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民法基本原则在本继承案中的应用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我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继承法》第一章第七条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
（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
（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
（三）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
（四）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
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四条“但书”规定，涉及到A默案中的
（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但并未涉及到同居案，没有说继承人因同居关系所取得的继承权丧失。有读者会辩解说：A默案发生时也没有规定杀害被继承人的继承人丧失继承权，这是立法者所没有意识到的，是法律漏洞；同居案中法律规则之所以无此规定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立法者事先考虑到同居者取得继承权的情形，也会剥夺同居者的继承权。但我们不如是观，为什么，大凡遗嘱继承，都是亲近和可信赖人的人，继承人杀害被继承人的情形非常罕见，立法者对这个问题疏于考虑是合乎情理的，一旦出现这个问题，肯定会通过立法纠正之，杀害被继承人的继承人丧失继承权恐怕不是中国一国法律之规定。但是同居和立遗嘱将财产给予同居者，这大概不会是罕见的事，之所以没有剥夺同居者的继承权，不是立法者疏于考虑，而是其认为这不是法律调整的范围，尽管这在道德上不是令人愉快的事，但还没有严重到非要通过法律干涉不可的程度，即使将来立法增加了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但书”规定，也不会与同居者有何干系。为什么法律能够发挥基础性的调控作用，就是因为法律的调控范围远小于道德，能够将有限的法律资源适用到尽可能小的领域，调整的效率就高了，法律相比道德更体现出人类的智慧：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对的调整，法律和道德是同一的，予以制裁；而对同居的调整，则是道德的事，不关涉法律，至少大部分文明国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