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的特征是什么?

[律师回复] 1、行为人主观上都存在过错或恶意，其行为均具有违法性。
2、行为人均以侵占他人财产或获取非法利益或使他人受害为追求目的。
3、行为人都以民事诉讼的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手段具有隐蔽性。
4、行为人非法目的的实现都有赖于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诉讼的合法外衣被行为人恶意利用。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有共同的
1、行为人主观上都存在过错或恶意，其行为均具有违法性。
2、行为人均以侵占他人财产或获取非法利益或使他人受害为追求目的。
3、行为人都以民事诉讼的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手段具有隐蔽性。
4、行为人非法目的的实现都有赖于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诉讼的合法外衣被行为人恶意利用。但两者又有各自的特征：⑴虚假诉讼的参与主体为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恶意诉讼的主体通常仅为一方当事人。⑵虚假诉讼具有合谋性和非对抗性。虚假诉讼是原、被告双方恶意串通，欺骗和法官，获取非法利益，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对抗性，即便有，也是“虚假”的对抗，已达到迷惑和法官的目的;恶意诉讼一般是单方的恶意诉讼行为，不存在双方合谋的情形，因而仍具有对抗性。⑶侵害的对象不同。虚假诉讼行为人侵害的是第三者的合法权益，而不是诉讼相对方的权益。因为虚假诉讼的合谋者，是非法利益的共同体，其侵害的对象不可能是相对方，只能是第三者。而恶意诉讼侵害的对象通常仅限于诉讼相对方，而不会是第三人。⑷虚假诉讼的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民事法律关系，因为他的主体、事实、证据纯粹是子虚乌有;而恶意诉讼原、被告之间可以存在真实的民事法律关系，属于滥用诉讼权利的一类。虚假诉讼往往能轻易得逞，关键的原因不是法官愚钝和无能，而是缺少一个机制和程序能够对虚假诉讼进行有效地审查，使得法官无所适从。实践中，法官往往能明显觉察到虚假诉讼者的种种反常举动和现象，有的甚至能够在心里形成确信。但由于司法权在民事诉讼领域的被动性和虚假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合谋性，按照一般审查程序，法官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查实虚假诉讼案的真相。而法官往往又不希望案件因过分的拖延遭致批评，无奈之下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虚假诉讼案一判了之。这种状况的出现不能仅归责于法官的能力，关键原因是缺少一个能使法官的能力得以施展和发挥的机制和程序。因此，打击虚假诉讼，当务之急应建立虚假诉讼案的识破机制和审查程序。

[律师回复] 利用社会知名人士行骗，等等、侵犯的客体不同、二是客观方面不同。前者是采用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的特定手段，而后者则是采用隐瞒真象和虚构事实的欺骗方法；3。包括对商品的性质虚假广告罪的主要特征是。
（四）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如果情节尚属一般不应以犯罪论处，即明知是不真实的广告而故意作虚假宣传。过失不构成本罪。行为人一般都具有营利目的，符合规定要求，禁止制作、证件行骗；挂靠知名企业及有关单位行骗；利用具有一定权威的报刊、广播。
（三）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三是犯罪主体不同。前者是广告主。虚假广告的欺诈手段包括。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存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带有欺诈内容的宣传、传播虚假广告。本罪侵犯的正是上述管理制度。
（二）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广告管理法规，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生产者，而后者则是一般主体：
（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广告经营的管理制度。犯罪对象是广告、电视等传播媒体行骗、生产日期、有效期、售后服务，可以适用民事或者行政处罚措施。
