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辩护名词解释是什么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交通事故无责辩护名词解释问题解答如下,
（一）各方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
（二）交通事故中，对方有以下行为的，对方负全责，相应的己方就无责任：
1、当事人逃逸、造成现场变动、证据灭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
2、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
3、当事人驾驶车辆在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红灯继续通行的。
4、当事人驾驶机动车越过施划有禁止穿越的道路中心线或者设施与道路上的其他车辆或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
5、当事人驾驶机动车进入非机动车道或非机动车通行范围内，剐撞同向行驶的非机动车的。
6、当事人驾驶车辆在人行道或行人通行范围内剐撞行人的。
7、当事人驾驶车辆剐撞依法在人行横道内通行的行人的。
8、当事人驾驶车辆未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
9、当事人所驾驶车辆的装载物在遗洒、飘散过程中，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
10、当事人驾驶机动车倒车时，与车后其他车辆、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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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事人驾驶非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逆行，与顺向行驶的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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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事人驾驶非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超越同向行驶的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
交通事故责任推定的情况有哪些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推定，是指在预先设定的某种情况下，当事人应负某种责任，而不论其是否该负某种责任。它是在特殊情况下认定事故责任的特殊方法。责任推定有下列几种情况：
1、当事人逃逸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当事人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2、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负全部责任。
3、当事人各方有条件报案而均未报案或均未及时报案，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若各方处同等程度，则负同等责任各方处不同等程度，则推定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非机动车、行人一方负次要责任。
4、交通事故当事人未标明位置而移动事故现场的车辆或者物品，致使交通事故的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5、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均有上述行为，致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如果双方均为驾驶机动车的，各负同等责任一方驾驶机动车，另一方驾驶非机动车或者步行的，驾驶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驾驶非机动车或者步行的一方负次要责任。
6、公安机关只有在根据现场情况无法认定责任的前提下，才能运用推定责任。如经调查，能客观认定责任的，则仍需按规定认定责任。

[律师回复] 刑事案件中，若被告人有委托律师提供辩护的话，则此时作为刑辩律师，一般都是会在法庭上面出具辩护词，发表一下自己对案件的看法。那刑事辩护词格式是怎样的？刑事辩护词要包含有无犯罪事实;现有证据能否“确实、充分”地证明被控犯罪事实为被告人所实施;现有证据所能证明事实的具体情况(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的事实情况)，以及对证据“三性”的辩驳;检方所认定事实中存在的逻辑问题。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关于量刑意见和理由。

[律师回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十六条　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一）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二）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
　　第三十七条　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
　　
（一）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
　　
（二）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
　　
（三）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
　　
（四）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
　　
（五）具有外国国籍的；
　　
（六）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七）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第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应当是依法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

[律师回复] 法律援助刑事案件指定辩护的辩护词如下
作为被告人孟某某的辩护人，我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已经发表过辩护词和质证意见，现针对补充侦查卷及补充公诉意见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及辩护词。
