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在违法农村房屋类案件中，当事人通常对房屋的赔偿标准存在争议。原告农民一方认为，应当按照被拆房屋所在地区的商品房平均价格来确定其损失;而违法的被告一方则认为，其仅仅应当按照动拆迁补偿政策予以补偿。目前，在这方面的裁判并不统一。对于被房屋的赔偿金额，既有按照商品房价格确定的，也有按照动拆迁政策确定的。这种执法标准的不统一极易引发被农民的相互“攀比”，从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应当从司法和立法两个层面来考量。从司法层面来讲，以动拆迁政策来确定赔偿标准较为适当。我国对集体土地使用权一直实行限制流转的政策，因此尽管事实上存在着农村房屋的流转，但却没有形成规范的流转市场。相应地，也就没有形成有效的、可供司法机关参考的市场价格。此外，农村房屋和城市商品房由于其可流转性以及所依附土地性质的不同，存在着较大的价值差额。被告原告房屋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根据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赔偿规则，被告负有的仅为等额赔偿义务。也就是说，除非法律作出特别的规定，被告仅有义务对原告实际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对于超出原告实际损失的部分则没有超额赔偿的义务。因此，尽管原告被房屋的价格难以确定，但相同面积商品房的价格显著超出原告被房屋价格这一事实则是勿庸置疑的。以相同面积商品房计算赔偿金额，则势必违背等额赔偿原则。侵权行为法所要实现的目的，就是使受害人的利益恢复到未发生侵权行为时的状态。假设被告没有操之过急，而是在具备了拆迁条件后再依法拆除原告房屋，则其对原告的补偿也是依据拆迁补偿政策确定的。因此，虽然严格来讲，被告的行为并不属于拆迁政策中所说的“拆迁”，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套用拆迁政策的标准计算原告的损失是适当的。虽然这一处理结果从司法层面来讲无可争议，但其效果却并不理想：无论被告是否取得了拆迁许可证、无论被告是否与原告进行了充分的协商，最终的结果都是按照拆迁补偿政策进行赔偿。拆迁补偿政策所确定的补偿标准，是以拆迁人依法进行拆迁为前提条件的，因而补偿的金额明显低于依据普通侵权行为所计算的赔偿金额。现行法律的规定，使得侵权人得以拆迁之名行侵权之实。这事实上是对被告侵权行为的一种纵容。长此以往，拆迁人将漠视拆迁法规以及拆迁政策当中所设定的程序性规定，被人的利益也就无法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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