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物权法司法解释一关联适用指引的规定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如何解释机动车引导报废制度问题解答如下, 除强制报废外，国家也实行机动车引导报废制度。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第七条规定，国家对达到一定行驶里程的机动车引导报废。对累计达到一定行驶里程的机动车，其所有人可以将机动车交售给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由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按规定进行登记、拆解、销毁等处理，并将报废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销。

[律师回复] 第四十六条费用承担(一)仲裁庭有权在仲裁裁决书中裁定当事人最终应向仲裁委员会支付的仲裁费和其他费用。【简释】仲裁庭有权裁定仲裁费和其他费用的数额及当事人之间的分担方式，这是彻底解决争议的要求，否则当事人之间会产生新的争议。国际各主要仲裁机构均对此进行了明确规定。例如，《仲裁协会国际仲裁规则》第三十一条规定：“仲裁庭应在其裁决中确定仲裁的费用。如果仲裁庭在考虑案件的情况后确定分派是合理的，则仲裁庭可以在各方当事人之间分派费用。费用可以包括：()仲裁员的费用和开支；(b)仲裁庭要求的协助(包括其专家)的费用；(c)仲裁管理人的费用及开支；(d)胜诉方的合理法律代理费用；(e)与根据本规则第二十一条申请临时或紧急救济有关而引起的任何费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三十一条规定：“1仲裁费包括仲裁院按照仲裁程序开始时适用的收费表确定的仲裁员报酬、仲裁员开支和国际商会管理费，也包括仲裁庭聘请专家的费用和开支，以及当事人为进行仲裁而发生的合理的法律费用和其他费用。2如果案件情况特别，在其认为必要时，仲裁院确定的仲裁员报酬数额可以高于或低于按照仲裁收费表计算出的数额。除由仲裁院确定的费用外，其他有关费用的其他事项可由仲裁庭在程序进行的任何阶段作出决定。3最终裁决中应确定仲裁费用并决定由何方当事人承担或分担的比例。”在CIETAC受理的案件中，有些当事人在其仲裁请求或仲裁反请求中没有要求仲裁庭裁定仲裁费及其他费用的分担方式，但是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裁决书应当写明仲裁费用的负担。CIETAC仲裁规则的本条规定，即明确了仲裁庭就仲裁费用及其他费用作出裁判的权力，即使当事人没有明确地提出请求，仲裁庭就此作出的裁判也是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的，而不属于超出当事人请求范围的裁决事项。(二)仲裁庭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裁决书中裁定败诉方应当补偿胜诉方因办理案件而支出的合理的费用。仲裁庭裁定败诉方补偿胜诉方因办理案件而支出的费用是否合理时，应具体考虑案件的裁决结果、复杂程度、胜诉方当事人及/或代理人的实际工作量以及案件的争议金额等因素。【简释】本条规定不仅授权仲裁庭裁定败诉方补偿胜诉方合理费用，而且明确了确定该费用的原则，即“费用跟随事项”原则(CostsFollowEvets)，该原则的核心是费用的“合理性”。CIETAC在此前的仲裁规则中曾对败诉方补偿胜诉方费用的比例进行了限制，例如CIETAC2000年仲裁规则第五十九条规定：“仲裁庭有权在裁决书中裁定败诉方应当补偿胜诉方因为办理案件所支出的部分合理的费用,但补偿金额最多不得超过胜诉方胜诉金额的10%。”之所以设定10%的限制，意在避免出现仲裁费用金额与补偿金额之间的失衡。但是在实践中，有时在计算胜诉方的胜诉金额时存在困难。例如，申请人的仲裁请求系确认之诉，没有明确的请求金额。因此，CIETAC在本次修订仲裁规则时，对10%的上限予以取消。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取消了上述“10%”的限制，但并不意味着仲裁庭确定该费用时无原则限制。仲裁庭在确定补偿费用的合理性时，应按照裁决胜负结果、当事人的仲裁请求得到仲裁庭支持的程度及比例、案件复杂程度、胜诉方当事人及/或代理人的实际工作量以及案件的争议金额等因素的顺序考虑。至于当事人与代理人之间的费用承诺以及实际支付的费用金额，虽也可以供仲裁庭参考，但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总的来说，补偿费用多少的判定实际上取决于仲裁庭依照本条所规定的公平合理原则作出的判断。除上述因素外，仲裁庭在确定仲裁费用的分担及补偿费用的金额时可以考虑其他如下因素：当事人是否故意拖延了程序；是否使得仲裁程序过于复杂化；取证方式是否经济简便；当事人是否破坏了正常程序，不遵守仲裁庭决定或者不按照规定期限提交文件而在开庭前突然提交答辩意见或证据材料以至于增加了不必要的开支；当事人是否有恶意安排以增加对方当事人费用负担的嫌疑等。实践中，如果申请方的主要仲裁请求得到支持，即为胜诉方，因仲裁而发生的费用至少可以获得50％的补偿，至于其余50％部分，应在扣除其未被支持的仲裁请求的比例后确定。对于依据当事人和解协议内容作出的和解裁决，如果当事人没有其他约定，则应各自承担50％仲裁费，并各自承担因仲裁而发生的费用；对于因当事人撤回申请而撤销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没有其他约定，则仲裁费由申请撤销案件的一方承担。

[律师回复]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创设了刑法禁止令制度，对判处管制和宣告缓刑的罪犯，同时可以禁止其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而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其假释条件和要求与宣告缓刑有类似之处，是否假释犯也存在刑法禁止令适用的可能性。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许多条文进行了修改、增加、删减，其中新增设的刑法禁止令制度，引起了许多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三十八条、第七十二条进行了修改，对于判处管制和宣告缓刑的罪犯，同时可以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与此同时，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将禁止令纳入《刑法》丰富了我国的刑法制度，是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体现，也是符合当前刑罚轻缓化的潮流趋势。但《刑法修正案（八）》对于刑法禁止令的适用现仅限于管制和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因此本文重点在于探讨假释犯对于刑法禁止令适用的可能性。　　在现代刑罚制度中，假释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其是当代刑罚宽缓化的体现，“假释是人犯自改过机关释放后而仍受当局约束的办法，他是被放回到社会去，但同时仍受严密监视，以便考察他是否可以住在自由社会里毋需监视。” 假释的目的在于使犯罪分子能够快速的回归社会、融入社会，不因监禁刑而与社会脱节。我国《刑罚修正案（八）》对假释的条件进行了相应修改，将刑法第八十一条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同时对假释犯进行社区矫正，但本文认为对假释犯仅靠社区矫正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必须辅以其他管束措施，那么刑法禁止令就成为一个不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