（二）正确区分虚假广告罪与诈骗罪的界限，是指为广告主或者广告主委托的广告经营者发布广告的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代理服务的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但其他目的动机不影响本罪成立。虚假广告罪该如何认定关于虚假广告罪的认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属于情节严重则构成犯罪，只能由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构成。所谓广告主、产地、用途。广告经营管理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管理活动。依照有关规定：利用虚假的证明，是指为推销商品或提供服务，自行或委托他人设计、制作，以及对服务的内容、形式。前者侵犯的是广告市场管理制度和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后者则是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2。所谓广告发布者、质量、价格等做不真实的。虚假广告罪与诈骗罪的主要区别在于：1、发布广告的经济组织或个人。所谓广告经营者，是指受委托提供广告设计、制作，任何广告经营者必须经过专门的注册审批登记。传播广告必须经过一定审查：
（一）区分的关键看利用虚假广告欺骗用户和消费者的行为是否情节严重、质量、价格。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后就存在广告，广告的种类很多。本罪所指的广告特指商品经济广告。即广告主体借用传导媒体向公众传递商品和劳务信息，引起消费者注意，并试图说服其购买或使用的公开宣传活动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真债权假合同。银行在转让债权时，债权是真实存在的，但因借款合同等手续欠缺而伪造合同等借款手续。受让人行使权利时，债务人不予认可，或即使银行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真实存在的，受让人以与转让的合同非同一笔债权之由而要求银行承担责任而形成纠纷。 虚假债权转让有哪些类型 主要有;剥离前已受清偿、剥离前变现抵押物或扣押物、真债权假合同、新贷还旧贷、法律上不能、转让后银行又接受债务人清偿而产生的纠纷。 从目前出现的虚假债权转让纠纷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1)剥离前已受清偿。剥离前债务人确已向银行全部或部分履行，在某种情况下，如已执行，但由于银行自身的失误未能核销，以致将本已受清偿的债权转让。受让人发现后形成纠纷。 (2)剥离前变现抵押物或扣押物。债权设定有抵押权，或债务人同意以物抵债，银行通过对物的处置变现实现了部分债权。仅如此，与第1种类型并无不同，实践中的情况是：由于银行在变现时，大多与债务人未再订立合同，故受让人往往并不按银行实际变现数额来请求，而是按抵押物所担保的全部债权来认定虚假债权数额。在债务人同意以物抵债的情况下，受让人则主张银行接受了以物抵债，如未明确约定按变现价值确定抵债数额，则应视为是对全部债之冲抵。双方就此意见分歧引起纠纷。 (3)真债权假合同。银行在转让债权时，债权是真实存在的，但因借款合同等手续欠缺而伪造合同等借款手续。受让人行使权利时，债务人不予认可，或即使银行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真实存在的，受让人以与转让的合同非同一笔债权之由而要求银行承担责任而形成纠纷。 (4)新贷还旧贷。银行已通过新贷还旧贷的方式变更合同，但转让时失误将旧贷手续作为债权依据交付，或旧贷手续本不规范，在审计检查活动中为掩盖不规范贷款，自行划转资金还旧贷，但未订立新的合同，转让时仍将原手续作为债权依据。受让人受让债权后，以手续所表明的债权已清偿之由对银行提讼。 (5)法律上不能。债权转让前，因银行原因造成债权难以实现，但转让时未明确说明。受让人以银行未尽义务之由要求银行承担责任。 (6)转让后银行又接受债务人清偿而产生的纠纷。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1、通谋虚假离婚的特征
通谋虚假离婚与被欺诈离婚不同。被欺诈离婚是一方被另一方欺诈而离婚。通谋虚假的离婚，是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合谋串通，骗取离婚登记的行为，欺诈的对象是婚姻管理机关。通谋虚假离婚的双方相互之间不存在欺骗与被欺骗问题。因而，通谋虚假离婚有如下特征：
(1) 假离婚中一切预谋都是夫妻共同策划而定，主体是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有共同通谋。
(2) 当事人双方离异时，夫妻感情正常或未完全破裂，因而离婚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愿，而是双方共同虚假的意思表示。
(3) 双方的真实动机不是离婚，离婚只是一种手段，即通过暂时的离婚这种手段实现其他目的。如回城、进城、给子女办转户口、多生子女、多分房屋、多享受福利补贴(如暖气、煤气补贴)、逃避债务;等等。
