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辩护词辩护词

[律师回复] 您好，建议在涉嫌刑事犯罪 的时候最好聘请专业律师为自己辩护，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诉讼权利不被伤害，同时也可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

[律师回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作为本案被告人吴某的辩护人，参与了一审诉讼活动，现就本案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发表以下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参考：
辩护人总的辩护观点是：被告人吴某在该起案件中，既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具体理由如下：
1.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从本案事实看公司吸收公众存款，均是以的名义进行的，所筹集资金也属于公司所有。应依照刑法第31条和第176条第二款的规定，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部第一节第2项规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应当注意的是，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2
.从本案事实来看，三生公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公司成立前期与投资户签订种植承包合同。在这一阶段吴某是公司的司机，其职责就是为吴总开车，没有证据证明其协助其父亲进行公司的日常工作。二是自2006年3月份起，民生公司主要采用销售宫廷御酒的方式吸收资金。在此期间，吴某在公司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开车，其在营销策划部虽然有人叫他副经理，但没有正式的任命，在营销策划部也没有分管具体业务。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并非营销策划部的主管人员。对此公司员工何某、胡某及夏某等人证实：武某在营销部负责策划酒的业务，作出计划，由其他人实施。吴某主要是协助武某工作，还担任丁付启司机，有时也对公司工作提些意见。而武某也讲吴某：他挂个营销部副经理名，平时开个车好出去，至于给公司办什么事，我问不了，也不问，他也从不向我讲。他在营销部没有具体业务。因此，策划营销部的工作是由武某直接领导安排的，吴某对于策划营销部的既没有管理权，也没有对营销部进行过任何管理，当然不应对其营销行为承担直接责任。
3.在公司通过电子银行向客户的返款工作中，吴某起的作用很小，对其行为更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微机室操作人员何某、胡某证言，公司向客户返款的一般程序是：每月到返款给客户的时间，从输入微机的客户资料里列表计算出给每个客户返款多少钱，最后用打印机拉出这些表，交给刘某，由他审核以后，按表上的金额汇给客户，胡某负责电子银行。银行卡与密码由吴某和胡某保管，一开始放在吴某那，胡某需要时，就向吴某要，用后再给他，后来就放胡某那里了，刘某也保管过一两次。 由此可见，吴某虽然保管过银行卡和密码，但其并不具体负责主管决定返款的事。具体怎么返款，返款多少都是由策划部或者财政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公司总经理批准后施行，其对卡上的资金并没有支配权。银行卡由谁保管并不重要，并不能证明谁就是负责返款责任人。如果仅仅因为吴某保管银行卡就认为他就是返款的直接责任人，进而定罪，是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的。实际上，参与返款工作的人员很多，比如微机操作员等，也牵涉到多个工作环节。保管银行卡只是其中的环节之一，并不起决定作用。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返还钱款，虽然这种行为与吸收存款有密切联系，但应该注意到两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此时吸收存款已经完成，返款的行为客观上来说，是在为客户减少损失。
4.从职务级别上看，吴某属于公司的下层人员。其虽有策划部副经理之名，但他在民强公司主要是负责开车和办理公司内部的一些琐碎事务，就其在公司所处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来看，和公司一般员工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一没有与公司客户直接发生关系，二没有直接参与销售酒的计划制定和实施。策划营销部的工作是由孙辛武直接领导负责的。当然由于其和公司董事长丁付启是父子关系，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在一般员工眼里，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在目前的社会现状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本案涉案金额比较大，使不少家庭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但我们应该看到，吸收公众存款是民强公司的行为，起决策作用的是公司主要领导，吴某作为公司的一名职工，接受公司领导安排办理一些具体业务，也是情有可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部第一节第2项规定：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我们在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宽严适度，对于公司一般工作人员不能一概追究刑事责任。综上所述，被告人吴某在该起案件中，所起作用较小，参与的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其既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之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在合议案件时充分考虑。
此致
辩护人：

[律师回复] 你好，很高兴为你提供吸收公众存款罪辩护词，如下：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作为本案被告人吴某的辩护人，参与了一审诉讼活动，现就本案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发表以下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参考：
辩护人总的辩护观点是：被告人吴某在该起案件中，既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具体理由如下：
