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辩护撬动量刑大幅减让：

徐绍飞律师代理宋XX诈骗案实现轻判

- 代理方：被告

- 案件类型：刑事辩护

- 代理结果：少刑

案件主要内容

本案是一起跨多区域的游戏推广类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案件。以应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在河南信阳、许昌、南阳，湖北荆门等多地设立业务据点，依托“9099推广平台”运营多款手机游戏。该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分为老板、区域主管、游戏带练团长、推广员等多个层级，由推广员伪装成年轻女性，通过热门游戏引流、微信交友网恋的方式，诱导男性玩家在指定游戏内充值消费，以此骗取财物。经专业机构审计，该诈骗集团总涉案金额达xxx元。

被告人宋XX系许昌区域的基层游戏推广员，2019年2月通过正规招聘网站入职某某网络科技公司，入职初期因公司业务具有合法外观，其对业务涉诈性质缺乏明确认知。工作约40天后，宋XX察觉业务模式存在异常，便主动离职，后续未再参与相关活动。公诉机关指控其参与诈骗数额为xxx元，属“数额巨大”，以诈骗罪向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河南君志合律师事务所接受宋XX亲属委托并经其本人确认，指派徐绍飞律师与付红丽律师共同担任本案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律师多次前往看守所会见当事人，全面查阅案卷材料，逐笔梳理全案证据与涉案数额，针对当事人的层级地位、参与时长、实际作用、主观认知等核心问题展开细致分析，依法向法院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并在庭审中围绕数额认定、量刑情节充分发表辩护观点。

法院经审理认定，本案系诈骗犯罪集团，被告人应对参与期间所在区域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未采纳按个人业绩认定犯罪数额的辩护意见，但充分采纳了辩护人提出的从犯、初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赃等全部从轻减轻处罚意见。最终判决宋XX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xxx元，量刑大幅低于“数额巨大”对应的法定基准刑，取得了显著的轻判效果。

本案争议焦点

一是犯罪数额认定标准存在核心争议。公诉机关按照宋XX参与期间许昌区域的全部诈骗数额认定其犯罪金额，主张其作为犯罪集团成员，应对参与期间的团伙全部数额承担责任。辩护人则提出，宋XX仅为集团最底层的普通推广员，与其他推广员平行开展业务、互不交叉，对其他同事的诈骗行为无支配权、未参与也未从中获利，属于典型的平行式诈骗模式，应以个人实际业绩作为量刑依据，按区域总额认定明显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二是量刑情节的适用幅度存在争议。辩护人提出，宋XX系初犯，通过正规招聘入职，初期对诈骗性质不知情，察觉异常后主动离职，主观恶性小、再犯可能性低；其违法所得极少，且已主动向法院全额退缴违法所得；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应当予以大幅减轻处罚。公诉机关虽认可其从犯地位与认罪认罚情节，但初始量刑建议未充分体现其参与程度浅、主观恶性低的特殊情节。

本案的办案经验

第一，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案件需精准区分层级与作用，不能一概而论。诈骗集团中不同层级人员的责任范围、主观恶性差异极大，对于底层普通业务员，即便司法实践倾向于按参与期间团伙总额认定犯罪数额，也应通过充分举证其参与时长、实际作用、获利情况，推动法院在量刑层面体现层级差异，实现实质上的罪责刑相适应，避免“小角色承担大责任”的量刑失衡。

第二，数额辩护要兼顾法律依据与量刑渗透。对于普通业务员的数额认定，即便全额采纳个人业绩标准的难度较大，也仍应系统提出该辩护观点，并将“参与时间短、个人业绩低、未分享他人犯罪收益”等事实转化为酌定从轻情节，深度融入量刑辩护当中，实现“定性观点虽未完全采纳、量刑效果实际充分体现”的辩护目标。

第三，酌定情节的深度挖掘是轻判的关键。除了法定的从犯、认罪认罚情节外，入职背景、主动离职、退赃退赔、初犯偶犯、再犯可能性低等酌定情节，是法院调整量刑的重要依据。辩护律师需要全面梳理相关事实，形成完整的从轻处罚逻辑链，让法庭充分感知当事人的可宽宥之处。

第四，认罪认罚与精细化辩护并行不悖。当事人自愿认罪认罚不等于放弃专业辩护，在认可罪名的基础上，针对数额认定、情节适用提出专业意见，既能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又能争取更优的量刑结果，实现当事人权益最大化。

律师在本案中的价值

徐绍飞律师准确把握集团诈骗中底层业务员的责任边界，全面梳理从犯、初犯、主动离职、退赃、认罪认罚等从轻情节，通过专业辩护推动法院大幅从轻量刑，为当事人争取到显著低于预期的刑期，有效实现了罪责刑相适应。

办案心得

办理游戏推广类电信诈骗案件，最直观的感受是很多涉案的年轻人并非蓄意行骗，大多是通过正常招聘入职，在缺乏社会经验与法律认知的情况下误入歧途。这类案件往往涉案总额巨大，一旦机械套用数额标准量刑，很容易出现罪责不匹配的失衡结果。

接受本案委托后，我首先做的不是直接谈量刑，而是先把当事人在整个犯罪集团中的位置、实际工作内容、违法所得、参与时长全部梳理清楚。宋XX入职仅四十天左右，发现业务不对劲就主动辞职了，个人实际业绩很低，违法所得也只有两千余元，本质上就是一个误入诈骗公司的普通打工者。如果简单按区域总额认定，数额巨大对应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对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显然过重。

因此我在辩护意见中，一方面从法理层面提出普通业务员应按个人业绩认定数额的观点，引用地方司法裁判规则增强说服力；另一方面更侧重把“入职时间短、主动离职、主观恶性浅、获利极少、积极退赃”这些事实讲透，让法庭看到当事人的可宽宥之处。我始终认为，刑事辩护不是非黑即白的对抗，而是帮助法庭全面看清案件全貌，让罪责刑真正匹配。

最终法院虽然没有采纳按个人业绩定数额的观点，但在量刑上充分考虑了所有从轻情节，给出了一年二个月的判决结果，远低于三年以上的法定基准刑。这个结果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哪怕是定性上难以突破的案件，只要把量刑情节做足做透，依然能为当事人争取到公正的处理结果。

适用的法律纠纷用户

1.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游戏推广类“托”型诈骗的普通业务员及家属；

2. 诈骗犯罪集团中低层参与人员，对犯罪数额认定、责任范围有异议的当事人；

3. 初犯、入职时间短、主动离职、违法所得少，希望争取轻判的刑事案件当事人；

4. 已自愿认罪认罚，但希望进一步挖掘从轻情节、争取更低刑期的当事人；

5. 通过正规招聘误入诈骗公司、主观恶性较小的涉诈案件当事人及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