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当前民商事交易场景中高频出现的履约风险点,对照现行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的相关规制条款,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常见表现可梳理为几类典型情形。
1、对外开展合作签协议时,刻意编造根本不存在的经营主体身份,或是不经授权直接拿其他市场主体的名头签合同,让合作方从一开始就对交易主体的真实资质产生错误认知。
2、拿出经过篡改、早已过期失效的金融票据,或是完全不具备合法权属的财产证明材料,当作交易履约的担保依据,让合作方基于对担保效力的信任放松交易警惕。
3、自身根本没有完成对应交易的资源和能力,靠着先兑现一小部分交易承诺的方式,让合作方误以为其有充足履约诚意,逐步放宽后续交易的风控门槛,诱导对方跟着签下标的额更高的协议,履行更多超出承受范围的交易义务。
4、拿到合作方按约定交付的货品、交易款项、前期预付资金或是用作担保的各类财产之后,直接切断所有联系隐匿行踪,完全不承担后续任何约定的履约责任。
5、其他通过设置交易规则陷阱、虚构项目背景等各类依托合同外壳侵占他人财物的操作,都属于这类犯罪行为的覆盖范畴。
从当前司法实践的裁判尺度来看,这类行为的刑罚划分会结合涉案金额和情节严重程度层层递进。涉案诈骗金额达到入刑标准的基础档位,会被判处三年以内的短期剥夺自由刑罚,或是短期限制自由的拘役,同时会附加罚金处罚,也可以只单独判处罚金。如果涉案金额达到更高量级,或是存在造成合作方重大经营损失、引发上下游连锁交易风险等严重情节,刑期区间会提升到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同时必须附加判处罚金。一旦涉案金额达到特别巨大的标准,或是出现导致企业破产、人员重伤等极端严重后果,刑期会直接拉到十年以上,最高可判终身监禁,同时并处以罚金,或是直接没收犯罪分子的个人合法财产。
当前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在交易全流程中嵌入身份核验、担保资产实勘、履约节点动态追踪等风控动作,这类调整也会倒逼后续合同诈骗类案件的定性标准,逐步向交易场景的实际细节判定倾斜,更贴合实体产业的真实交易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