1.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从本案事实看，民生公司吸收公众存款，均是以阜阳市民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的，所筹集资金也属于公司所有。应依照刑法第31条和第176条第二款的规定，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部第一节第2项规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应当注意的是，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2
.从本案事实来看，三生公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公司成立前期与投资户签订种植承包合同。在这一阶段吴某是公司的司机，其职责就是为吴总开车，没有证据证明其协助其父亲进行公司的日常工作。二是自2006年3月份起，民生公司主要采用销售宫廷御酒的方式吸收资金。在此期间，吴某在公司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开车，其在营销策划部虽然有人叫他副经理，但没有正式的任命，在营销策划部也没有分管具体业务。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并非营销策划部的主管人员。对此公司员工何某、胡某及夏某等人证实：武某在营销部负责策划酒的业务，作出计划，由其他人实施。吴某主要是协助武某工作，还担任丁付启司机，有时也对公司工作提些意见。而武某也讲吴某：他挂个营销部副经理名，平时开个车好出去，至于给公司办什么事，我问不了，也不问，他也从不向我讲。他在营销部没有具体业务。因此，策划营销部的工作是由武某直接领导安排的，吴某对于策划营销部的既没有管理权，也没有对营销部进行过任何管理，当然不应对其营销行为承担直接责任。
3.在公司通过电子银行向客户的返款工作中，吴某起的作用很小，对其行为更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微机室操作人员何某、胡某证言，公司向客户返款的一般程序是：每月到返款给客户的时间，从输入微机的客户资料里列表计算出给每个客户返款多少钱，最后用打印机拉出这些表，交给刘某，由他审核以后，按表上的金额汇给客户，胡某负责电子银行。银行卡与密码由吴某和胡某保管，一开始放在吴某那，胡某需要时，就向吴某要，用后再给他，后来就放胡某那里了，刘某也保管过一两次。 由此可见，吴某虽然保管过银行卡和密码，但其并不具体负责主管决定返款的事。具体怎么返款，返款多少都是由策划部或者财政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公司总经理批准后施行，其对卡上的资金并没有支配权。银行卡由谁保管并不重要，并不能证明谁就是负责返款责任人。如果仅仅因为吴某保管银行卡就认为他就是返款的直接责任人，进而定罪，是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的。实际上，参与返款工作的人员很多，比如微机操作员等，也牵涉到多个工作环节。保管银行卡只是其中的环节之一，并不起决定作用。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返还钱款，虽然这种行为与吸收存款有密切联系，但应该注意到两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此时吸收存款已经完成，返款的行为客观上来说，是在为客户减少损失。
4.从职务级别上看，吴某属于公司的下层人员。其虽有策划部副经理之名，但他在民强公司主要是负责开车和办理公司内部的一些琐碎事务，就其在公司所处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来看，和公司一般员工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一没有与公司客户直接发生关系，二没有直接参与销售酒的计划制定和实施。策划营销部的工作是由孙辛武直接领导负责的。当然由于其和公司董事长丁付启是父子关系，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在一般员工眼里，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在目前的社会现状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本案涉案金额比较大，使不少家庭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但我们应该看到，吸收公众存款是民强公司的行为，起决策作用的是公司主要领导，吴某作为公司的一名职工，接受公司领导安排办理一些具体业务，也是情有可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部第一节第2项规定：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我们在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宽严适度，对于公司一般工作人员不能一概追究刑事责任。综上所述，被告人吴某在该起案件中，所起作用较小，参与的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其既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之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在合议案件时充分考虑。

[律师回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位和自然人都可以构成。自然人犯罪由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在单位犯罪案件中，除单位外，自然人如决策者、组织者、具体实施者也要承担刑事责任。两种情形中，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不同。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无罪辩护词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刑法必须以犯罪事实的真实性质为依据;集资诈骗辩护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如下;
1、侵犯的对象不同。本罪的对象是他人用于集资获利所交付的集资款，既可以表现为资金，又可以表现为财物；后罪的对象则是公众的存款，它只能表现为金钱的形式，并且只能以存款人用于存款而获取一定利息的形式出现。
