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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著作权罪案|朱旭肇代理,二审发回重审,罚金由 15 万元降至 10 万元,主犯获判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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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价值

在定性难撼下将刑期压至法定下限,并争取缓刑,保全家庭与生计;推动罚金整体考量、结合赔偿与承受能力下调;经上诉促成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为重审争取缓刑与降罚腾出程序空间;剔除无证据支撑的数额,避免责任被人为放大。

案件详情

 

一、案件简介

某 年 某 月,甲与他人租用某地某公司办公楼,合作经营文具直播带货。因文具生意不景气,某年初转向销售车载音乐 U 盘:由某市供货商在未取得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将音乐作品复制进 U 盘并发货至某地,再由甲一方通过多个平台直播间对外销售。经营期间,甲负责销售全面管理,同案另一名被告人负责主播招募培训,公司方派员负责财务。经司法会计鉴定,“某” 直播间 U 盘类商品销售额 402 万余元,“某店” 直播间 53 万余元。

某 年 某 月,甲因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被刑事拘留,此后历经取保候审、再次被捕。检察机关以侵犯著作权罪对三名被告人提起公诉,认定属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对甲的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15 万元。

 

二、律师代理经过

甲的家属委托朱旭肇律师担任其辩护人。面对数量、金额均有鉴定意见支撑的指控,辩护没有在定罪上纠缠,而是把全部力量压在量刑上,重点打了三处。

第一,打 “数量”。 公诉机关指控的 U 盘数量,包含当事人另从他人处购入的部分,但这部分除被告人供述外,没有购买记录、付款凭证、鉴定意见等任何客观证据,到底有没有侵权、买了多少、卖了多少,均无法查实。辩护人主张:定罪量刑只能以有客观证据印证的供货部分为准。法院最终认定 U 盘 14000 个、价值 212800 元,低于公诉机关指控的数额。

第二,打 “罚金”。 三名被告人属共同犯罪,罚金应在法定幅度内整体考量,不能对每个人 “就高不就低” 地顶格叠加;同时指出,将供货方错误认定为甲的从犯,会不当抬高其罚金区间。辩护人还提出:当事人已赔偿权利人 130 万元并取得谅解,实际经营仅两三个月、尚未进入获利阶段,罚金必须与其实际承受能力相适应,否则判决终将难以执行。

第三,打 “程序”。 一审判决后,针对事实认定与罚金适用提出上诉,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某 年 某月 某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阶段,辩护人继续推进赔偿谅解的落实,并于 某 年某 月 某日争取到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 判决之前,当事人先回到了家。

 

三、判决结果

法院认定三名被告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音乐作品,复制品数量在五千份以上,属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指控成立。综合到案后如实供述、赔偿权利人 130 万元并取得谅解等情节,判决:

被告人甲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同案两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一年(后者缓刑一年),并各处罚金。

对比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罚金由 15 万元降至 10 万元,减少 5 万元;刑期三年系 “特别严重情节” 项下(法定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法定最低刑,缓刑则意味着无需实际服刑。

 

四、律师价值

一、把刑期压到了法定下限。 案件被认定为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法定刑起点即为三年。在定性难以撼动的前提下,把刑期落到最低的那一格,就是量刑辩护最硬的成果。

二、把 “实刑” 变成了 “缓刑”。 三年缓刑,意味着当事人不必在高墙内度过三年,家庭、生计、后续经营都得以保全。对一个已经被羁押过的当事人来说,这是最实质的差别。

三、把罚金减了 5 万元。 从 “每人顶格叠加” 改为整体考量,并引入赔偿情况与实际承受能力,罚金从 15 万降到 10 万,是看得见的经济减负。

四、撤销了一份判决。 上诉后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案件获得重新审理的机会。程序上的这一步,为重审阶段争取缓刑、下调罚金腾出了空间。

五、剔除了没有证据的数额。 将缺乏客观证据支撑的 U 盘数量排除在定罪量刑基础之外,避免了责任被人为放大。

 

五、委托朱旭肇律师的适用场景

涉音乐、影视、图书、软件等复制发行的侵犯著作权案件。 此类案件高度依赖鉴定意见与电子数据,数量与金额的认定往往存在可争空间。

直播带货、电商店铺销售侵权复制品的经营者。 销售数据全部留痕于平台后台,一旦被调取即成指控基础,越早介入越能影响认定口径。

已被认定 “特别严重情节”、法定刑三年以上的被告人。 此时争取的不是无罪,而是最低刑与缓刑 —— 这恰恰最需要经验。

一审判决不利,正在犹豫要不要上诉的当事人。 上诉期只有十日,是否上诉、上诉理由怎么提,直接决定后面还有没有空间。

罚金数额畸高、与获利和承受能力明显不符的案件。 共同犯罪的罚金如何分摊,是可以论证的技术问题,不是法院单方决定。

共同犯罪中被认定为主犯、责任被放大的当事人。 主从犯的划分牵动刑期与罚金两个维度,需要在庭审中正面争论。

希望通过赔偿谅解、认罪认罚争取从轻的当事人。 赔多少、怎么赔、何时赔,都会落到量刑上,需要专业测算。

 

总结: 刑事案件里,能争的往往不是 “有没有罪”,而是 “判多重、怎么执行”。本案从 “特别严重情节” 的三年起刑点,走到三年缓刑、罚金下调五万,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对数量认定、罚金计算和程序节点的逐项拆解。当事人最终没有失去自由,这就是辩护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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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肇律师 毕业于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刑事侦查专业。在校期间高分通过司法考试,律师执业以来专门从事刑事案件代理工作,主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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