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股权股权转让纠纷-律图

[律师回复] 什么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纠纷与司法救济《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此项规定，也是公司法保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重要手段。只有其他股东均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转让方股东与股东以外的其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才能对抗公司、其他股东和其他第三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公司法》没有对于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和程序以及能否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进行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征求意见稿)针对两个问题进行了补充规定。【案例1】 2002年12月11日，苏州高新(60073 6. SH)发布对华夏基金管理公司股权收购落空的公告。此前的十来天，业内人士都以为苏州高新会成为首家收购基金管理公司股权的上市公司。未料，刚刚开始的基金公司股权收购战就以上市公司的失败而告终。苏州高新董秘缪凯在接受采访时说：华夏基金管理公司的老股东华夏证券、西南证券优先收购了华泰证券持有的欲转让的华夏基金全部股份。华夏基金于1998年3月成立，目前股东为：华夏证券、北京证券、西南证券、华泰证券、兴业证券及中科信。根据我国原《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中国2002年12月发布的《关于规范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出资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五条规定“股东转让出资，应当遵守原《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规定。禁止采用虚报转让价格等欺诈手段侵犯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正是《公司法》及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章程规定，使老股东华夏证券和西南证券行使自己的权利，优先收购了股份。 (1)谁有权行使优先购买权有人认为，在转让方征求意见时已经表示同意转让的股东，其同意即意味着对购买权的放弃，如果股东在表示同意后又主张优先购买，不仅违反诚实信用，而且对受让人也有失公平，不利于加速流转和维护交易安全。因此认为《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三款所谓“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中的“其他股东”实际只是指在转让方股东征求意见时不同意转让的股东。依笔者看来，既然法律规定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且没有明确将权利主体限定为“反对转让的股东”，从维护公司人合性的考虑出发，即使是已经表示过同意转让的股东如果又愿意出资购买，也应肯定其享有优先购买权。 (2)优先购买权的期限和程序虽然针对这一问题，《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应当向公司和其他股东告知拟受让人和拟转让价格条件。公司应当召开股东会征求其他股东的同意。公司未及时召开股东会的，拟转让股权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分别征求其他股东的同意，请求其在确定的期限内答复。请求答复的期限一般不应当少于三十日。逾期未答复者视为同意。”可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时，负有向其他股东通报转让对象、价格等主要条件的义务，既可以在股东会上集中征求其他股东同意，又可以书面形式分别征求其他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有同等条件下优先受让的权利，其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为至少三十日，逾期不答复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如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向其他股东通报转让价格等主要条件而与非股东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或者与非股东订立股权转让合同，价格或者其他主要条件低于向其他股东告知的价格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征求意见稿)的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其他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撤销该合同，以维护自己的优先购买权。当股权转让合同被撤销之后，其他股东可以主张以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价格等条件行使优先购买权。 (3)优先购买权能否部分行使在股东转让其出资时，学术界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并无异议。但是对这种优先购买权是否包括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颇具争议。如以下案例所示：【案例2】某有限责任公司有 A、 B、C三股东。A股东持有公司股本的55%，为控股股东，B股东持股40%，C股东持股5%。A股东欲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本全部转让他人。B股东要求在同等条件下，对其转让的部分股权即公司股本的15%行使优先购买权，达到持有公司股本的55%，取得公司控制权。A股东则认为，优先购买权不能部分行使，其联系的股权受让方之所以同意受让股权，就是为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如B股东通过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控制了公司，剩余的40%股权，对方是不会接受转让的。所以，A股东要求B股东或者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或者对全部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B股东不同意其主张，且也无力收购全部股权。双方由此发生争议。对于优先购买权是否可以部分行使，有学者持肯定态度。主要理由是：首先，《公司法》规定了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但并未禁止其他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法不禁止即自由; 其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是可分物，法律允许对其分割，部分转让;再次，从立法本意上看，有限责任公司兼具资合与人合的性质，公司法之所以规定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目的就是说为保证股东可以通过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实现对公司的控制权，维护其既得利益。笔者不同意以上观点。主要理由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双方法律行为，是基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为，必须由转让人和受让人双方就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和交付期限等主要条款达成协议才能成立。我国《公司法》中规定其他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是“在同等条件下”，只有与受让方相同的购买条件才有老股东的优先受让权可言，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意味着只购买转让方股东欲转让股权中的一部分，这无疑与转让方股东与外部受让方之间股权转让合同中的重要约定——标的物数量并不相同。