2、犯罪客观行为的表现方式不同。本罪是以诈骗的方法高利放贷等生产或服务的经营活。3.侵犯的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双重客体，其既侵犯了国家有关集资的金融管理制度、而且亦会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可后罪侵犯的客体却是单一的，即为国家有关集资主要是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信贷管理制度。行为人出于营利之目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了经营，但由于经营不善或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了经营的亏损，即使无法给存款人还本付息，亦不能认定为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构成犯罪的，也只能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因此无法支付存款人的本息而造成存款人的经济损失，则作为一个量刑情节加以考虑。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被告人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大沧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的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为汪的辩护人。通过查阅分析研究案卷、会见被告人，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辩护人对于案情有了清楚、全面的了解，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案件性质：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位和自然人都可以构成。自然人犯罪由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在单位犯罪案件中，除单位外，自然人如决策者、组织者、具体实施者也要承担刑事责任。两种情形中，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不同，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程度也明显不同。所以，在一个单位和自然人都能构成犯罪的案件中，关键的前提问题是：案件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
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这是辩护人综合考虑本案总体情况得出的结论。
1、从形式上看，吸收存款和借款都是以安祥市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奇酒店公司”)的名义进行的。集资人都是向斯奇酒店公司(向斯奇汽车租赁公司集资的，与嫌疑人汪政智没有任何关系)提供钱款，集资人收到的是盖有“安祥市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和其法定代表人王佑印章的《收据》和《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服务合同》，所涉双方当事人为集资人和斯奇酒店公司。总之，接受资金的当事人为斯奇酒店公司这个在法律上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而不是自然人。
2、从实质上看，被告人的行为完全是为单位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本案吸收的资金全部用于斯奇酒店公司的经营活动。集资人的证言、斯奇汽车酒店现金会计项美的证言、集资人提供的斯奇汽车酒店出具的收据和《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服务合同》等证据一致反映的，也是公诉机关《书》认可的事实是：凡是汪政智参与吸收的集资款，都是由集资人与汪政智商定后，由集资人将款交给会计项美，项美开具相关手续(《收据》和《合同》)。项美是作为斯奇酒店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不是个人，收取前述钱款。收取钱款后，当然用于斯奇酒店公司的经营活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汪政智个人截取相关集资款。至于收取钱款后，其他人(如股东薛芝)取出款项，涉及的问题是酒店财务制度执行不严的问题，与汪政智没有关系，更不能成为认定该案为自然人犯罪的理由。
3、从行为实施的程序上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是斯奇酒店公司的股东决定的。通过发行卡发展会员而吸收存款，是两个股东王佑和薛芝以及薛宝商量决定后由汪政智具体实施的(汪政智2111年8月16日讯问笔录，侦查卷第二卷第21页)，符合“单位决策机构做出决策由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的单位犯罪的重要特征。
4、人民检察院的《书》也指出，群众申报的是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吸收的公众存款，而不是汪政智个人吸收的公众存款。
5、本案不属于“虽然以单位名义实施但是不属于单位犯罪而应以自然人犯罪论”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6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4号)，有三种情形，虽然与单位相关但是不以单位犯罪论而是以自然人犯罪论处：
(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实施犯罪的
(2)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
(3)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具有上述任何情形，所以不属于自然人犯罪，是单位犯罪。
此外，本案办理过程中，办案机关查封了公司的财产和被告人汪的个人财产，这表明办案机关认为本案是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如果是自然人犯罪汪个人犯罪，那么公司与本案无关，公司的财产不属于查封范围，办案机关查封公司的财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根据，该查封是违法行为，应当追究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办案机关采取的上述措施只能有一个合理解释：本案是公司实施的单位犯罪，汪作为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责任，所以办案机关才能查封公司的财产和被告人汪个人的财产。
所以，本案属于单位犯罪汪作为公司股东聘用的管理人员，对于其实施、参与的犯罪活动，以“直接责任人员”的身份，承担刑事责任。
二、汪承担责任的数额
书指控，汪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总额2784400元，支付利息506080元，集资余额2278320元。辩护人对此没有异议。
三、量刑建议
