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辩护失败会不会影响量刑

[律师回复] 死刑案件指根据法律规定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由于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给被告人带来任何不利，否则就是灭顶之灾。但正因为死刑的严重性，律师也一定要善于发现案件中的问题，而所发现的问题是否足以支持律师做无罪辩护，这是考量律师胆识的地方。法律规定的“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疑罪从轻”。我认为就通常而言，律师发现的问题或取得的证据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检察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时，根据我国的司法实情，还是以被告人认罪、律师做罪轻辩护为上。特别是被告人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时，不能因为法官认为被告人拒不悔罪而未得到从轻，丧失了挽回生命的机会。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人的生命更重要，律师首先、必须尽到的职责是如何为被告人带来生机，实现法律的相对公正，除非被告人自己选择“杀身成仁”。

[律师回复] 1、有影响，自首行为对量刑来讲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还是建议不要去做无罪辩护，首先无罪辩护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其次如果坚持无罪辩护也可能会使自己丧失其他的减刑机会。无罪辩护是指被告人和其辩护律师在庭审中为被告人作无罪的辩解，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公诉人得到法院支持，被告人被判决有罪;一个是辩护观点被法院采纳，被告人被判决无罪。无罪辩护的原则，是指律师在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准则。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自首是指犯罪后自动投案，向公安、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

[律师回复] 根据坦白从宽原则，自首，坦白都可能作为法定量刑从轻的理由（是可以从轻，但不是一定），而做无罪辩护，意味着将可能失去这些条件，一旦认定有罪，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

[律师回复] 故意伤害罪,自首加上被害人有一定过错,估计韩某在10至15年之间量刑,其父与姐虽起帮助作用,但可以情节轻微辩为无罪或免于处罚

[律师回复]
1，在刑事诉讼中，被告及其律师（被告确定，律师只能提供法律意见或观点）的优点可以有罪或无罪。页
2，不认罪指被告和他的指控是无辜的借口的出庭律师，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支持法院检察官，被告人被判有罪。一个是有利于被告人被判处无罪。
但是，由于公诉的案件中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力方面的一般行为难以复出，因为如果一味不认罪，被告其实是相当不利的，所以在实践中律师在阅读后案卷（被告无权看），将说服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页
3，认罪指被告和他们的律师在被告认罪罪轻做试验，但结果肯定是被判有罪，但罪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4，不认罪粗看起来更好，但是，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有利于当事人认罪，这是具体案件的分析结果，结果也发现两个控制比赛。页
5，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的控制，规避风险往往达不到合法的认罪协议，让罪犯认罪确定在美国的当事人，检方指控的刑罚减少，因为任何国家的审判法官不能超过控方的上诉，他们的刑罚。保卫
6，有罪或无罪，是一种游戏，在正常情况下，被告人供述证据或更难以自圆其说罪，法官可酌情在规定的范围内处分从轻处罚，如果罪行确凿，被告仍然一味防守，肯定会被判刑，认罪态度被认为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不是清白认罪有利。

[律师回复] 关于自首辩护不影响无罪辩护的依据如下，翻供是否包括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根据文意解释：翻供就是推翻自己的供述。而根据法律规定：构成自首的供述应该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既然是罪行，就说明供述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那么在庭审时再对行为性质进行辩解，就是翻供，不应当再认定为自首。

[律师回复]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一)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
(三)其他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形。

[律师回复] 不会的。本人已经认罪，在这种情况下，律师的辩护意见不会影响量刑，只能算是无效的辩护。
以上是对无罪辩护是否加重量刑的解答。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关于受贿罪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
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受贿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
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黑社会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法正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
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
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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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回复] 您好， 定罪辩护与量刑辩护的区别是：
量刑是刑事诉讼中法院通过确定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决定对其适用刑罚多少的司法裁量活动，是对犯罪行为轻重评价的“定量”过程。辩护，即抗辩防护，处被动之势，有卫权目的。量刑辩护可理解为在刑事诉讼中以减少刑罚、保护权利为目的，通过正当程序，针对刑罚定量活动的抗辩。量刑辩护不是臆想出来的，是适应刑事诉讼量刑改革的产物。

[律师回复] 败诉的影响视案件情况和诉讼地位而定。原告败诉，其诉讼请求将得不到法院支持;被告败诉，将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例如支付货款、返还原物、支付抚养费等等。除此之外，败诉方还有可能要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等诉讼费用。