首先，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提交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主体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七条 “在审判过程中,对于需要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行收集证据和进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协助;也可以书面 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规定，在本案的审判过程中，要补充侦查的主体是商丘市人民检察院，而不是作为侦查机关的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同时辩护人也没有在卷中看见检察院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任何书面文件。但补充侦查卷的立卷单位和侦查人员全部是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补充侦查卷中看不到任何检察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此次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因此，此次补充侦查行为的主体没有侦查权，是严重违法行为。
其次，本案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行为严重违法甚至已构成犯罪。本案已经到了审判阶段，因此，如果法庭对已交的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或辩解有疑问或不清楚的完全可以传唤证人开庭重新展开庭审调查，但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审判阶段没有侦查权的情况下违法提审已处于审判阶段的四名被告人，并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重新询问证言已在法庭调查阶段质证过的部分证人，甚至包括曾经旁听过过法庭庭审的证人(还将证人旁听过庭审的事实堂而皇之的记录在笔录里)，侦查机关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看守所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其行为已经涉嫌构陷被告人、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不但不行使监督权，反而将侦查机关的所谓补充侦查卷当做证据提交给法院，则更是违法的。因此，辩护人认为此补充侦查卷的所有证据都是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建议法庭将此案卷转交人民检察院启动反渎职调查。
第三，本案补充侦查的程序和过程严重违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在现场询问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
1、除了现场询问和传唤到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外，对证人询问应该在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但本案补充侦查卷中新的证人询问地点大都是在三个酒店中，同时卷中也没有证明这三个酒店是证人们共同提出的;
2、 询问证人也不是个别进行，甚至在笔录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在2013年7月23日20时11分到2013年7月23日20时43分证人秦耀忠和证人李新民竟然同时在所谓侦查人员侯士勋、姚凯面前做笔录。
3、调查取证人员根本没有按照规定出示相关法律手续，在所有的调查笔录中，调查人员均只出示工作证件，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而不仅仅是出示工作证件，因此从这一点来讲也可以判断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是未经批准的私自调查行为，根本没有取得“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第四，针对辩护人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关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辩护意见，补充侦查卷特意调取了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同事也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母亲李新英和第一被告人的部分亲戚、朋友、邻居的证言，以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就很熟悉。但这些所谓的证人不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亲属就是朋友、邻居。在庭审辩论结束已经明确各被告人的观点和辩护人辩护意见的前提下，其证言的可信性极低，即使其证言本身也不符合事实，第一被告人蔺某某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小了整整一代，而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在1995年就离开原单位，当时第一被告人蔺子仅仅十一二岁，两人没有任何可以接触的环境，怎么可能能相互熟悉?再有一点，即使调查人员再调取100个证人也无法反驳的一个重要的证人证言，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辩护人提出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依据时有意没有提到的一个关键证人证言，就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父亲蔺建兴在2012年5月29日的证言：“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人，但没有来往”这一证据完全证明第一被告人的父母一辈也仅仅是知道有孟某某这个人，但没有来往，也就是不熟悉，那其他人证明能证明第一被告人和第四被告人很熟悉并知道对方名字呢?因此这些试图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熟悉并互相知道对方姓名的所谓证人证言不但程序违法，内容显然也是不真实的。
综上，公诉人将侦查主体、侦查行为、侦查程序严重违法甚至可能构成犯罪的所谓补充侦查卷作为补充侦查证据提交，既不能证明被告人孟某某犯有合同诈骗罪，同时其行为也是违法的。在此辩护人也提醒法庭注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一百九十八条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六条 “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者撤回起诉。”的规定，在此次延期审理过程中，以及补充侦查卷中，辩护人没有看到任何检察机关对本案延期审理的建议和恢复法庭审理的书面提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九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和第二百零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规定，本案审理期限以远远超过法定的最多三个月的审理期限，即使从第一次开庭到现在也已超过100多天，应当对被告人孟某某应当予以释放，如果法庭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被告人孟某某也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孟某某无罪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先诉抗辩权名词解释问题解答如下, 先诉抗辩权是一般保证人所专属的抗辩权，基于一般保证合同的相对性而产生，由一般保证人直接取得和专门享有的对抗债权人之请求权的一种抗辩权。