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诈骗类共同犯罪的案件里,司法机关不会直接照搬统一标准给从犯量刑,所有判定细节都要紧扣行为人实际参与的行为内容,涉及的赃款数额,实际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等多项核心要素,严格对照刑法及对应司法解释的规则完成全链条核查。
我国刑法第二十七条明确划定了从犯的认定边界,也就是在整个诈骗团伙的运作里,只承担帮凶类的辅助性工作,或者全程没有主导核心诈骗流程的次要参与人员,这类主体拿到的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定从宽“优待资格”,这一资格是写入法律条文的刚性规则,没有裁量浮动的空间。
实际量刑时,办案人员会先把同一案件里主犯对应的量刑档位确定下来,按照诈骗涉案金额从低到高划分的三个层级,主犯分别对应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不同区间。之后再对照从犯自己到底是打辅助的底层跑腿人员,还是仅参与了部分环节的边缘成员,有没有直接分到赃款,到案后是否主动认罪认罚,来确定最终的从宽幅度,可以在对应档位里往轻处量刑,也可以直接降到下一档更低的量刑区间,少数全程几乎没有接触核心诈骗流程也没拿到多少利益的参与者,还可能直接免除刑事处罚。
如果从犯到案后主动投案供述全部事实,检举揭发团伙其他未被掌握的犯罪线索,主动把拿到的全部赃款退回,拿到被害人出具的谅解文书,还能在前述从宽的基础上进一步争取更轻的处理结果,满足缓刑适用条件的,也可以依法争取不在监狱内执行刑罚。所有最终的宣告刑,都要由人民法院结合全案在案的全部证据完成审理后作出生效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