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A，系齐齐哈尔市某小学教师。20xx年x月，其在该校担任教师期间，被指控在授课过程中，利用“某某”等借口，两次诱骗不满8周岁的女学生B用手触摸其生殖器。第一次发生在室外某课期间，A带领包括B在内的几名学生在教学楼东侧门斗内避寒，在其他学生离开后，诱骗B将手伸进其裤内触摸其生殖器。第二次发生在室内某课期间，A在教室内播放视频，坐在教室后排，再次采用同样手段诱骗B触摸其生殖器。
一审法院认定A犯猥亵儿童罪，且系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禁止其在五年内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相关工作。A不服，提出上诉。本人在二审阶段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
律师工作
接受委托后，辩护律师开展了以下工作：
认真查阅全案卷宗材料，包括侦查阶段九次讯问笔录、被害人询问笔录、证人证言、辨认笔录、现场勘验检查卷及视听资料等，逐一核对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内容的客观性和关联性。
重点审查了被告人供述的稳定性。A在侦查阶段共有九次供述，其中第一次否认，第二至第八次稳定承认两次事实的发生，第九次又否认全部指控，一审开庭时又出现“承认第一起、否认第二起”的反复。辩护律师向法庭指出，被告人翻供缺乏合理解释，侦查阶段的同步录音录像显示讯问过程合法，未发现刑讯逼供或威胁诱供情形。
就主观故意问题，辩护律师提出：根据被告人与被害人的陈述，A系以“某某”“痒痒”为由提出接触要求，其主观上是否具有猥亵的故意存在合理怀疑，请求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审慎认定。
就证据体系问题，辩护律师指出本案主要依赖言词证据，缺乏物证、视频监控等客观证据，主张在“一对一”证据状态下应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同时，辩护律师就第一起事实中其他学生是否全程在场、第二起事实中是否有其他学生在场等细节，对证据的关联性提出了质疑。
就量刑问题，辩护律师主张一审量刑过重，并提交了三份参考案例，试图说明同类案件在非公共场所、无特殊职业身份、认罪认罚等情形下量刑较轻，以论证本案存在从轻空间。
庭审中，辩护律师就被告人当庭对第一起事实表示认罪的情节，依法提出了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辩护意见，请求二审法院予以考量。
案件结果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发破经过自然正常，被害人及家属与上诉人无矛盾纠纷，不存在诬告陷害情形。被害人陈述经合法程序收集，多次陈述稳定自然，符合其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上诉人有罪供述与被害人陈述在诸多“非亲历则不可知”的细节处相互印证，且有证人证言等间接证据补强。关于主观故意，上诉人作为男性教师，要求7岁女学生将手伸进其裤子内“某某”，系明显超出师生间正常亲昵边界的行为，结合其认知能力和职业身份，应认定其对行为的侵犯性属明知。关于量刑，上诉人作为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教师身份和职务便利实施犯罪，依法应从严惩处；其当庭对部分事实表示认罪，但全案不作认罪认定，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心得
本案是一起涉及教师猥亵未成年学生的刑事案件，二审辩护重点围绕主观故意的认定、证据体系的完整性以及量刑适当性展开。通过代理本案，有几方面值得总结和反思：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具有特殊的证据结构特征，辩护策略的制定必须客观评估全案证据。 此类案件往往呈现“言词证据多、物证少”的特点，发案隐蔽，现场常在“一对一”状态。法院在认定时，会综合考量被害人陈述是否稳定、是否符合其年龄认知水平、是否与被告人供述在关键细节处形成印证，而非简单依赖物证。辩护律师在评估案件时，应当客观审视证据间的印证关系，而非仅以“孤证”或“缺乏客观证据”为由提出抗辩。
被告人的翻供理由必须具有合理的逻辑基础，否则难以动摇法庭对庭前供述的采信。 本案被告人九次供述反复翻供，当庭辩称第二起事实系其“虚构”、与被害人陈述一致系“巧合”，该解释明显不合常理。根据司法解释，被告人庭审中翻供但不能合理说明原因的，如其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可以采信庭前供述。这提示：在辩护策略选择上，若当事人确实存在有罪供述且供述稳定，应谨慎评估全案翻供的可行性和风险。
“主观故意”的认定可以通过客观行为进行推定。 本案辩护中，我方试图从“无主观故意”的角度切入，但法院明确：犯罪的主观心态必然外化于客观行为。行为人作为具有正常认知能力和职业经验的成年人，对行为性质的认知应当清晰。以“某某”为由要求未成年学生触摸生殖器，明显超出正常师生互动边界，其行为本身即足以证明主观意图。这一认定逻辑提示辩护律师：在类似案件中，单纯否认主观故意很难获得支持，须结合具体行为是否具有合理解释空间进行论证。
“当众”情节的认定不要求多人实际目睹。 本案两起事实虽发生在学校门斗和教室内，属于校园公共场所，即便实施时其他学生可能并未全程在场或注意到具体行为，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在公共场所实施猥亵，只要有其他人在场可能目睹即可认定。辩护时应对公共场所的界定标准有准确认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前提是“全案认罪”，且需在侦查、审查起诉或一审阶段及时提出。 本案被告人在二审阶段对部分事实表示认罪，但法院认为：仅如实供述部分事实的，全案不作认罪认定，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且本案已至二审阶段，认罪对查明事实的价值有限，结合案件恶劣程度，不予从宽。这一裁判导向提示：在刑事辩护中，认罪认罚的时机选择至关重要，应尽早评估案件证据状况，在适当时机提出，争取最大从宽幅度。
品格证据不能作为否定犯罪事实的独立理由。 辩护中曾提出被告人多年从教未受投诉的品格事实，但法院明确指出，过往成绩与是否实施犯罪无必然关联，且恰恰排除了诬告陷害的可能。这表明：品格证据在刑事辩护中的证明力有限，不能替代对具体事实和证据的实质审查。
本案虽最终未能改变裁判结果，但通过二审辩护，进一步加深了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证据规则、主观故意认定标准以及认罪认罚适用条件的理解，也为今后处理类似案件积累了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