担保法对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做了相关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依然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担保法》同时对保证人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的情形也作了规定：（１）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２）人民受理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３）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先诉抗辩权的。可见，一般保证人的行使先诉抗辩权也是有限制的。

[律师回复] 最高法院《解释》对可以指定辩护人的情况作了具体规定：
(1)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
(2)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
(3)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费用的；
(4)共同犯罪案件，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
(5)具有外国国籍的；
(6)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开庭前10天被告人未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指定辩护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被指定的辩护人只能是律师。
我国的辩护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国家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维护其权益，提供了法律援助。强制法律援助辩护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相应的情形，同时也会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是否应该指定辩护。

[律师回复] 根据我国民法典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护人指的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又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和财产负有监护义务的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又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第一顺序监护人是配偶，第二顺序监护人是父母又或者是子女，第三顺序监护人是其他近亲属，第四顺序监护人是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法律依据】 《民法典》 第二十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配偶； （二）父母、子女； （三）其他近亲属； （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律师回复]
(一)首部
(1)呼语。对审判人员的称呼。如：“审判长、审判员”。
(2)引用法律根据简要说明辩护人出庭的合法性，写明辩护
人是受被告委托还是被人民法院指定出庭进行辩护的。
(3)概括说明辩护人为履行辩护职责所进行的工作(如阅卷、调查、会见被告人等)。
(4)针对起诉书概括表明辩护人对此案的基本看法。
(二)正文
正文是辩护词的主体。这一部分要写明辩护的理由，要从实际出发，针对公诉人的指控或一审判决，提出辩护意贝。
(1)从被告的行为事实方面。认真分析起诉书所认定的犯罪事实.分析其中与事实有出入的部分，找出在事实方面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从而提出为被告辩护的理由。
(2)从适用法律方面。通过对案件的分析，找出起诉书在适用法律时对被告人犯罪性质的认定或量刑方面的错误，指出应适用的法律条之，具体阐述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理由和有关证据材料。
(3)从被告人自身表现方面。客观地分析被告人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认罪的态度，发现有利于被告的条件，依照法律规定为其减免责任。
(三)尾部
这是辩护词的结论部分。要对整个案情和辩护观点作总结，提出结论性意见，对法庭提出合理、合法的明确要求，提请法庭给予考虑。

[律师回复] 辩护词一般包括首部、正文、结束语三部分。首部主要包括三部分,标题、对审判人员的称呼和前言。前言部分应当说明:
第一,辩护人出庭的合法性,既是受被告人的委托不是受人民法院指定。实践中,还说明是受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第二、辩护人在开庭前进行了哪些工作,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调查了案情等,以便向法庭表明,自己的辩护意见是有根据的。
第三、也可以在前言部分开门见山地提出关于办案的基本观点,对法庭调查作简要交代。正文部分。正文包括辩护理由和辩护意见。这一部分是辩护词的核心部分,是辩护人对案件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全面、系统的论证。要重点说明各论证提出的辩护观点,摆事实、讲道理、引用事实和法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反驳起诉书的指控。概括起来辩护词的具体内容和范围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起诉书指挥客人的犯罪事实能否成立被告人是否已经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有无不负刑事责任的其他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起诉书对案件定性和认定的罪名是否准确,适用的法律条文是否恰当被告人有无法律规定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斩情节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被告人口供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被告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是否属于意外事件客人代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共同犯罪案件中,对首犯、主犯、人犯、胁从犯的划分是否清楚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等。