(4) 双方离婚只是形式上的或暂时性的，实质上并没有永久性解除夫妻关系。因而，通谋虚假离婚，一般在离婚后，双方是“貌离神合”，保持来往，期待的目的达到或条件成熟后，随时准备复婚。
(5) 假离婚的结果并不具有唯一性，时有“弄假成真”的相反结果发生。在一般情况下，假离婚的目的实现后，双方当事人能够如愿以偿，按期复婚;但也有少数当事人，假离婚后一方中途变卦，违反假离婚约定，不愿复婚或已与他人再婚，弄假成真。
2、夫妻双方通谋虚假离婚的效力认定
通谋虚假离婚应为有效，理由如下：
一是离婚登记的形式审查决定通谋虚假离婚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的，发给离婚证。”因而，我国对协议离婚采形式审查主义，不涉及离婚原因，此是婚姻自由在离婚问题上的体现。只要双方当事人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并在对财产和子女适当处理的离婚协议上签字，即发生离婚的效力。至于当事人离婚的原因，是否是为特定目的而假离婚，则婚姻登记机关无须也不可能查明，因而对离婚效力不产生影响。
二是离婚登记的公示公信力决定通谋假离婚有效。离婚登记是法定的公示方式，具有对世效力，基于“禁反言”理论和婚姻秩序的安全和稳定，当事人通谋向婚姻登记机关为离婚的意思表示，一旦登记机关准其离婚，则离婚即为有效，当事人不得任意撤销，否则就造成身份关系的不稳定。
三是诚信原则使然。当事人双方通谋为虚伪表示，骗取离婚证本身即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违法行为，在其权利受损，又诉诸法律要求确认其违法行为无效时，实质是将其自身违法行为的风险转嫁，让司法为其不法行为的不利后果埋单。司法实践确认双方通谋虚伪表示的离婚协议有效，一方面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彰显，另一方面是对其通谋虚伪表示行为的惩罚，借以警示教育公众，不能将离婚工具化，为达到特定目的以身犯险。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通谋虚假离婚具有什么特征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1、通谋虚假离婚的特征
通谋虚假离婚与被欺诈离婚不同。被欺诈离婚是一方被另一方欺诈而离婚。通谋虚假的离婚，是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合谋串通，骗取离婚登记的行为，欺诈的对象是婚姻管理机关。通谋虚假离婚的双方相互之间不存在欺骗与被欺骗问题。因而，通谋虚假离婚有如下特征：
(1) 假离婚中一切预谋都是夫妻共同策划而定，主体是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有共同通谋。
(2) 当事人双方离异时，夫妻感情正常或未完全破裂，因而离婚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愿，而是双方共同虚假的意思表示。
(3) 双方的真实动机不是离婚，离婚只是一种手段，即通过暂时的离婚这种手段实现其他目的。如回城、进城、给子女办转户口、多生子女、多分房屋、多享受福利补贴(如暖气、煤气补贴)、逃避债务;等等。
(4) 双方离婚只是形式上的或暂时性的，实质上并没有永久性解除夫妻关系。因而，通谋虚假离婚，一般在离婚后，双方是“貌离神合”，保持来往，期待的目的达到或条件成熟后，随时准备复婚。
(5) 假离婚的结果并不具有唯一性，时有“弄假成真”的相反结果发生。在一般情况下，假离婚的目的实现后，双方当事人能够如愿以偿，按期复婚;但也有少数当事人，假离婚后一方中途变卦，违反假离婚约定，不愿复婚或已与他人再婚，弄假成真。
2、夫妻双方通谋虚假离婚的效力认定
通谋虚假离婚应为有效，理由如下：
一是离婚登记的形式审查决定通谋虚假离婚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的，发给离婚证。”因而，我国对协议离婚采形式审查主义，不涉及离婚原因，此是婚姻自由在离婚问题上的体现。只要双方当事人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并在对财产和子女适当处理的离婚协议上签字，即发生离婚的效力。至于当事人离婚的原因，是否是为特定目的而假离婚，则婚姻登记机关无须也不可能查明，因而对离婚效力不产生影响。
二是离婚登记的公示公信力决定通谋假离婚有效。离婚登记是法定的公示方式，具有对世效力，基于“禁反言”理论和婚姻秩序的安全和稳定，当事人通谋向婚姻登记机关为离婚的意思表示，一旦登记机关准其离婚，则离婚即为有效，当事人不得任意撤销，否则就造成身份关系的不稳定。