辩护人完全同意公诉人提出的建议(本案发生的背景是安祥市非法集资活动“如火如荼”之时吸收的存款完全用于公司的合法经营活动，汪没有用于个人消费，客观危害较小，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小涉案公司是家族企业，与相关企业资金往来随意所以应当酌情从轻处罚)。基于以上事实和刑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汪免予刑事处罚。

[律师回复] 对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是否立案侦查，取决于有没有涉嫌以下三种情形中的一种：
一是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上来看，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二是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户数上来看，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
三是从造成的经济损失上来看，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被告人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大沧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的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为汪的辩护人。通过查阅分析研究案卷、会见被告人，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辩护人对于案情有了清楚、全面的了解，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案件性质：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位和自然人都可以构成。自然人犯罪由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在单位犯罪案件中，除单位外，自然人如决策者、组织者、具体实施者也要承担刑事责任。两种情形中，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不同，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程度也明显不同。所以，在一个单位和自然人都能构成犯罪的案件中，关键的前提问题是：案件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
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这是辩护人综合考虑本案总体情况得出的结论。
1、从形式上看，吸收存款和借款都是以安祥市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奇酒店公司”)的名义进行的。集资人都是向斯奇酒店公司(向斯奇汽车租赁公司集资的，与嫌疑人汪政智没有任何关系)提供钱款，集资人收到的是盖有“安祥市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和其法定代表人王佑印章的《收据》和《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服务合同》，所涉双方当事人为集资人和斯奇酒店公司。总之，接受资金的当事人为斯奇酒店公司这个在法律上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而不是自然人。
2、从实质上看，被告人的行为完全是为单位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本案吸收的资金全部用于斯奇酒店公司的经营活动。集资人的证言、斯奇汽车酒店现金会计项美的证言、集资人提供的斯奇汽车酒店出具的收据和《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服务合同》等证据一致反映的，也是公诉机关《书》认可的事实是：凡是汪政智参与吸收的集资款，都是由集资人与汪政智商定后，由集资人将款交给会计项美，项美开具相关手续(《收据》和《合同》)。项美是作为斯奇酒店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不是个人，收取前述钱款。收取钱款后，当然用于斯奇酒店公司的经营活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汪政智个人截取相关集资款。至于收取钱款后，其他人(如股东薛芝)取出款项，涉及的问题是酒店财务制度执行不严的问题，与汪政智没有关系，更不能成为认定该案为自然人犯罪的理由。
3、从行为实施的程序上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是斯奇酒店公司的股东决定的。通过发行卡发展会员而吸收存款，是两个股东王佑和薛芝以及薛宝商量决定后由汪政智具体实施的(汪政智2111年8月16日讯问笔录，侦查卷第二卷第21页)，符合“单位决策机构做出决策由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的单位犯罪的重要特征。
4、人民检察院的《书》也指出，群众申报的是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吸收的公众存款，而不是汪政智个人吸收的公众存款。
5、本案不属于“虽然以单位名义实施但是不属于单位犯罪而应以自然人犯罪论”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6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4号)，有三种情形，虽然与单位相关但是不以单位犯罪论而是以自然人犯罪论处：
(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实施犯罪的
(2)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
(3)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具有上述任何情形，所以不属于自然人犯罪，是单位犯罪。
此外，本案办理过程中，办案机关查封了公司的财产和被告人汪的个人财产，这表明办案机关认为本案是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如果是自然人犯罪汪个人犯罪，那么公司与本案无关，公司的财产不属于查封范围，办案机关查封公司的财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根据，该查封是违法行为，应当追究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办案机关采取的上述措施只能有一个合理解释：本案是公司实施的单位犯罪，汪作为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责任，所以办案机关才能查封公司的财产和被告人汪个人的财产。
所以，本案属于单位犯罪汪作为公司股东聘用的管理人员，对于其实施、参与的犯罪活动，以“直接责任人员”的身份，承担刑事责任。