因此，只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部分股权，意味着这种购买是在与原股权转让协议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不存在优先购买权的前提——“同等条件下”，自然也就当然不存在所谓部分优先购买权。更重要的是，在多数情况下，受让方之所以愿意购买转让方股东的股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希望能取得公司的控股权。当股权转让的标的物已经变为随特定比例股权而存在的公司控制权时，标的物也就具有不可分的性质。如果允许其他老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则受让方往往会因控股比例的丧失而不愿受让余下的股权，这样以来，必然结果是控股股东的股权没有全部转让出去的可能，这显然不利于资本的流动，不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与股权转让自由的原则相悖。笔者认为，其他股东的否决权和优先购买权本身就是维护老股东利益的充分体现，维护老股东既得利益、维持公司人合性没有必要再以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方式表现，过分保护老股东将使股权转让关系中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严重失衡。值得欣喜的是，针对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征求意见稿)的第二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主张优先购买部分股权，导致非股东因份额减少而放弃购买的，拟转让股权的股东可以要求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受让全部拟转让股权，其拒绝受让全部股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4)多股东如何行使优先购买权原公司法没有对多个原有股东同时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应如何解决做出规定。根据《公司法》的规定，首先由股东自己协商，达成一致的，按其协商确定的比例购买;协商不成的，则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规定的“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因为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股权结构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不同于公司成立之初的情形，按照转让时的出资比例购买，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各股东之间的关系，是符合实际需要的。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1)优先受让权是法律赋予除拟转让股东外的其他全体老股东的一项权利，无需主张亦可享有，同时可以经明示或默示放弃。明示放弃可以通过书面或口头声明的方式进行;在以下情况下视为默示放弃：在拟转让出资股东向其通告了股权对外转让的主要条件后，规定期限内未做答复或未做有效答复。 (2)优先受让权的行使以拟转让股东通告对外转让的主要条件为前提，包括拟受让人和拟转让价格条件。 (3)此处的同等条件并非绝对的相同，只需价格、履行期限等主要要件相同即可。 (4)其他股东的优先受让权并非只可行使一次，相反，优先受让权的行使或者说出让出资股东的通告义务是动态的。如出让条件发生变化，仍需再次通知，在变化后，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仍然享有优先受让权。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健全与完善，人们在经济领域的交往与合作也日趋频繁，特别是在公司存续过程中，经常可能发生股东之间或股东与非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的情况，因此而引发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也而日益增多。自2020年以来，我院共受理、审结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约63宗，其中大多数案件涉及到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或股东与非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但是，由于立法上的疏漏，以及制度设计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在审判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件时遇到了一些疑难问题。在此，我们试图在总结、分析此类案件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研究，以期为更好地审理此类案件及完善立法提供一点思路。一、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近年以来，转让纠纷案件越来越多，从案件的类型及审理情况看，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从涉诉公司性质来看，股权转让主要发生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企业及其它性质的企业法人相对较少发生股权转让纠纷; 2、从转让主体来看，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及股东与非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各分秋色; 3、从诉的种类来看，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确认之诉、要求给付转让款的给付之诉及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变更之诉均有存在; 4、从案件涉及的问题来看，主要集中在股权转让违反法定程序、股权转让未经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人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及股权转让导致一人公司存在等几种情况上; 5、从审理结果来看，一般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有效的居多。在个别情况下，比如转让人抽逃出资而未告知受让人，受让人以欺诈为由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也会获得支持。二、股权转让纠纷中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及其处理由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在我院审理股权转让纠纷案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不少疑难问题，主要涉及股权的确定问题、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及股权转让导致一人公司存在的问题，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股权如何确定的问题。股权是指股东按其投入公司的资本额所享有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权是股权转让的前提，转让人如不享有股权，自然不能进行股权转让。认定股权的存在，是审查股权转让效力的先决条件。在审判实践中，绝大多数转让人都是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载明的、并享有公司合法股权的股东，但在极少数案件中，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转让人与其他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了公司，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全体股东共同约定不将转让人的名字载入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资料，后来转让人将股权进行转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股权的存在并进而判定股权转让的效力?