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普通货物罪｜跨境物流单位走私大案，辩护成功认定单位犯罪，规避个人犯罪无期徒刑风险

案件类别

刑事犯罪 — 走私普通货物罪（特大跨境 “蚂蚁搬家” 边民互市走私，单位犯罪，一审刑事辩护）

代理身份

周智文律师，担任被告 A一审阶段辩护人

案件详情

被告 A系香港某物流企业负责人，该公司承接境内货主委托，在香港完成货物提货、拆柜、拼柜、换包装，将坚果、水晶等货物海运发往越南，交由境内外其他团伙，利用中越边境边民互市贸易模式，化整为零 “蚂蚁搬家” 走私入境，再分运交付给国内购货商家。

全案系特大团伙走私案件，多家被告单位、十余名被告人共同参与，涉及坚果、水晶等多类货品，涉案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公诉机关指控被告 A系本案主犯，按照个人走私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若按个人走私定罪，涉案税额对应的法定量刑包含无期徒刑。家属委托周智文律师介入一审全案辩护。

办案难点

量刑风险极高：涉案偷逃税额特别巨大，如果认定为个人走私犯罪，法律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辩护压力极大。

主犯定性抗辩难度大：公诉机关指控被告 A属于全链条主犯，认为其深度参与共谋走私。走私分为香港物流转运、越南接收、边境拆分入境、国内分货多段环节，需要区分各行为人实际参与范围。

单位犯罪认定难度高：办案机关倾向按个人犯罪追责，要论证全部业务属于公司经营行为，收益归于单位，应当定性单位犯罪，以此压缩量刑上限。

案件卷宗海量，涉案主体多、跨境链条复杂，涉及香港、越南、内地多地证据，大量邮件、船运资料、银行流水，证据梳理、质证工作量巨大。

当事人长期在香港生活，对内地边民互市监管政策认知不足，该主观认知情节需要结合全案证据充分说理。

律师代理办案思路

确立核心辩护目标：争取认定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规避个人走私的无期徒刑量刑风险，同时论证当事人在共同犯罪当中地位作用。

重点论证单位犯罪构成：梳理业务模式、资金流向、公司业务单据，证实全部涉案业务均以公司名义承接、开展，相关业务收益归属于单位，当事人只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认定单位犯罪。依据司法解释，单位犯罪下直接负责主管人员最高刑期为十五年，直接排除无期徒刑的适用。

厘清走私全链条分工，辨析当事人实际参与环节：提出走私核心犯罪行为发生在越南接收货物之后，即拆分货物、组织边民伪报互市入境这一关键环节；当事人一方只负责香港提货、拆柜、海运至越南，并未参与越南之后的边境走私操作；部分货物甚至不经香港，直接海外运至越南，当事人完全没有参与该部分业务。当事人仅收取香港区段的物流服务费，不掌控后续走私流程，没有分得走私的主要利润。

挖掘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当事人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认罪态度好；长期在香港生活，对内地边民互市相关监管政策认知有限；家庭存在被扶养人员。请求法庭量刑时予以考量。

庭审完整发表成套辩护意见，结合走私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同类判例，提交全套质证意见及辩护词，请求法庭采纳单位犯罪认定，客观评价当事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地位，予以从轻量刑。

案件结果

人民法院采纳辩护人核心辩护意见：

认定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被告单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 A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承担刑事责任，直接排除个人走私犯罪对应的无期徒刑量刑空间。

对部分证据不足的走私事实及对应税额予以剔除，核减涉案认定数额。

综合全案案情，判处被告 A有期徒刑十五年。

对比参考：若未认定单位犯罪，按个人走私犯罪处理，结合本案特别巨大的偷逃税额，被告 A存在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重大风险。经辩护成功定性单位犯罪，将量刑上限限定为十五年，从根源上规避最重刑罚，实现重大辩护效果。

律师价值

重大走私案件定性辩护取得关键突破，成功将案件认定为单位犯罪，直接规避个人走私可判处无期徒刑的极端风险，从法律根源改变量刑天花板，实现对当事人最核心的权益保护。

精细化拆解跨境走私全业务链条，区分香港物流环节与越南之后的核心走私实行行为，厘清各主体分工、获利情况，向法庭客观还原当事人实际参与程度。

海量复杂卷宗处理能力，面对跨境多主体走私案件，对船运单证、邮件、银行流水开展梳理质证，剔除证据不足的涉案数额。

熟练运用走私刑事司法解释，精准区分个人走私与单位走私的法律后果，抓住特大走私案件的核心辩点开展辩护。

属于边境 “蚂蚁搬家” 包税走私、香港物流企业涉案的典型辩护案例，对于跨境贸易、物流企业卷入走私犯罪案件具备重要参考价值。

适用场景与服务指引

✅ 适用咨询场景：

香港 / 跨境贸易、物流企业负责人，因包税进口、边民互市模式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

特大走私案件，涉案税额特别巨大，面临重刑甚至无期徒刑风险；

业务以公司名义开展，希望争取认定单位犯罪，降低量刑上限；

行为人只参与跨境物流部分环节，没有参与境内边境通关核心走私行为，希望厘清共同犯罪地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