3、结束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自己的发言作一小结。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以加深法庭对自己辩护观点的印象二是对被告人如何定罪量刑,适用刑法的什么条款,向法庭提出意见和建议。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某某分所接受被告人张三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张三同意，指派律师作为张三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的辩护人。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书指控被告人张三构成寻衅滋事罪定性错误，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更为适当。
首先，犯罪动机上。
其次，犯罪起因上。
第三，犯罪对象上。
二、在量刑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在整个伤害过程中，作用较小，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二)受害人可以避免伤害的发生而没有主动避免，应该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三)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明显的犯意，主观恶性不大，可以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属于自首，可以酌定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积极赔偿受害人杨苏铁磊的经济损失，取得了受害人及家人的原谅，可以从轻处罚。
(六)被告人是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过，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本着改造犯罪分子与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请求合议庭能够对被告人张三从轻处罚，让他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人民
律师事务所某某分所
2015年月日

[律师回复]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所谓强奸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交的行为。“其他手段”，是指犯罪分子用暴力、胁迫以外的手段，使被害妇女无法抗拒。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被告人邓某某(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查阅了相关案卷材料，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盗窃罪的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现辩护人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邓某某系间歇性精神病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 本案被告人邓某某经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医学司法鉴定以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司法精神病学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可知被告邓某某确有精神分裂症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患病导致被告在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习之后就辍学在家，并由于父母离异，没有人照顾，也没有能力就业，导致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被告人犯罪一定程度上是受生活所迫。 二、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有以下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1、本案被告人邓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且无阻碍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行为，并有认罪、悔罪的表现，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被告人邓某某系初犯、偶犯。邓某某在此次犯罪之前并无任何犯罪行为。 3、被告人邓某某愿意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4、被告人邓某某所盗窃的对象是其亲属和同村的熟人。 5、被告人邓某某当庭认罪，悔罪态度好。

[律师回复]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 被告人要求人民另行指定辩护律师，合议庭同意的，应当宣布延期审理。 重新开庭后，被告人再次当庭拒绝重新委托的辩护人或者人民指定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的，合议庭应当分别情形作出处理： (一)被告人是成年人的，可以准许。但被告人不得再行委托或者人民也不再另行指定辩护人，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 (二)被告人具有本解释 第三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即强制指定辩护)，不予准许。 以上规定对于一般指定辩护的对象规定了两次拒绝指定法律援助律师的权利，然后由自己进行自行辩护。而强制指定辩护的对象只能享有一次拒绝指定法律援助律师的权利，而不能再拒绝 第二次指定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一、什么叫指定管辖权
刑事诉讼是处于平等对抗地位、有纠纷的双方向处于中立地位的裁判方告诉其纠纷，并请求裁判方解决其纠纷的活动。
《行政处罚法》第21条作了明确规定,这里的共同上一级行政又因争议各方的关系不同而不同。为什么要规定由共同的上一级指管辖呢?这是由于，指定管辖权是一种行政决定权和行政领导权，指定管辖的决定一经作出，被指定管辖的就必须遵守执行，而对的行政行为有决定权和领导权的只有其上级。在两个或者以上发生行政管辖争议时，必须由他们共同的上一级机关才能对这两个或者也有所不同，分析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1)如果争议各主是政府所属的两个以上工作部门，那么，行使指定管辖权的机关就是本级人民政府;如：县工商局和县物价局之间发生行政处罚管争议，指定管辖机关就应该是该县人民政府;
(2)如果争议各方是不同级政府所属的两以上工作部门，则需要具体问题具分析;
(3)如果这两个以上部门都隶属于同一个行政主管部门，那么行使指定管辖权的机关就是争议各方中级别最高的工作部门所从属的人民政府，如同一个省的一市一县工商局对一行政违法案件发生管辖争议，就应当由省工商局指管辖;
(4)如果争议各方不属于同一个行政主管部门，是两个以人民政府，那么行使指定管辖权的机关就是这些政府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如：同一省的一市交通局和另一市公安局发生行政管辖争议，应当由省人民政府作了指定管辖的决定。总之，共同上一级机关的确定比较复杂，要视具体情况来定。
