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诈骗类犯罪里的普通诈骗和利用合同实施的诈骗,本质上属于同一类犯罪逻辑下的特殊分支,二者并非互不关联的独立罪名,而是法条设置层面的包含关系。现行刑法中针对普通诈骗行为设定的条款,是覆盖所有诈骗行为的通用规制依据,而针对在合同相关环节发生的特殊诈骗行为单独划定的罪名,则是专门针对特定场景下诈骗行为的细化规则,前者是覆盖所有诈骗情形的普通规制条文,后者是专门适配特定场景的特殊条文,二者在法律条文的逻辑层面呈现出普通规则涵盖特殊规则的包容形态。
2单从行为的核心表现来看,利用合同实施的诈骗行为,完全符合普通诈骗犯罪里刻意编造虚假情况、掩盖真实信息,进而骗取他人数额较大财物的核心行为特征。但这类行为之所以被单独拆分设立罪名,核心原因是它发生在市场主体开展交易往来的合同签订、履行全流程当中,除了直接侵害他人的财产权益,还额外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触及了普通诈骗罪名没有覆盖到的专属利益范畴,因此立法层面才将其单独列为独立罪名。按照法条适配领域重叠时优先适用专门规则的基本逻辑,当某一行为同时符合两个罪名的全部认定标准时,司法层面会直接优先适用专门针对合同场景的特殊罪名完成定罪量刑,不会将两个罪名合并叠加处罚。
3实务认定当中要避开一个常见误区,不能只要行为过程中出现了纸面协议或者口头约定的形式,就直接套用特殊诈骗的罪名。如果所谓的合同从头到尾都只是行骗的伪装载体,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涉及真实市场交易的实质内容,比如行为人编造公益捐赠的由头忽悠对方签署所谓捐赠协议套取钱款,整个过程完全和正常的市场交易往来割裂,这类行为就不会触发特殊诈骗罪名的适用,直接按照普通诈骗的定罪标准处理即可。放在当下民营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民间交易场景愈发多元的市场环境里,这类边界清晰的认定规则,既能避免特殊罪名的适用范围被不当扩大,保障普通民众的合法财产权益得到精准规制,也能为正常市场交易的契约信用筑牢稳定的司法防护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