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犯罪主体身份的证据 如果被告人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身份主体自然没有问题。而被告人如属于相关司法解释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则要重点看:
1、被告人所在机关、组织的性质,是国家机关还是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
2、被告人在上述机关或组织中是否从事公务,也就是与其职权相关的对公共事务的监督管理等活动。 针对上述两个方面,辩护律师要从被告人的户籍证明,原单位所属组织部门或人事部门出具的有关其职务的说明、关于被告人职责范围的规章制度、文件、记录、被告人任职文件等材料中发现问题,有时侦查人员并不一定将上述材料收集全面,那么律师可以亲自调查,直接契入关键问题,确定是否作无罪辩护。
二、有关玩忽职守责任认定及责任大小的证据 这些证据关乎到一案数人中谁应当负刑事责任和责任大小的问题,是审判机关准确定案的首要环节,律师当然不能忽视。 如果某被告人是直接主管、管理某项公共事务,而他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重大损失发生,那么他属于直接责任人。一个事件中,直接责任人员可以是一人或多人,即使都要对损害结果负刑事责任,也要通过他们的行为在结果中所起的作用来确定不同的责任。明白了这点,有利于律师作罪轻辩护。当然,如果某被告人是间接责任人,那么直接作无罪辩护。
三、与被告人犯罪主观心理状态有关的证据 玩忽职守案件的主观方面主要是过失,但也有的案件是基于间接故意而实施玩忽职守行为。办案人员对于这种心理状态下的动机、原因、行为、表现,多数是通过审查被告人的供述来分析判断是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责任还是不正确履行责任。所以律师要尽可能多的与被告人谈话,从中捕捉到他对发生重大损失这一结果是否有预见、是否过于自信、还是放任的间接故意。除此之外,办案人员也会将被害人陈述、知情人、上级领导、同事的证言,记载被告人表现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作为证据,这些材料当然也是律师审查的重点。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办案人员还是辩护律师都要确定被告人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这关系到对被告人是否严重不负责的认定。办案人员要获取的是被告人违反注意义务的证据,包括法律、法规、制度、责任书等书证,还有上级领导、同事的证言等,用以确认被告人严重不负责的行为表现。辩护律师则要通过这些证据材料分析被告人犯罪的主观心理状态,为罪轻辩护作准备。
四、与证明犯罪事实有关的证据 渎职类案件与其他案件不同的是,在查明案件事实时始终围绕被告人的工作职责和权限范围。 有关被告人在发案的具体事件中所担负的工作内容、事项、责任、案发的起因、经过、对造成损失应否预见、是否预见、被告人工作是否严重不负责,是否有应当履行而未能履行的职责,有无徇私情形,确认被告人是以作为方式还是不作为方式实施犯罪,后果如何,危害结果发生后被告人态度如何,是否悔罪、积极挽回损失还是漠然处之等等,都离不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可询问被告人、被害人、证人,通过当庭询问向法庭提出自己对案发原因、经过、危害结果、被告人的表现、所起的作用、是否存在徇私舞弊的行为等发表辩护意见。 除了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办案人员在犯罪现场取得的物证、书证、堪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以及办案过程中的鉴定结论都能证明犯罪事实,只需在法庭出示和说明即可。而辩护律师则要将这些有形的证据与被告人的陈述与辩解结合使用。
五、关于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密切的证据 办案人员仅搜集犯罪事实的证据还不够,须进一步证明犯罪事实与玩忽职守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对前面一系列证据的综合运用,尽管在各案中侧重点不同,但都不会偏离被告人职责权限范围。如果控方出示的有关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很扎实,那么在庭审时无需大篇幅论证因果关系,而辩护人也应调整思路以被告人坦白、认罪、悔罪、自首等情节争取量刑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