根据法律规定发生管辖术争议机关的共同的上一级，这里规定的“上一级”机关和上级机关是有所不同的，“上一级”机关是要求仅高一个层次 。
二、至于因特殊原因引起的指定管辖，其指定权一般都由原因发生地或者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上一级人民政府。
出现了管辖争议的问题，各部门应本着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积极配合、互相支持、解决予盾，使行政处罚工作得以有效地实施，并努力协商解决。首先应分析发生争议的原因，如果属于共同管辖问题，可以按照“先查处原则”来解决管辖权争议，这在国外的行政处罚制度中也有规定，德国的“违反秩序法”就规定，对于一项违反秩序行为同时违反了数个法律，数个依法都对这项违反秩序行为有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上首先介入案件的那个负责管辖。这种“优先管辖权”理论，有利对行政违法案件的快速有效地处理，有利于在发生共同管辖问题时予盾的尽快解决。当然，如果该行政违法案件牵连了几个行政违法行为，也可以考虑“重吸收”的原则，由行政处罚较重的实施处罚，以解决重复处罚问题，必须指出，各在协商对行政违法案件的管辖权时，不管适用什么原则，一定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定，同时要以便于实施行政处罚，便于及时纠正行政违法行为，便于教育违法行为人为指导思想。当然，如果是因为对一些法律、法规规定有不同的理解，或者的确是体制上的问题无法确定应由谁来对该行政处罚案件实施管辖，就应当及时报请共同的上一级机关指定管辖，以免延误对行政违法安案件的处理。

[律师回复]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2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分阶段只能自行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起诉、审判阶段也都有权自行辩护。自行辩护是目前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重要的途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他们对是否实施了犯罪、如何实施的犯罪，以及犯罪的后果等情况最清楚，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会竭力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各种事实和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法律应当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代位权指的名词解释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代位权指的是如果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已负迟延责任又怠于行使其对第三债务人的权利时，债权人为保全其债权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权利的权利。可见，代位权人并非债务人的代理人，代位权也不是代理权。代理权人为被代理人的利益而为代理行为，则其正常代理活动的法律效果自然应当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而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增加债务人财产的效果，但债权人代债务人行使权利的初衷是旨在保护自己的债权不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对次债务人的权利而受损害，而不是单纯为了债务人的利益而行使此种权利。

[律师回复] 作为被告人孟某某的辩护人，我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已经发表过辩护词和质证意见，现针对补充侦查卷及补充公诉意见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及辩护词。
首先，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提交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主体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七条 “在审判过程中,对于需要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行收集证据和进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协助;也可以书面 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规定，在本案的审判过程中，要补充侦查的主体是商丘市人民检察院，而不是作为侦查机关的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同时辩护人也没有在卷中看见检察院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任何书面文件。但补充侦查卷的立卷单位和侦查人员全部是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补充侦查卷中看不到任何检察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此次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因此，此次补充侦查行为的主体没有侦查权，是严重违法行为。
其次，本案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行为严重违法甚至已构成犯罪。本案已经到了审判阶段，因此，如果法庭对已交的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或辩解有疑问或不清楚的完全可以传唤证人开庭重新展开庭审调查，但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审判阶段没有侦查权的情况下违法提审已处于审判阶段的四名被告人，并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重新询问证言已在法庭调查阶段质证过的部分证人，甚至包括曾经旁听过过法庭庭审的证人(还将证人旁听过庭审的事实堂而皇之的记录在笔录里)，侦查机关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看守所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其行为已经涉嫌构陷被告人、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不但不行使监督权，反而将侦查机关的所谓补充侦查卷当做证据提交给法院，则更是违法的。因此，辩护人认为此补充侦查卷的所有证据都是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建议法庭将此案卷转交人民检察院启动反渎职调查。
第三，本案补充侦查的程序和过程严重违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在现场询问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
