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件简介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 “两卡” 链条案件，四名被告人分工明确。某 年 某 月，甲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将本人名下 5 张银行卡出售给他人，获利 5000 元，其中某银行卡被用于网络赌博活动。某 年 某 月至 某 月，甲收购银行卡后转售乙，乙再转售他人，二人共计收购、出售银行卡 32 张（含甲名下 2 张、丙名下 4 张）。
丙处于这条链条的 “找卡” 环节。某 年 某 月底，乙伙同甲为牟利，由甲联系丙寻找银行卡，并承诺按流水数额提成，丙随即介绍丁等人出租银行卡牟利。某 年 某 月 某 日，甲与丙、丁等人到某地与乙见面，由乙将丁等人介绍给他人出租银行卡用于支付结算。丁名下 7 张银行卡进账流水超过 120 万元，其中 4 张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丙非法获利 1300 元，为四名被告人中最低。
丙于某 年 某 月 某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某 月 某 日取保候审。检察机关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四人提起公诉，建议对丙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二、律师代理经过
本案第三被告人丙委托朱旭肇律师担任辩护人，并由朱旭肇律师出庭辩护。
案件事实由银行流水、微信账单、扣押清单、证人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四名被告人在庭审中均无异议，辩方没有在定性上耗费力气，而是把工作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确认丙在链条中的实际位置 —— 他负责联系、介绍他人出租银行卡，本人名下 4 张卡被纳入涉案 32 张之列，获利仅 1300 元，与组织收卡的乙、甲有实质区别；二是落实从轻情节，庭审中明确提出丙愿意主动退缴违法所得，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审判过程中，丙已自愿退缴全部违法所得 1300 元。
三、判决结果
法院认定四名被告人均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指控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判决认为，四名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且自愿认罪认罚，自愿退缴违法所得，依法分别从轻处罚；并明确记载 “辩护人提出的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酌情予以采纳”。
对丙的判决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丙退缴的违法所得 1300 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同案被告人中，乙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甲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八千元；丁被判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
四、律师价值
其一，人没有被关住。丙 某年 某 月 某 日被刑事拘留，某 月 某 日即取保候审，实际羁押仅一个月出头，此后直至判决未再被羁押；判决适用缓刑，一年考验期内如无新罪、未违反监管规定，原判六个月有期徒刑不再执行。
其二，工作保住了。XX公司职员，一旦实刑入监，岗位与收入随即中断；缓刑使其可以在原单位继续工作、依法接受社区矫正，把案件的冲击控制在司法程序之内。
其三，辩到了位置上。丙在链条中承担介绍、牵线角色，责任重于单纯出租银行卡的人，但其获利仅 1300 元、为四人中最低，辩护围绕作用大小与获利数额展开，最终仍取得缓刑。
其四，退缴赶在判决之前。审判阶段即全额退缴 1300 元，被判决明确列为从轻处罚的理由之一；罚金五千元，在四名被告人中处于较低档。
予以采纳”，这是可以对外引用的客观记载。
五、委托朱旭肇律师的适用场景
如果您或家人遇到以下情形，建议尽早委托专业刑事辩护律师介入：
因介绍、牵线他人出租或出售银行卡而被卷入帮信案，处于 “中间人” 位置；
本人银行卡被他人拿去 “走账”，被认定为提供支付结算帮助；
已被刑事拘留，希望在批捕前争取取保候审；
获利金额不大，但涉案流水很高，需要在量刑上把 “作用大小” 讲清楚；
检察机关已提出量刑建议，希望在审判阶段通过退缴违法所得争取从轻、争取缓刑；
有正式工作、有家庭负担，最担心判实刑导致失业。
总结：这类案件里，“角色” 比 “金额” 更能决定结果。同样是 32 张卡的链条，组织收卡者、介绍找卡者、单纯出借者，量刑档次并不相同；把自己的位置说清楚、把退缴做在前面，是争取缓刑最实在的两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