二、汪承担责任的数额
书指控，汪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总额2784400元，支付利息506080元，集资余额2278320元。辩护人对此没有异议。
三、量刑建议
辩护人完全同意公诉人提出的建议(本案发生的背景是安祥市非法集资活动“如火如荼”之时吸收的存款完全用于公司的合法经营活动，汪没有用于个人消费，客观危害较小，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小涉案公司是家族企业，与相关企业资金往来随意所以应当酌情从轻处罚)。基于以上事实和刑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汪免予刑事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当你在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轻辩护词应参考违法的构成要件（法益侵犯性）
1、行为主体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也可以构成本罪。
单位指各类非法金融机构以及各类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资金服务部、股金服务部、结算中心、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其业务范围仅限于成员单位的本、外币存款，不具有对外吸收公众存款的资质，其从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达到定罪标准，就构成犯罪。有论者认为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法人，实施的违法吸存行为，情节严重的，也能构成本罪，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行政犯，应当以行政法规作为立法与执法依据，而中国的行政法规仅将这些行为规定为行政违法，所以不能构成犯罪。
2、行为
本罪行为方面表现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以或者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所谓“公众”意即吸收存款对象的不特定性，指社会上大多数人。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存款包括个人存款和机构存款，所以公众包括法人。且本罪只要求行为针对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要求实际从社会上大多数人得到资金。但由于现代法人的发展，法人规模越来越大，其成员构成规模也越来越大，法人内部的特定对象也满足不特定性要件。所以笔者认为，关键问题是行为的性质是否金融业务活动。如果行为属金融业务活动，而对象又为特定少数人，则可以依刑法的“但书”出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个人或法人吸收公众存款，另一种是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法人采用违法的方法吸收存款。对于后者，依《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办理存款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
1、将存款用于帐外经营活动；
2、擅自提高利率或者变相提高利率，吸收存款；
3、明知或者应知是单位资金，而允许以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
4、擅自开办新的存款业务种类；
5、吸收存款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客户范围、期限和最低限额；
6、违反规定为客户多头开立帐户；
7、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存款行为。
其中第1项将帐外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时才构成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后几项行为行政法规中也没有被规定为犯罪，不宜作为犯罪。所以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法人采用违法的方法吸收存款不构成本罪。只有不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能够构成本罪。
目前存在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形式很多，如利用非法成立的类似于金融机构的组织吸收存款，典型的包括抬会、地下钱庄、地下投资公司等。一些合法的组织也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如各类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资金服务部、股金服务部、结算中心、投资公司等。对这些组织上从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以本罪论处。
金融活动表现为资金的流动，因此对金融秩序的扰乱也表现为量化的标准。需要说明的是，“扰乱金融秩序”，既可以作为本罪的社会危害性量化的标尺，同时也是对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性质的说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本质正是一种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3、行为对象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公众存款。
所谓存款是指存款人将资金存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向存款人支付利息的一种经济活动。
所谓公众存款是指存款人是不特定的群体，如果存款人只是少数个人或者是特定的，不能认为是公众存款。
4、结果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结果是扰乱国家的金融信贷秩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金融交易主体之间形成复杂的金融关系，金融关系的有机整体就是金融秩序。金融关系包括：金融交易关系，金融管理关系，金融机构的内部关系，金融管理关系是指国家金融主管机关对金融业进行监管和宏观调控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它是一种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即纵向金融关系。金融秩序由金融管理秩序、金融交易秩序和金融机构内部秩序三个有机统一的方面结合而成，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保证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向，保护广大公众的利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不仅侵犯了金融储蓄的管理秩序，而且由于因为金融储蓄是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对储蓄管理秩序的侵犯必将侵犯整个金融信贷秩序。所以本罪的结果是扰乱了国家的金融信贷秩序。