[律师回复] 律师在庭审中进行无罪辩护的，就会失去对当事人进行罪轻辩护的机会，就无法对当事人存在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提出有利于当事人量刑的辩护意见，对法院最后的量刑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对法院最后能否适用缓刑当然也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辩护律师在选择辩护方向时，应该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不能一味地进行无罪辩护，最终可能不但达不到辩护的目的，而且可能会对当事人产生不利的影响。至于无罪辩护会影响缓刑吗，还得看实际情况。

[律师回复] 可以。辩护人为犯罪嫌疑人做无罪辩护后，是可以做量刑辩护的，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先辩论定罪问题，后辩论量刑问题。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法庭辩论时，可以引导控辩双方主要围绕量刑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

[律师回复] 无罪辩护，就是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犯罪行为，已经承认的，属于翻供，这样一来无罪辩护与认罪态度较好，无论是自首、坦白都不成立，也就不存在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坦白从宽原则，自首，坦白都可能作为法定量刑从轻的理由(是可以从轻，但不是一定)，而做无罪辩护，意味着将可能失去这些条件，一旦认定有罪，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
由于无罪辩护的成功率特别低，甚至带给被告人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以下是总结的特别应当慎做无罪辩护的几种情形。
(一)死刑案件
死刑案件指根据法律规定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由于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给被告人带来任何不利，否则就是灭顶之灾。但正因为死刑的严重性，律师也一定要善于发现案件中的问题，而所发现的问题是否足以支持律师做无罪辩护，这是考量律师胆识的地方。法律规定的“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疑罪从轻”。我认为就通常而言，律师发现的问题或取得的证据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检察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时，根据我国的司法实情，还是以被告人认罪、律师做罪轻辩护为上。特别是被告人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时，不能因为法官认为被告人拒不悔罪而未得到从轻，丧失了挽回生命的机会。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人的生命更重要，律师首先、必须尽到的职责是如何为被告人带来生机，实现法律的相对公正，除非被告人自己选择“杀身成仁”。
(二)有同案犯的案件
共同犯罪中如果被认定为从犯，其所获得的刑罚根据法律规定一般应当比主犯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为主犯认罪，从犯不认罪，律师为从犯做无罪辩护，导致从犯比主犯宣告刑重的案例也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律师的辩护效果有了直接的客观评价标准，轻者被告人及其家属不满，重者会被被告人家属投诉，因此在有同案犯的情况下，律师一定要慎重考虑是否做无罪辩护。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无罪辩护后还能不能做量刑辩护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可以。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辩护人为犯罪嫌疑人做无罪辩护后，是可以做量刑辩护的，在审理案件时，先辩论定罪问题，后辩论量刑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二十七条，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在确认被告人了解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自愿认罪且知悉认罪的法律后果后，法庭调查可以主要围绕量刑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
对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法庭调查应当在查明定罪事实的基础上，查明有关量刑事实。
第二百三十一条，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法庭辩论时，可以引导控辩双方主要围绕量刑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
对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法庭辩论时，可以引导控辩双方先辩论定罪问题，后辩论量刑问题。

[律师回复] 你好，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不是一回事，无罪辩护是做无罪辩解，量刑辩护是根据情况做罪轻的辩解的。

[律师回复] 无罪辩护量刑辩护的区别是：无罪辩护就是对当事人法律认定上没有犯罪事实的辩护，而量刑辩护是在当事人认定的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再进行判罚上的有利辩护。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37条，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律师回复] 一般而言，“认罪”是指犯罪人出于悔改或者认错的心理而明示或默示承认自己已经做出某种带有犯罪性恶劣行径的行为。它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主观方面，犯罪人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错误，内心深处产生真心悔改之意。二是客观方面，犯罪人对自己的犯罪有供认不讳的客观事实。

[律师回复] 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律师回复]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法条有哪些
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从2009年10月16日开始，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司法机关将使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补充规定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的规定，确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新罪名。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是行为人在客观方面实施的标志性行为。这里的“财物”仅指物质性的利益，不包括非物质性的利益。《刑法修正案
(七)》未将非物质性利益纳入交易内容，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由于非物质利益不易量化规范处罚标准，而且不正当好处范围太广、情况复杂，难以界定，动辄把一般的“不正当好处”动之以刑，也显得过于严苛，不符合刑法谦抑原则。
二、数额较大如何认定?
(刑法第388条之
一)
(一)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属于“数额较大”，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其他较重情节”，应予立案，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1.多次索贿的;
2.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
3.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二)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属于“数额巨大”，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 涉嫌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属于“其他严重情节”，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数额在3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数额在15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涉嫌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属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