三是诚信原则使然。当事人双方通谋为虚伪表示，骗取离婚证本身即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违法行为，在其权利受损，又诉诸法律要求确认其违法行为无效时，实质是将其自身违法行为的风险转嫁，让司法为其不法行为的不利后果埋单。司法实践确认双方通谋虚伪表示的离婚协议有效，一方面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彰显，另一方面是对其通谋虚伪表示行为的惩罚，借以警示教育公众，不能将离婚工具化，为达到特定目的以身犯险。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⑴虚假诉讼的参与主体为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恶意诉讼的主体通常仅为一方当事人。
⑵虚假诉讼具有合谋性和非对抗性。虚假诉讼是原、被告双方恶意串通，欺骗法院和法官，获取非法利益，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对抗性，即便有，也是“虚假”的对抗，已达到迷惑法院和法官的目的；恶意诉讼一般是单方的恶意诉讼行为，不存在双方合谋的情形，因而仍具有对抗性。
⑶侵害的对象不同。虚假诉讼行为人侵害的是第三者的合法权益，而不是诉讼相对方的权益。因为虚假诉讼的合谋者，是非法利益的共同体，其侵害的对象不可能是相对方，只能是第三者。而恶意诉讼侵害的对象通常仅限于诉讼相对方，而不会是第三人。
⑷虚假诉讼的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民事法律关系，因为它起诉的主体、事实、证据纯粹是子虚乌有；而恶意诉讼原、被告之间可以存在真实的民事法律关系，属于滥用诉讼权利的一类。

[律师回复] 利用社会知名人士行骗，等等、侵犯的客体不同、二是客观方面不同。前者是采用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的特定手段，而后者则是采用隐瞒真象和虚构事实的欺骗方法；3。包括对商品的性质虚假广告罪的主要特征是。
（四）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如果情节尚属一般不应以犯罪论处，即明知是不真实的广告而故意作虚假宣传。过失不构成本罪。行为人一般都具有营利目的，符合规定要求，禁止制作、证件行骗；挂靠知名企业及有关单位行骗；利用具有一定权威的报刊、广播。
（三）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三是犯罪主体不同。前者是广告主。虚假广告的欺诈手段包括。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存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带有欺诈内容的宣传、传播虚假广告。本罪侵犯的正是上述管理制度。
（二）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广告管理法规，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生产者，而后者则是一般主体：
（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广告经营的管理制度。犯罪对象是广告、电视等传播媒体行骗、生产日期、有效期、售后服务，可以适用民事或者行政处罚措施。
（二）正确区分虚假广告罪与诈骗罪的界限，是指为广告主或者广告主委托的广告经营者发布广告的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代理服务的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但其他目的动机不影响本罪成立。虚假广告罪该如何认定关于虚假广告罪的认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属于情节严重则构成犯罪，只能由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构成。所谓广告主、产地、用途。广告经营管理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管理活动。依照有关规定：利用虚假的证明，是指为推销商品或提供服务，自行或委托他人设计、制作，以及对服务的内容、形式。前者侵犯的是广告市场管理制度和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后者则是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2。所谓广告发布者、质量、价格等做不真实的。虚假广告罪与诈骗罪的主要区别在于：1、发布广告的经济组织或个人。所谓广告经营者，是指受委托提供广告设计、制作，任何广告经营者必须经过专门的注册审批登记。传播广告必须经过一定审查：
（一）区分的关键看利用虚假广告欺骗用户和消费者的行为是否情节严重、质量、价格。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后就存在广告，广告的种类很多。本罪所指的广告特指商品经济广告。即广告主体借用传导媒体向公众传递商品和劳务信息，引起消费者注意，并试图说服其购买或使用的公开宣传活动

[律师回复]