（二）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观）
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并且只能是直接故意。但行为人不能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律师回复] 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成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 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其辩护人，经过会见被告人、约见证人、庭审、质证，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所指控被告人 所涉嫌的罪名，存在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情况，理由如下：
一、本案关于被告人 有罪的几个主要证据均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
1、关于 公安局 分局交通支队出具的第 号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如下问题：
第
一、关于交通事故基本事实部分：
第
二、交通事故形成的原因分析错误：
第
三、适用法律错误：
《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5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逃逸是交通事故发生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2、关于证人证言真实性存在如下问题：
3、关于 公安局 分局法医检验鉴定所出具的尸体检验鉴定书，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
其次，
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驾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1、从主观方面看：被告人主观上既无故意也无过失
2、从客观方面看：被告人客观上无违法行为
3、从因果关系方面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害人死亡系被告人驾车拖带所致
根据我国《刑法》133条规定，交通肇事罪系过失犯罪，结果犯罪。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驾车辆与受害人接触致死的结果。也就是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三、本案的其他主要情节
1、 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人主动报案
2、 被告人表现一惯良好，无违法违纪行为
3、 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人积极对受害人家属进行民事赔偿
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结合本案证据及具体情节，查明舍取。
辩护人： 律师事务所
律师：
上面是一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辩护词模板，你可以参考一下。

[律师回复] 对于律师怎样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辩护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被告人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大沧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的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为汪的辩护人。通过查阅分析研究案卷、会见被告人，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辩护人对于案情有了清楚、全面的了解，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案件性质：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位和自然人都可以构成。自然人犯罪由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在单位犯罪案件中，除单位外，自然人如决策者、组织者、具体实施者也要承担刑事责任。两种情形中，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不同，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程度也明显不同。所以，在一个单位和自然人都能构成犯罪的案件中，关键的前提问题是：案件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
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这是辩护人综合考虑本案总体情况得出的结论。
1、从形式上看，吸收存款和借款都是以安祥市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奇酒店公司”)的名义进行的。集资人都是向斯奇酒店公司(向斯奇汽车租赁公司集资的，与嫌疑人汪政智没有任何关系)提供钱款，集资人收到的是盖有“安祥市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和其法定代表人王佑印章的《收据》和《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服务合同》，所涉双方当事人为集资人和斯奇酒店公司。总之，接受资金的当事人为斯奇酒店公司这个在法律上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而不是自然人。
