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解除合同怎么赔偿

最新修订 | 2024-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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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导读 1、如果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2、如果单位没有正当合法理由单方辞退，需要按上面标准支付双倍的赔偿金。

一、公司解除合同怎么赔偿呢?

关于解除合同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经济补偿，《劳动合同法》是这样规定的：

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1、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2、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满六个月不满一年的，按照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按照半个月工资的标准支付。

所以，用人单位有义务想你支付经济补偿，如果没有对你补偿，你可以依照上述标准向用人单位主张;如果用人单位拒绝补偿，你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其支付经济补偿，仲裁费为10元。

二、解除合同需要具备的条件

合同的法定解除

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合同失去意义，应归于消灭。在此情况下，我国合同法允许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的方式消灭合同关系。

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此即债务人拒绝履行，也称毁约，包括明示毁约和默示毁约。作为合同解除条件，它一是要求债务人有过错，二是拒绝行为违法(无合法理由)，三是有履行能力。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此即债务人迟延履行。根据合同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履行期限在合同的内容中非属特别重要时，即使债务人在履行期届满后履行，也不致使合同目的落空。在此情况下，原则上不允许当事人立即解除合同，而应由债权人向债务人发出履行催告，给予一定的履行宽限期。债务人在该履行宽限期届满时仍未履行的，债权人有权解除合同。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某些合同而言，履行期限至为重要，如债务人不按期履行，合同目的即不能实现，于此情形，债权人有权解除合同。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也应如此。

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法律针对某些具体合同规定了特别法定解除条件的，从其规定。

合同协议解除

合同协议解除的条件，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原合同关系。其实质是在原合同当事人之间重新成立了一个合同，其主要内容为废弃双方原合同关系，使双方基于原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

协议解除采取合同(即解除协议)方式，因此应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即:当事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强行法规范和社会公共利益;采取适当的形式。

三、解除合同的程序

（一）单方解除

单方解除，即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而解除合同。解除权属形成权，不需对方当事人同意.只需解除权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但解除权的行使并非毫无限制，合同法对其行使期限和行使方式均有明确规定。

关于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合同法》第95条规定:

(1)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该权利消灭;

(2)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未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关于解除权的行使，《合同法》第96条规定:

(1)一方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应遵循其规定。

（二）协议解除

协议解除的程序，是指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同意，将合同解除的程序。其特点是:合同的解除取决于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不是基于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也不需要有解除权，完全是以一个新的合同解除原合同。它适用于协议解除类型，并且在单方解除中，只要解除权人愿意采取这种程序，法律也应允许并加以提倡。

由于协议解除程序是采取合同的方式，所以要使合同解除有效成立，也必须有要约和承诺。这里的要约，是解除合同的要约，其内容是要消灭既存的合同关系，甚至包括已经履行的部分是否返还，责任如何分担等问题。它必须是向既存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发出，并且要在既存合同消灭之前提出。这里的承诺，是解除合同的承诺，是完全同意上述要约的意思的表示。协议解除是否必须经过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判?我国法律未作这样的要求，允许当事人选择:或者经过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判，或者直接由双方当事人达成解除原合同的协议。

采取协议解除程序，何时发生解除的效力?在合同解除需经有关部门批准时，有关部门批准解除的日期即为合同解除的日期。在合同解除不需有关部门批准时，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之时就是合同解除生效之时，或者由双方当事人商定解除生效的日期。

（三）行使解除权

行使解除权的程序必须以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为前提。所谓解除权，是指合同当事人可以将合同解除的权利。它的行使，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因而它是一种形成权。解除权按其性质来讲，不需要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只需解除权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把合同解除。解除权人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合同法》第96条第2款)。

行使解除权的程序适用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当事人一方违约和约定解除等场合。在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场合，解除权由双方当事人享有，任何一方都可行使。在当事人一方违约的情况下，解除权归守约方享有，不然会被违约方利用解除制度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在约定解除的情况下，解除权归合同指定的当事人享有，既可以是一方当事人享有，也可以是双方当事人享有。

解除权对权利人而言是一种利益，这种利益是否被解除权人舍弃或推迟取得，只要无损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无损于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应允许。所以，行使解除权具有自主性，主要表现为解除权人可以在合同解除与请求继续履行之间选择，解除权可以在特定期间的任何时刻行使，可以采取和对方当事人协商的方式等。

解除权的行使也有限制。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合同法》第95条)。

双方协商的方式并不是解除权的丧失，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解除权的存在并发挥作用，才使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无解除权的当事人之所以同意解除权人的意见，是因为即使不同意，解除权人也会依自己的意思表示将合同解除，并按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

