害人的损失已成事实之后，其客观上帮助管理账目行为，从时间的先后顺序而言，并不能确定二者的因果关系，或者说，并不存在先果后因的倒置关系，如此浅显的逻辑并不难于理解。
二、综合全案，起诉书指控的“造成全国范围内共计9000余名被害人实际损失1500余万元”同样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以侦查机关出具的《起诉意见书》为依据进行核算，各业务员的业绩已经精确到具体金额，而对全案业务人员的业绩汇总核算，该金额与起诉书指控存在巨大差异是不争的事实。
2、侦查卷宗第1卷第7
9、80页中，公安机关曾就涉案POS机委托价格鉴定，虽然鉴定机构最终未予受理，但不可否认的是涉案POS机毕竟属于有价财物，侦查机关委托鉴定的目的也恰好能够与之印证，因此说，即使被害人造成财物损失，也应当有价POS机的价格进行扣减。
3、针对被害人人数的统计辩护人认为同样有失公允。结合涉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及被害人陈述，不能排除应被害人的要求而给予退款的被害人的客观存在；另外，作为非流通商品的POS机，同样存在单纯的需求者，其购买意愿无关乎贷款的宣传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客观进行过，其购买意愿是单纯的，而作为非商品的POS机的价格因为需要结合后期服务费用的高低进行比较，因此本案POS机与同类产品并不具有直观的可比性，因此该批购买人员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被害人，理应予以排除。
三、就量刑而言，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某某对其自身行为性质的理解属于其主观认识，并未影响其对客观事实的陈述，故而杨某某依然具备相应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被告人杨某某并没有因参与公司的财务管理行为而存在任何非法获益，上述事实能够印证被告人杨某某的主观恶性不强。

2、被告人杨某某归案后能够如实交待所知悉的涉案全部事实，且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今天的法庭调查中均供述稳定一致。
3、被告人杨某某在涉嫌本案犯罪前表现良好，没有违法犯罪前科，系初犯、偶犯。
4、通过今天庭审不难看出，被告人杨某某能够深刻认识、反省自己的错误，在庭审中也积极配合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具有悔罪表现。
综上所述，请求合议庭考虑到被告人杨某某主观恶性不强、在本案发生过程中只起辅助作用，到案后能够深刻接受本案教训，且希望能够早日回归社会，因此，恳请法院在刑罚适用上能够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及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被告人杨某某从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