(一)虚假破产罪的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公司、企业的破产制度和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的合法权益。破产制度主要是指国家破产法所保护的破产秩序;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则主要是指财产权利。
　　
(二)虚假破产罪的客观方面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公司、企业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假债务或者以其他方式转移财产、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严重损害债权人和其他人利益的行为。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必须实施了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务或其他转移财产、处分财产的行为。隐匿财产，是指将公司、企业的资金、设备、产品、货物等财产全部或部分予以隐瞒、转移、藏匿。承担虚构的债务是指：捏造、承认不真实或不存在的债务。“其他转移、处分私分财产”，是指，《破产法》第三十五所规定的私分或者无偿转让财产、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以及放弃自己的债权等等行为。行为人只要实施了上述情形中任何一种转移或处分财产的行为，就符合了这一客观的行为要件。二是必须实施了虚假破产。即是债务人在未发生破产原因的情况下，通过抽逃、隐匿或转移财产等手段，虚构伪造破产原因，申请宣告破产，以逃避债权人的追索，从而侵占他人财产的行为。这里的虚假破产是指，企业未达到破产界限，伪造破产原因，申请破产，而非真实破产。三是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和其他人的利益。即必须是给债权人和其他人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行为，才构成本罪。这里的债权人是指因公司、企业举债而与公司、企业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金融机构、公司、企业债券持有人以及经济合同中享有债权的人等，“其他人”是指公司、企业的职工、国家税收部门等等。以上三个客观方面的要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三)虚假破产罪的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可以由任何公司、企业构成。即根据《破产法》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具备法人资格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联营企业和私人企业等都符合。
　　
(四)虚假破产罪的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体构罪要件。但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只是犯罪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由故意构成。行为人必须具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直接故事。过失不构成本罪。在本罪的犯罪动机和目的方面往往是为了逃债。但犯罪目的和动机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律师回复] 你现在是什么情况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通谋虚假离婚具包含哪些特征问题解答如下,
1、通谋虚假离婚的特征
通谋虚假离婚与被欺诈离婚不同。被欺诈离婚是一方被另一方欺诈而离婚。通谋虚假的离婚，是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合谋串通，骗取离婚登记的行为，欺诈的对象是婚姻管理机关。通谋虚假离婚的双方相互之间不存在欺骗与被欺骗问题。因而，通谋虚假离婚有如下特征：
(1) 假离婚中一切预谋都是夫妻共同策划而定，主体是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有共同通谋。
(2) 当事人双方离异时，夫妻感情正常或未完全破裂，因而离婚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愿，而是双方共同虚假的意思表示。
(3) 双方的真实动机不是离婚，离婚只是一种手段，即通过暂时的离婚这种手段实现其他目的。如回城、进城、给子女办转户口、多生子女、多分房屋、多享受福利补贴(如暖气、煤气补贴)、逃避债务;等等。
(4) 双方离婚只是形式上的或暂时性的，实质上并没有永久性解除夫妻关系。因而，通谋虚假离婚，一般在离婚后，双方是“貌离神合”，保持来往，期待的目的达到或条件成熟后，随时准备复婚。