根据《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章程应记载股东姓名或名称;根据第32条规定，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并记载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及股东的出资额。从上述规定来看，一般情况下，确定股东是否享有股权，应从其是否实际出资、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名册上是否记载其姓名或名称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就上述情况下，转让人是否享有股权，我们应该视股权转让是在股东间进行还是股东与非股东间进行而定。如果股权转让是在股东间进行的，虽然转让人的名字或名称并未记载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也未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但是由于全体股东对转让人是实质意义上的股东并无异议，我们也应确认其股东的身份及其享有的股权;如果股权转让是在股东与非股东间进行的，即使转让人实际出资了，我们也不能认定其享有股权，因为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资料上未记载其姓名或名称，其身份对外没有公示，也就不具有公信力，受让人可以以此进行抗辩。当然，如果受让人明知转让人股东的身份没有公示，经其他股东同意，仍然愿意与其交易，我们就应当尊重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确认并维护既有的交易。 (二)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在我院审理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以这类问题最为突出。无论是转让人还是受让人，当其认为转让合同对其不利时，经常会以股权转让违反法定程序或未经股东变更登记，受让人更多地则是以转让人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为由，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或是要求撤销合同。 1、未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向非股东转让股权时的效力问题。《公司法》第71条第2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但在实践中，时常会发生未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而向非股东转让股权的情况，这时股权转让的效力如何便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双方对法律规定的“过半数”理解不一，即一方认为是全体股东人数过半数，另一方则认为是全体股东出资比例过半数;另一种是未经股东过半数同意而转让股权的，双方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存在争议。首先，我们认为对《公司法》规定的“过半数”应理解为全体股东人数的过半数，而非出资比例的过半数。理由如下：第一，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全体股东过半数”只能是股东人数的过半数; 第二，此条是规定在《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一章中，我们知道，有限责任公司不仅具有“资合”的性质，更主要的是具有“人合”的性质，而此条对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予以限制的原因就在于有限公司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目的在于维护公司股东之间的信任及稳定关系。再者，未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股权转让是否就当然无效?显然，未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而向非股东转让股权的行为，因违反法律的上述规定，不可能是具有完全效力的法律行为，但我们认为也不能因此就认定该行为是完全无效的行为。《公司法》第35条对股权转让的程序进行规定，其初衷是为了保障股权转让的顺利进行，而不是为了限制股权转让，所以，不应因为程序上的缺陷而影响当事人实体上的权利。而且，其他股东同意股权转让，既可以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前，也可能会在股权转让发生后表示追认，在其他股东未明确表示不同意转让前，还存在其他股东同意转让，或虽不同意转让但也不同意购买而视为同意转让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律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可能会损害其他股东追认同意转让的权利;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看，也不符合社会活动的经济与效率原则，不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2、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时的效力问题。在实践中，由于情况复杂，特别是公司经常怠于履行股东变更登记的义务，可能会出现转让人与受让人已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而且已经部分或者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并未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股东的变更登记。我国《公司登记条例》第3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股东发生变动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对此规定，实践中并无争议，问题在于，如果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是否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公司法》对此并未明确规定。在审判中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股权转让未经登记就应认定为无效;另一种意见认为股东变更登记并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要件，也不会影响股权转让的效力。我们比较赞同第二种意见，因为股权转让合同作为一份合同，首先应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股权转让人与受让人就股权的转让达成一致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合同就成立，而现行法律法规并无规定，股权转让须经登记始生效，所以，股权转让合同应自成立即发生法律效力。而股东变更登记是对已经发生股权转让事实的确认，要在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并履行后才可进行。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主要是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其功能是使股权的变动产生公示的效力。如果以股东变更登记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要件，则合同永远也无法生效，因为股东变更登记必须以股东确实已经变更也即股权转让合同已经生效为前提，如果股权转让合同是否生效又要以是否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为要件，就会产生逻辑上的悖论。质言之，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与股东变更登记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两者在顺序上具有先后之分，在审判中不应以顺序在后的股东变更登记否认顺序在前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3、股权转让人不实出资或抽逃出资时的效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