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件简介
某年 某月 某日晚某时许,甲在朋友家喝了两瓶啤酒。席间接到妻子电话说岳X病危,要他赶紧回家,他便驾车沿某路由南往北行驶,行至某路口时,追尾了前方正在等红灯的一辆轿车,两车受损。
对方车主报警,他在现场等待交警。民警到场后进行呼气酒精测试,因他不配合未成功;当晚某时某分,民警带他到市人民医院抽取两管血样,其中一管送检,鉴定乙醇含量为 217.5mg/100ml。经事故认定,他负事故全部责任。事后他赔偿对方并取得谅解,驾驶证被吊销。
甲系某局在职职工、中共党员。某年 某月,一审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六千元。他不服,提出上诉。
二、律师代理经过
甲委托朱旭肇律师担任其二审辩护人。一审已经判了缓刑,看上去 “不算重”,但缓刑依然是刑罚 —— 对一名在职职工、一名党员来说,后果并不一样。辩护目标因此定得很明确:把 “刑罚” 变成 “免予刑事处罚”。
三条线同时推进:
一是自首。 一审只认定了坦白。辩护人提出:事故发生后他明知对方报警,仍留在现场等待交警处理,随后配合前往医院抽血,到案后如实供述酒后驾车的事实,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是完整的,应当认定自首。这一点在庭审中得到了出庭检察员的认同 —— 检察机关当庭表示一审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建议二审改判。
二是鉴定意见。 辩护人主张血样系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提取、依法应予排除,鉴定方法不符合规范、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二审未予采纳,但推动公安机关专门做了侦查实验:以五名志愿者血样,按行业标准方法与本鉴定所用参数分别检测比对,把误差问题彻底查清。
三是XX。 辩护人提出他曾发现他人形迹可疑、向公安机关举报并经查证属实,应认定XX。二审以线索来源存疑、举报事实与查实事实不具关联性为由,未予认定。
某年 某月某日二审开庭,同年某月作出终审判决。
三、判决结果
二审法院认定:醉酒驾驶机动车,构成危险驾驶罪;醉驾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从重处罚;明知他人报警仍留在现场等待处理,配合抽血并如实供述,构成自首,从轻处罚 —— 对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的 “具有自首情节” 的上诉理由与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酌情从轻。综合其犯罪情节与量刑情节、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认为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对甲的定罪部分;二、撤销一审判决对甲的量刑部分;三、甲犯危险驾驶罪,免予刑事处罚。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一审的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罚金六千元,全部被撤销。血样排除与XX两项主张,未获支持。
四、律师价值
一、把 “缓刑” 改成了 “免予刑事处罚”。 缓刑是刑罚的执行方式,免予刑事处罚是不判刑罚。前者是 “有罪、判了刑、暂不执行”,后者是 “有罪、但不罚”。法律后果与职业后果,完全不同。
二、保住了一份工作。 当事人是某局在职职工、中共党员。按现行规定,公职人员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含宣告缓刑)的应当开除,犯罪情节轻微、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的则是撤职。二审判决真正改掉的,是他还能不能继续上班。
三、拿下了自首。 一审只认坦白,二审改认自首 —— 这是量刑能够走到 “免予处罚” 的关键支点,也是本案唯一被完全采纳的辩护主张。
四、血样与鉴定没有白争。 排除意见虽未采纳,但促成公安机关做了侦查实验、鉴定人到庭说明方法,把 “数值准不准” 在庭上彻底摊开。争议被查清,本身就是辩护的成果。
五、两个多月走完全程。 某月 某日立案、某月 某日检察阅卷、某月 某日开庭、某月出判决。从缓刑到免罚,没有一个环节被拖住。
五、委托朱旭肇律师的适用场景
醉驾一审已判缓刑,仍希望争取免予刑事处罚的当事人。 缓刑与免罚之间还差一步,但这一步需要新的量刑支点。
公职人员、事业单位及国企职工、党员涉案,担心职业后果的。 判不判刑罚,直接决定是撤职还是开除。
案发后留在现场等待、主动到案,一审却只认定坦白的。 自首与坦白,在量刑上分属两个档次。
对血样提取、封装、保管、送检或鉴定方法有异议的案件。 需要把技术问题翻译成法庭能听懂的语言。
一审未充分考虑赔偿谅解、认罪悔罪等情节的。 有些情节需要在二审重新组织、重新举证。
自认为存在XX、举报等法定情节而未被认定的。 这类主张成立门槛高,必须提前准备证据链。
判决已下、上诉期只有十天的案件。 时间窗口极短,越早介入越有可能。
总结: 醉驾案件里,“有罪” 几乎无从否认,能动的只有量刑和刑罚的形式。本案一审已经判了缓刑,多数人会就此接受;但缓刑仍然是刑,对公职身份、对党员身份,影响是实打实的。二审抓住自首这一处被漏掉的情节,把判决从 “判了刑、暂不执行” 改成 “有罪、不予处罚”—— 这是刑事辩护里少见、也更难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