1、除了现场询问和传唤到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外，对证人询问应该在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但本案补充侦查卷中新的证人询问地点大都是在三个酒店中，同时卷中也没有证明这三个酒店是证人们共同提出的;
2、 询问证人也不是个别进行，甚至在笔录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在2013年7月23日20时11分到2013年7月23日20时43分证人秦耀忠和证人李新民竟然同时在所谓侦查人员侯士勋、姚凯面前做笔录。
3、调查取证人员根本没有按照规定出示相关法律手续，在所有的调查笔录中，调查人员均只出示工作证件，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而不仅仅是出示工作证件，因此从这一点来讲也可以判断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是未经批准的私自调查行为，根本没有取得“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第四，针对辩护人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关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辩护意见，补充侦查卷特意调取了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同事也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母亲李新英和第一被告人的部分亲戚、朋友、邻居的证言，以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就很熟悉。但这些所谓的证人不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亲属就是朋友、邻居。在庭审辩论结束已经明确各被告人的观点和辩护人辩护意见的前提下，其证言的可信性极低，即使其证言本身也不符合事实，第一被告人蔺某某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小了整整一代，而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在1995年就离开原单位，当时第一被告人蔺子仅仅十一二岁，两人没有任何可以接触的环境，怎么可能能相互熟悉?再有一点，即使调查人员再调取100个证人也无法反驳的一个重要的证人证言，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辩护人提出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依据时有意没有提到的一个关键证人证言，就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父亲蔺建兴在2012年5月29日的证言：“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人，但没有来往”这一证据完全证明第一被告人的父母一辈也仅仅是知道有孟某某这个人，但没有来往，也就是不熟悉，那其他人证明能证明第一被告人和第四被告人很熟悉并知道对方名字呢?因此这些试图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熟悉并互相知道对方姓名的所谓证人证言不但程序违法，内容显然也是不真实的。
综上，公诉人将侦查主体、侦查行为、侦查程序严重违法甚至可能构成犯罪的所谓补充侦查卷作为补充侦查证据提交，既不能证明被告人孟某某犯有合同诈骗罪，同时其行为也是违法的。在此辩护人也提醒法庭注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一百九十八条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六条 “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者撤回起诉。”的规定，在此次延期审理过程中，以及补充侦查卷中，辩护人没有看到任何检察机关对本案延期审理的建议和恢复法庭审理的书面提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九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和第二百零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规定，本案审理期限以远远超过法定的最多三个月的审理期限，即使从第一次开庭到现在也已超过100多天，应当对被告人孟某某应当予以释放，如果法庭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被告人孟某某也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孟某某无罪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律师回复] 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特指派我担任被告人曹某某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人，依法履行职责。接受指派后我详细查阅了案件材料，对案件事实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请允许我代表曹某某对受害人的家属表示深深地歉意。现我根据本案事实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合议时采纳。
辩护人对被告人曹某某的犯罪事实和原判决认定的罪名没有异议，但请贵院在对被告人曹某某定罪量刑时充分考虑如下从轻处罚的情节和因素：
一、本案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第22条所提“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本案发生于邻里之间，直接起因是被告人曹某某家与被害人吴某某家因修路置换土地而发生的纠纷，致使相互之间产生了矛盾，才酿成悲剧。不管怎么样，被告人曹某某与被害人吴某某之间属于邻里关系，本案属于“恋爱、婚姻、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的性质不能被否定和改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对被告人曹某某应酌情从宽处罚。
二、本案被害人吴某某在本案的发生过程中具有重大过错，应当视为对被告人曹某某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
结合本案的事实，本案是基于被告人曹某某家和被害人吴某某家之间因修路置换土地而发生的纠纷引起的，在被告人曹某某发现自己种植的榆树苗被挖掉后怀疑是被害人吴某某所为，于是找吴某某说理，但不了遭到吴某某的打骂，激起了被告人曹某某更加不满的情绪，致使在双方扭打的过程中造成了悲剧，因此，被害人吴某某在本案的起因上具有重大过错，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对被告人曹某某酌情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曹某某认罪、悔罪态度良好。
从被告人曹某某归案至今，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破案件，且已经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对家人以及受害人家属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明确表示愿意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害，足以证明其认罪悔罪的态度良好。