（四）法院裁决

这里所说的法院裁决的程序，不是指在协议解除的程序和行使解除权的程序中当事人诉请法院来解除合同，而是指在适用情事变更原则解除合同时，由法院裁决合同解除的程序。由于适用情事变更原则解除合同，当事人无解除行为，只是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律要件加以裁决。因此，对这种类型的合同解除只能适用法院裁决的程序。

从以上的解答我们可以看到，公司想要解除合同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解除合同还需要走一定的程序，还有就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公司解除合同怎么赔偿呢?以上解答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公司解除合同后会给予员工一定的赔偿。以上是我们的解答，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以后在生活中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不妨来我们律图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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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有什么规定问题解答如下, 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有什么规定
一、解除权产生之日的认定标准权利的行使不能毫无限制，是民法上的一个基本认识。
权利行使应当有一定期限的限制，是这一认识的体现之一。由于合同解除权的性质属于形成权，而请求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属于请求权，二者在性质上不同，因此，在权利行使的期限规定上也应有所不同。一般认为，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形成权则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民法通则及其他法律对请求权时效的规定相对较多，而对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则没有规定。合同法对于解除权的行使期间同样也没有强制规定，而是委之于当事人自己的约定，或者由当事人经过催告来确定(合同法
第九
十
一、第九十四条)。这种规定虽然充分顾及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对于催告后解除权的除斥期间，以及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时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应当如何确定，还是没有规定。这些立法上存在的不圆满之处，显然构成法律漏洞，应进行必要的漏洞补充，以保证法律体系的圆满性。
那么，这些法律漏洞应当如何补充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五条的规定，实际上部分弥补了这一立法漏洞。该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1款)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第2款)
实践中，对于解释第十五条第2款后半段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其起算点解除权发生之日应如何确定有不同理解。之所以会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合同无论是约定解除还是法定解除，只要不是约定或者法定的情况一经发生，合同就当然立即解除(如协议解除)，就会存在合同解除原因产生和解除行为生效之间的时间差。比如，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合同的主要债务，对方就可以催告其履行，并在催告期过后相对方仍未履行时解除合同。那么，这里的解除权发生之日是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之时，还是催告履行期过后呢?这是两种观点。如果是以相对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时为准，则此时因解除权人尚未履行法定的催告义务，解除权的行使是否会因条件还没有具备，而被认为是尚未发生呢?如果是以催告期过后为准，解除权要产生，就必须先经过催告程序，否则，就不能说解除权已经产生。则假设解除权人自相对方迟延履行2年以后，合同履行请求权已经因超过诉讼时效而失去强制力时，才催告相对方继续履行，并待催告履行期过后对方仍未履行时要求解除合同的，是否还可以呢?
应以合同解除事由发生之日作为解除权产生之日，即
第一种观点更为正确。主要理由在于：
第
一，合同解除权的产生并不一定就等于解除权生效。合同解除权的产生可以基于当事人的约定，也可以基于合同法的规定，如一方当事人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等。但此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还不能当然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而是还要经过通知对方等程序，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而通知以及催告违约方继续履行等，实际上可以说是解除权发生效力的条件，也可以说是解除权产生与解除权生效之间的桥梁。因此，
第二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将二者混为一谈了。如果按照第二种观点，合同解除权只有在发生效力以后才产生，而解除权生效的直接后果就是合同关系消灭，一旦合同消灭，就是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等涉及到请求权的问题，而请求权是不适用考虑除斥期间的。
第
二，为合同解除权设定除斥期间的立法本意，就是为了督促解除权人及时表明是否行使解除权的态度，从而使合同双方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关系确定下来，即要么解除合同，要么使合同继续有效。如果以第二种观点的看法为准，则解除权人在明知存在解除事由后，只要不通知对方解除合同或者催告对方赶快履行，就可以使自己的权利永远不会消灭，而将对方始终置于不稳定状态之中，也使除斥期间的设置丧失其意义。