2、从实质上看，被告人的行为完全是为单位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本案吸收的资金全部用于斯奇酒店公司的经营活动。集资人的证言、斯奇汽车酒店现金会计项美的证言、集资人提供的斯奇汽车酒店出具的收据和《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服务合同》等证据一致反映的，也是公诉机关《书》认可的事实是：凡是汪政智参与吸收的集资款，都是由集资人与汪政智商定后，由集资人将款交给会计项美，项美开具相关手续(《收据》和《合同》)。项美是作为斯奇酒店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不是个人，收取前述钱款。收取钱款后，当然用于斯奇酒店公司的经营活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汪政智个人截取相关集资款。至于收取钱款后，其他人(如股东薛芝)取出款项，涉及的问题是酒店财务制度执行不严的问题，与汪政智没有关系，更不能成为认定该案为自然人犯罪的理由。
3、从行为实施的程序上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是斯奇酒店公司的股东决定的。通过发行卡发展会员而吸收存款，是两个股东王佑和薛芝以及薛宝商量决定后由汪政智具体实施的(汪政智2111年8月16日讯问笔录，侦查卷第二卷第21页)，符合“单位决策机构做出决策由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的单位犯罪的重要特征。
4、人民检察院的《书》也指出，群众申报的是斯奇汽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吸收的公众存款，而不是汪政智个人吸收的公众存款。
5、本案不属于“虽然以单位名义实施但是不属于单位犯罪而应以自然人犯罪论”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6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4号)，有三种情形，虽然与单位相关但是不以单位犯罪论而是以自然人犯罪论处：
(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实施犯罪的;
(2)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
(3)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具有上述任何情形，所以不属于自然人犯罪，是单位犯罪。
此外，本案办理过程中，办案机关查封了公司的财产和被告人汪的个人财产，这表明办案机关认为本案是单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如果是自然人犯罪汪个人犯罪，那么公司与本案无关，公司的财产不属于查封范围，办案机关查封公司的财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根据，该查封是违法行为，应当追究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办案机关采取的上述措施只能有一个合理解释：本案是公司实施的单位犯罪，汪作为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责任，所以办案机关才能查封公司的财产和被告人汪个人的财产。
所以，本案属于单位犯罪;汪作为公司股东聘用的管理人员，对于其实施、参与的犯罪活动，以“直接责任人员”的身份，承担刑事责任。
二、汪承担责任的数额
书指控，汪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总额2784400元，支付利息506080元，集资余额2278320元。辩护人对此没有异议。
三、量刑建议
辩护人完全同意公诉人提出的建议(本案发生的背景是安祥市非法集资活动“如火如荼”之时;吸收的存款完全用于公司的合法经营活动，汪没有用于个人消费，客观危害较小，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小;涉案公司是家族企业，与相关企业资金往来随意所以应当酌情从轻处罚)。基于以上事实和刑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汪免予刑事处罚。

[律师回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176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0.12.13）第1条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亲属和其本人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第二被告王的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职责，承担辩护任务。 　　签于本案的立案背景和社会反响，经过详细翻阅案卷，认真会见被告以及上次和今天两次参加庭审所掌握的情况，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王犯有票据诈骗罪的事实不清和证据不足。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王介绍Ａ和Ｂ认识是出于请教专业知识的需要，并非起诉书所指帮助Ａ物色可以实施犯罪的单位。从被告人王、Ａ）和Ｂ的在公安机关的口述可以互相印证说明，被告人王是在2007年3月以前，因Ａ需要了解公司增资扩股的操作程序知识，被告人王才介绍他和某某公司财务总监Ｂ认识的，当时他们的见面也确实只是讨论有关公司扩股验资方面的事情，互相还交换了名片，并没有谈及Ａ借用某某公司任何款项的问题。Ａ是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Ｂ是某某公司的财务总监，以后Ａ和Ｂ之间的互相接触或电话联系商谈借用资金的问题应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业务联系。被告人王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当然无权干涉。
二、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资料是Ｂ主动交给Ａ的，与被告人王无关。从上次庭审中公诉人对被告人Ａ和王的讯问以及Ａ的口供中可以证明，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资料是Ｂ打电话给Ａ联系好后，由Ｂ主动交付给Ａ的，Ｂ之所以通知被告人王，是因为他要告诉被告人王资料在Ａ那里，要求王从Ａ处领取并且帮助他为某某公司在某某银行市南支行开户。Ｂ交付开户资料给Ａ时被告人王在外地出差，根本就不在青岛，她接到Ｂ的电话后，只不过出于工作上的责任心帮助Ｂ再次和Ａ联系了一次。根据证人某某公司法人代表徐柏平的证言，某某公司财务总监Ｂ具有500万元资金的调配权限。根据Ａ单独在公安机面前作出的口供可以证明，Ａ是在和Ｂ就借用某某公司500万元款项的利息达成了约定后，Ｂ才将银行开户资料主动送交Ａ手下人员的。
三、Ａ私自刻制某某公司的印章、更换某某公司开户印鉴的过程被告人王既没参与也不知情。在庭审中Ａ和王的陈述以及吴明生等证人的证言均一致证明，Ａ在拿到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资料后私自派人偷刻了某某公司的法人章和财务转用章，并且调换了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印鉴。对于这一点，根据Ａ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口供可以证明Ｂ对他的行为是明知的，并且心照不宣。而被告人王对此当时是一无所知，并且她在事后得知Ａ更换了某某公司的印鉴后也及时告诉了某某公司财务总监Ｂ。这也充分证明了被告人王并没有和Ａ共谋伪造某某公司印章的事实。
