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执行规定得过于简单，对刑事执行的监督规定就更为简单，执行监督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对刑事执行机关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规定不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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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监督方式由抗诉变成提出纠正意见，直接影响了监督的力度和效果。因为抗诉可以引起再审程序，而提出纠正意见虽然可以使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但做出的却是最终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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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督行为置后。的裁定做出后，即使提出了纠正意见，但由于裁定已经生效执行，有的罪犯已经减去余刑或者假释，有的罪犯已经出监，无法找回，客观上给监督工作造成一定的难度。有的情况下，驻所检察室接到“减刑、假释”的裁定书后，着手审查、调查后再提出纠正意见往往超过了20日，而人民又以超过法定纠正期限20日为由而裁定驳回不予受理，使监督工作无法有效开展。此外，对于保外就医的案件由报主管部门批准即可，一经决定就可以释放，而提出纠正意见往往只能是事后监督。
2、对监管活动的监督规定不完善。法律对监管活动的监督基本上没有涉及，完全取决于的内部规定，如通过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人民检察院检察细则来规范，无形中降低了监督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性。由于监管活动是刑罚执行的实际过程，其中的监管改造工作是刑罚变更执行的依据，因此，对监管活动的监督应当是监督工作的主要内容。但目前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给监督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况且，监督工作离不开被监督者的配合，即被监督者如果不配合监督，则监督意见难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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