(5) 假离婚的结果并不具有唯一性，时有“弄假成真”的相反结果发生。在一般情况下，假离婚的目的实现后，双方当事人能够如愿以偿，按期复婚;但也有少数当事人，假离婚后一方中途变卦，违反假离婚约定，不愿复婚或已与他人再婚，弄假成真。
2、夫妻双方通谋虚假离婚的效力认定
通谋虚假离婚应为有效，理由如下：
一是离婚登记的形式审查决定通谋虚假离婚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的，发给离婚证。”因而，我国对协议离婚采形式审查主义，不涉及离婚原因，此是婚姻自由在离婚问题上的体现。只要双方当事人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并在对财产和子女适当处理的离婚协议上签字，即发生离婚的效力。至于当事人离婚的原因，是否是为特定目的而假离婚，则婚姻登记机关无须也不可能查明，因而对离婚效力不产生影响。
二是离婚登记的公示公信力决定通谋假离婚有效。离婚登记是法定的公示方式，具有对世效力，基于“禁反言”理论和婚姻秩序的安全和稳定，当事人通谋向婚姻登记机关为离婚的意思表示，一旦登记机关准其离婚，则离婚即为有效，当事人不得任意撤销，否则就造成身份关系的不稳定。
三是诚信原则使然。当事人双方通谋为虚伪表示，骗取离婚证本身即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违法行为，在其权利受损，又诉诸法律要求确认其违法行为无效时，实质是将其自身违法行为的风险转嫁，让司法为其不法行为的不利后果埋单。司法实践确认双方通谋虚伪表示的离婚协议有效，一方面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彰显，另一方面是对其通谋虚伪表示行为的惩罚，借以警示教育公众，不能将离婚工具化，为达到特定目的以身犯险。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1、通谋虚假离婚的特征
通谋虚假离婚与被欺诈离婚不同。被欺诈离婚是一方被另一方欺诈而离婚。通谋虚假的离婚，是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合谋串通，骗取离婚登记的行为，欺诈的对象是婚姻管理机关。通谋虚假离婚的双方相互之间不存在欺骗与被欺骗问题。因而，通谋虚假离婚有如下特征：
(1) 假离婚中一切预谋都是夫妻共同策划而定，主体是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有共同通谋。
(2) 当事人双方离异时，夫妻感情正常或未完全破裂，因而离婚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愿，而是双方共同虚假的意思表示。
(3) 双方的真实动机不是离婚，离婚只是一种手段，即通过暂时的离婚这种手段实现其他目的。如回城、进城、给子女办转户口、多生子女、多分房屋、多享受福利补贴(如暖气、煤气补贴)、逃避债务;等等。
(4) 双方离婚只是形式上的或暂时性的，实质上并没有永久性解除夫妻关系。因而，通谋虚假离婚，一般在离婚后，双方是“貌离神合”，保持来往，期待的目的达到或条件成熟后，随时准备复婚。
(5) 假离婚的结果并不具有唯一性，时有“弄假成真”的相反结果发生。在一般情况下，假离婚的目的实现后，双方当事人能够如愿以偿，按期复婚;但也有少数当事人，假离婚后一方中途变卦，违反假离婚约定，不愿复婚或已与他人再婚，弄假成真。
2、夫妻双方通谋虚假离婚的效力认定
通谋虚假离婚应为有效，理由如下：
一是离婚登记的形式审查决定通谋虚假离婚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的，发给离婚证。”因而，我国对协议离婚采形式审查主义，不涉及离婚原因，此是婚姻自由在离婚问题上的体现。只要双方当事人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并在对财产和子女适当处理的离婚协议上签字，即发生离婚的效力。至于当事人离婚的原因，是否是为特定目的而假离婚，则婚姻登记机关无须也不可能查明，因而对离婚效力不产生影响。
二是离婚登记的公示公信力决定通谋假离婚有效。离婚登记是法定的公示方式，具有对世效力，基于“禁反言”理论和婚姻秩序的安全和稳定，当事人通谋向婚姻登记机关为离婚的意思表示，一旦登记机关准其离婚，则离婚即为有效，当事人不得任意撤销，否则就造成身份关系的不稳定。
三是诚信原则使然。当事人双方通谋为虚伪表示，骗取离婚证本身即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违法行为，在其权利受损，又诉诸法律要求确认其违法行为无效时，实质是将其自身违法行为的风险转嫁，让司法为其不法行为的不利后果埋单。司法实践确认双方通谋虚伪表示的离婚协议有效，一方面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彰显，另一方面是对其通谋虚伪表示行为的惩罚，借以警示教育公众，不能将离婚工具化，为达到特定目的以身犯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