四、Ａ动用某某公司500万元存款是他本人和Ｂ达成一直意见的结果，被告人王在印鉴核对无误后没有理由拒绝出票划款。通过庭审已经查明，2007年7月底，Ａ要求被告人王从某某公司的帐户中划出500万元出具本票一事，是Ａ和Ｂ已经说好的事情，被告人王作为银行工作人员没有理由对符合印鉴的提款请求予以拒绝，况且Ａ和王说Ｂ知道并且同意这样操作。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在本案中既没有非法占有青岛某某经济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某某公司）的动机和故意，也没有参与或共谋伪造某某公司的印章骗取某某公司的500万元款项，更没有从中取得任何回扣或好处费，其在印鉴比对无误的情况下出具的本票符合银行业务规则和操作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票据诈骗罪的规定，因此青岛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关于指控被告人犯票据王诈骗罪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王进行无罪释放。本辩护意见暂且到此。谢谢！ 此致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某某 某某律师事务所律以上就是根据规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无罪辩护的回答。

[律师回复] 律师事务所除提供以下三大类服务项目仍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外，其他服务收费全部放开：
一是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
二是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
三是担任公民请求国家赔偿案件的代理人。
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
【计件收费】
(一)代理刑事诉讼案件
1.刑事诉讼案件分阶段收费：
(1)侦查阶段1200-8000元/件
(2)审查起诉阶段1200-8000元/件
(3)审判阶段1200-15000元/件
2.担任刑事自诉案件被告人的代理人或刑事案件被害人代理人的，按上述标准酌减收费。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参照代理民事诉讼案件的标准收费。
(二)代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案件
1.不涉及财产关系或争议标的在10万元(含10万元)以下的，每件收取基本代理费1000-8000元;
2.涉及10万元以上财产关系的，除收取基本代理费外，另按争议标的大小，分段累计收费：
10万元以上—50万元部分(含50万元)4-6%
50万元以上—100万元部分(含100万元)3-5%
100万元以上—500万元部分(含500万元)2-4%
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部分(含1000万元)1-3%
1000万元以上1-2%
(三)代理刑事、民事、行政二审、重审和再审案件、刑事死刑复核案件的，执行一审收费标准;但代理一审后再代理二审、或代理二审后再代理重审、或代理一审、二审后再代理再审的，按一审标准酌减收费。
【计时收费】
律师办理上述法律事务，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计时收费，具体标准：
(一)每小时60—1200元，不足1小时超过30分钟的，按1小时计算;不足30分钟的，不收费。
(二)计算工作时间是律师办理法律事务的有效工作时间，包括接待委托人法律咨询，向委托人了解案情、调查取证、查阅案卷、起草诉讼文书和法律文件，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庭应诉、参与调解和谈判，代办各类手续以及办理其他相关法律事务的时间。具体如何计算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律师在办理法律事务时，花费在旅途上(包括在同一城市内)的时间，以一半计时。
【风险代理收费】
风险代理收费是指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时，服务报酬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应实现的目标、效果和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时间、比例、条件等先行约定，达到约定条件的，按约定支付费用;不能实现约定的，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专门的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时限、收费数额或比例。合同中应当载明已告知委托人政府指导价。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

[律师回复] 找律师一般是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还有就是各个地方的经济水平来进行收费的，请律师涉及到的费用有常规收费、包干收费和风险收费。律师收费也就有一审收费、二审收费、执行程序收费三个阶段。
风险收费是指在执行到判决、调解、和解的款项之前，只收取较少的费用，待胜诉或执行到款项后再收取较高的费用。收费标准为前期费用大约为2000-10000，胜诉后为胜诉或执行到金额的10-30%。

[律师回复] 辩护词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根据事实和法律所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部分地或全部地对控诉的内容进行申述、辩解、反驳控诉，以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提出应当减轻、甚至免除刑事责任的文书。无罪辩护是指被告人和其辩护律师在庭审中为被告人作无罪的辩解。无罪辩护不容易，只有证据充分了，辩护才有保障，才能从根本上否定了检控方的事实和理由，使辩护律师的无罪意见被法官采纳。因此，除了在辩护词中明确指出被告无罪的意见、写明无罪的事实和情节外，更重要的是提供确实充分的无罪证据，结合有关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进行论证和阐明。特别是在法庭辩论阶段，针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应用已经收集的证据进行有力反驳。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