第
三，以第二种观点的看法为准，就会出现如前面所举的例子一样，违约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过2年的诉讼时效，已经可以不再承担违约责任或者履行合同义务，而守约方竟可以以解除合同的方式，要求其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以至于在实际上使诉讼时效制度也失去作用。反之，如果以出现产生解除权事由时作为解除权产生的起算点，则解除权的除斥期间为1年，而履行或者违约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是2年，除斥期间永远也不会超过诉讼时效，二者之间也不会产生矛盾。因此，即使退一步，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也应当以第一种观点为准，以避免法律体系内的冲突。
除这两种观点外，还有一种观点，即在债务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况下，解除权应当自解除权人履行催告义务之日才能起算，即解除权应当自催告时产生。对此，也不恰当。因为：
第
一，催告行为的行使在实际上会发生形成权一样的效力，催告人只要向相对方发出催告的意思表示，即当然发生催告的法律后果。因此，其行使应当有一定的权利基础，而不能凭空产生。当催告的后果是促使解除权发生效力的条件逐渐具备时，其合理的权利基础只能是解除权。也就是说，催告行为是依据已经产生的解除权而行使的，否则，这种要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催告行为就没有合法的基础。
第
二，如果从催告之日起计算一年的除斥期间，就会出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即解除权人给予对方的继续履行期限超过一年时，该继续履行期限是否还有效?如果有效，就意味着除斥期间的规定失效;如果无效，就意味着解除权人不能给迟延履行一方更长的继续履行期限。但这种强制性否定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做法又明显缺乏法理基础。因为当事人连自己的权利都可以自由放弃，为什么却不能允许对方再迟延一段时间履行债务呢?由于存在前面例举的这几点难以圆满解释的问题，所以，即使存在这种解释的可能性，也不如采纳以导致解除权发生的事由产生之日为解除权产生之日的观点更为恰当合理。
当然，如果仅仅是从导致解除权产生事由发生之日的事实，来确定解除权产生之日，也会存在不恰当之处。若解除权人确实不知道相对方存在违约事由等情况的，这样确定就不够公平。因此，解除权产生之日固然要以导致解除权产生的事由发生之日起算，但还应当是在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事由发生的前提之下起算。
二、一年除斥期间与相对方催告后三个月除斥期间的冲突与协调。
此外，还有人认为，这里所称的权利行使的除斥期间，是有条件的除斥期间，并不是解除权消灭的绝对期间。例如，相对方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1年内催告，如在第11个月催告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的，则解除权行使的期限向后再推3个月，成为14个月。这种有条件的除斥期间的看法值得商榷。实际上，一年的除斥期间不会也不应该因为三个月除斥期间的起算而有所改变，而是应该继续计算。
首先，除斥期间是不变期间，它的期限是不能变更的，即使存在不可抗力也同样如此，不存在既是除斥期间又允许延长的可能。
其次，这两种除斥期间在计算上各自，不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这两种除斥期间的限制，实际上是对解除权人的双重限制：一方面，他的解除权会因相对方催告后经三个月期间不行使而消灭;另一方面，即使没有相对方的催告，他的解除权也会因为一年除斥期间的经过而消灭。这两个限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作用，就足以使解除权人的解除权消灭。因此，对于前面的例子来说，即使开始起算三个月的除斥期间，则在一个月后，解除权也会因一年的除斥期间已经完成而消灭，从而没有继续计算下去的必要了。如果依照前述观点所称的那样，适用出于限制解除权人目的而作出的规定，相对方依据本规定催告解除权人及时行使权利的结果，竟是放宽了对解除权人行使权利的限制，岂不是违背了立法的本来目的吗?因此，这种显然违背立法本意的解释是不可取的。
三、其他情形类推适用本司法解释规定的解除权除斥期间的可能性。
对于形成权行使的除斥期间，法律一般不作统一的规定，而是针对各个形成权分别作出规定。例如，针对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被欺诈、胁迫方行使合同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就是半年。那么，对于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都没有明确的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是否可以类推适用本司法解释规定的三个月以及一年的除斥期间呢?笔者认为，除斥期间的规定虽然原则上说是应该由法律来直接规定的，不能随意扩大解释，但是，解除权作为形成权本身确实应该有一个明确的除斥期间规定;同时，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其他买卖合同也仅在标的物的形态上有所差别，在法律性质上并没有多少差别，类推适用应当也是可以的。而对于其他类型的合同来说，虽然在合同的权利义务上会与买卖合同有所不同，会使人产生是否能够类推适用上的顾虑，但实际上各国立法对于除斥期间的规定，多数是在总则部分出现的，而不是针对某类合同规定的，其目的就是要使这种规定能够得到一体适用。在我国实际上也应当是如此，即合同解除权除斥期间的规定，应当是对所有类型的合同都可以适用的。如果仅仅适用于买卖合同，而不能适用于租赁、借贷、承揽等合同，只会在不同合同类型之间造成歧视或者说差别待遇，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笔者认为，本司法解释确定的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规定，可以类推适用于所有合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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