四、被告人曹某某为人本分老实，平时无不良嗜好，表现一贯良好，且无前科，属于初犯。另一方面，被告人曹某某和被害人吴某某平时关系很好，只是由于双方在修路置换土地上发生了矛盾，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双方未能正确认识和解决矛盾，从而导致了今天的悲剧，尽管如此，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被告人曹某某良好的品行，其品格并无缺陷，非罪大恶极之人。
综上所述，为了贯彻慎杀、少杀的政策，根据刑法主客观相一致和罪行相适应的原则，被告人曹某某的犯罪行为尽管在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其并非十恶不赦之人，鉴于其具有上述从轻处罚的情节和因素，恳请贵院依法对被告人曹某某最大限度的从轻处罚，给其改过自新和重新做人的机会。
此致

[律师回复] 指定辩护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刑事法律援助的高级阶段，对规范和完善刑事司法活动具有积极作用，该制度在中国起步较晚，与国际公约及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中诸多国家规定的刑事法律援助标准差距很大，且任意性指定范围太广，未能充分体现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现代司法理念，现代法制对于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任何涉及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及如何处罚的审判，都必须给予他充分的辩护权，包括保障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范本 尊敬的审判长： ……辩护人接受委托以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案卷材料，又参加了刚才的法庭调查，对案情有了详尽的了解，现依法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首先，辩护人对书指控×××犯盗窃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是对书认定×××本次犯罪具备“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及盗窃数额的认定持有不同意见，具体如下： 第一，×××本次犯罪不属于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中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从×××本次犯罪的情节来看，其犯罪手段一般，被窃物品和被害人不具有特殊性，故×××的本次犯罪没有明显的特别严重的犯罪情节。公诉人指控×××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最主要因素在于认为×××属于累犯，实施盗窃的次数比较多。对此，辩护人认为，累犯和实施盗窃次数较多，都不能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我国刑法对于累犯的处理，有专门的规定，即应当从重处理，其含义是在本次犯罪的量刑范围内比照没有累犯的情节从重处罚。因此，刑法对于累犯因素的考虑是不能超越不考虑累犯情节而应当判处刑罚范围的。所以，公诉人把×××的累犯情节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使得×××的起刑点从三年以下直接跳跃至十年以上，这过分超越了×××应当获得的刑罚上限。这种认定，应该是违反了刑法三大原则之一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是不公正的。 如果累犯可以作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那么在××× 第二、三次犯罪的时候，其罪行已经构成了累犯，那么当时的审判法庭就应该认定他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而对其实施较长刑期的重刑。然而当时的审判法庭都没有因此认定××ד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都是严格依据当时×××的涉案情节，相对从重处罚的。可见，本次×××虽然再一次面临累犯的认定，但累犯这一条应该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无关。 另外，盗窃次数较多也不能作为认定“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据。因为，书指控×××盗窃多次，涉案金额也只不过一万出头。从此可见，盗窃多次的后果仅仅是金额累计刚好达到了构成犯罪的数额要求，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盗窃次数较多，那么盗窃金额很可能达不到追诉下限，也就不构成盗窃罪了。所以，如果×××盗窃次数较多的法律后果，仅仅是拼凑到了需要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一个金额。故明显不能将其作为判处重刑的依据。如果被告人一次盗窃得手一万多元判处三年以下，而每次盗窃只能偷到一点点财物，多次盗窃才偷到一万多元却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明显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更何况，书指控×××多次盗窃中有很多证据并不充分。 第二，书指控×××的多次犯罪中，有很多起缺乏必要的证据。辩护人认为，在被告人不承认的前提下，要证明被告人的盗窃罪行，仅凭借被害人的陈述、搜查笔录、被盗物品发票、物价鉴定书，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些证据只能证明被害人有失窃而被告人家里有被盗物品。虽然中国有古话叫作“捉贼要拿赃”，但是并不是在被告人家里找到被盗物品的，就能认定这些物品是被告人偷的。刑事审判的证据必须严密，证据锁链应当具有排他性。那么，被告人家里面搜查到赃物的，除了被告人偷窃以外，还存在被告人收赃或者捡到被盗物品等等其他可能性。要证明被告人就是盗窃者，至少还必须证明被告人确实到过失窃现场。故辩护人认为，书指控的失窃物品如果没有指纹鉴定和辨认笔录的，一概不能计算至盗窃金额之内。 第三，×××虽然多次犯罪，但是他无法犯罪泥潭中自拔，也有不可归责于他本人的一面，他也有值得同情和宽容的一面。据辩护人了解，×××身体很不健康，患有多种疾病，由于长期服刑，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病魔的折磨使得他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劳动能力而又要生存，也是×××一次又一次犯侵犯财产的罪行的一大原因。所以辩护人呼吁，对于×××这种多次改造均没有良好效果的，国家对他们不要仅考虑施以重刑，把他们逼上绝路，也应该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一下他们的最终出路，否则，×××恐怕永远不会改造好了，最可怕的结果将是病死在狱中。我想，这不应该是法治提倡的司法目标吧。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对于×××的定罪量刑，应该坚守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严格掌握对证据的把握，坚守疑罪从无的原则，证据环节缺失的坚决否定，最终在三年以下对×××量刑。 此致 ××××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