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事经常使用信用卡，了解恶意透支无罪辩护词怎么写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西#律师事务所接受了张某某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接受委托以来，我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辩解，查阅了相关法律规定和案卷资料，综合分析，现提出以下辩护意见，请求法庭依法采纳。 一、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张某某恶意透支构成信用卡诈骗，依法不能成立。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是涉嫌信用卡诈骗中的恶意透支犯罪，根据刑法第196条规定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结合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分析发卡行的催收必须是两次以上的有效催收，且在两次有效催收后，持卡人在三个月内仍不归还的行为、才可以认定为恶意透支。 联系本案来看，公诉卷中没有提供以上发卡行向张某做出两次以上有效催收的充分证据，卷中提交的只是发卡行负责人的报案笔录、和其自制的通知记录，且材料的形成时间都是在本案的审查起诉期间，侦查机关也未就以上事实向被告人进行查证，而结合被告人今天的供述分析，被告人在此之前根本不知道还有以上欠款的存在，更不知道欠款的具体数额，也从未接到发卡行的任何催款通知，当然被告人现在原意举债归还以上欠款，故仅凭公诉卷中的现有发卡行单方笔录、和其自制的催收记录不足以认定以上发卡行实施了两次以上的有效催收，辩护人请求法庭本着疑罪从无，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立法本意判决以上指控不成立。 二 本案发卡行均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 本案起诉书指控被告先后在多家发卡行办理了信用卡，而事实发卡行推销信用卡时一再央求，甚至不惜手段，大哥大姐叫着，说你只要签个名字即可，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嫌麻烦，又也是熟人，就不仔细看那些字迹微小的协议内容，签名后交给他们去办了，实际上购卡人是被动受卡的。之后有的自己用用，有的甚至交给别人用了，法制意识不强。而发行卡也不及时催还，常常集中处理，收卡人习惯了拖拉，发卡行同样拖拉，到一定程度一阵风的处理，催不回来叫交给经侦队抓人，因此辩护人认为发卡行的过错是很严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 程序违法，手续草率，将信用卡强加给被告人，被告人迫于情面不得不要。 第二 推销时没有及时告知使用卡的注意事项，和法律责任。 第三 发卡行没有依据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要求持卡人交纳备用金。从而导致信用卡漫天飞，案发后浪费了司法资源。 第五 发卡行与持卡人本是民事法律关系，是合同关系。现行立法将透支行为上升为犯罪并以此来保护发卡行的暴利，助长了发卡行诱导透支行为频发，不利于金融企业良性发展，但这样的立法是占时的，辩护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规定会进一步完善和修改。 三 被告人系初犯、且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相对较轻，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辩护人: 年月日

[律师回复] 《刑法》规定的罪行自负原则，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对于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不能对其定罪;刑罚的对象只能是犯罪者本人，对于仅与犯罪者有亲属、朋友等关系而没有参与犯罪的人，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原审法院故意回避了孙某某这一关键证人证言及其相关证据，导致了原审判决错误的认定上诉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1、首先，仍然要以及庭前对证据的分析及判断，具备深厚的法律功底，相关行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法律知识。（知识产权案，反倾销行政案件、国际贸易信用证提单等法律问题的功底，在仲裁案中体现尤其明显。因为以书面提交的资料为准，事实认定和法律的解释未必是在庭审中一次性完成，所以要和同事讨论有关案件，准备充分，减少突发性和突击性诉讼。对于对方可能事实、法律问题要估计到，有预测。 2、英美法系的庭审采用的是当事人主义的辩论式的审判方式，而中国受大陆法影响，仍然是以法庭为主导的庭审方式，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发挥的余地相对较少，并非像我们想象的。 3、庭审辩论，作为稜鸡迟课侏酒虫旬矗莫诉讼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和非诉法律事务仍有本质的区别。

[律师回复] 辩护词的撰写是刑辩律师的基本功之一；辩护词本身则是刑辩律师所有基本辩护功课及其工作成果的终极性呈现，是刑辩律师整个案件辩护工作之总结与工作成果的总汇报，是法庭调查过程之中所发表质证意见、法庭辩论过程之口头论辩内容的进一步充实、概括、提炼与升华······总而言之，辩护词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的的确确非常值得认真、细致地展开研究与探讨。 辩护词的撰写有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基本要求。 辩护词撰写，形式方面的基本要求经常见诸坊间，且大同小异，既为律师，稍微看一看都会，主要是行文及相关情况之格式化要求；故本文不赘。 内容方面的基本要求，首先是，尽可能细致地、深入地以一位标准法律人的最严格标准去检察案件所有细节，“横挑鼻子竖挑眼”，自案件线索与有效信息之来源、案件受理、立案、预侦、以审查逮捕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强制措施之采取与变更、预审、侦查机关结案及其结案报告，然后从审查起诉到一审、二审，详细地、严格地检察整个司法过程之中所有程序的所有细节，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现象，那怕是极其细微的违法违规现象。 因为程序价值是绝对价值，程序权利是绝对权利，不容司法人员出现任何疏忽，遑论故意侵权。以前述之林林总总现象、细节与相关事实信息为基础，据此展开程序辩护。总而言之，我们务必以最犀利的刑事法治的思维框架和最挑剔的眼神、眼光去对每一道程序的每一个细节进行最细心的检查与检察，此乃程序之辩的基本要义。

[律师回复] 你好，刑事辩护词 正当防卫的辩护词参考如下： 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刘某家属的委托，我所指派我担任被告人被告第二审的辩护律师。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进行调查，参加今天的法庭调查，我们对本案事实有了全面的了解。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以供参考：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且并不超过必要限度，依法不应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也不应负担民事赔偿。 一、被告的行为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过失致人死亡罪，依据我国《刑法》第233条规定，是指由于普通过失而致人死亡的行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在主观上必须是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至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因此要认定一个行为是否过失致人死亡罪， 首先必须确认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是否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如果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预见到危害结果，那么过失致人死亡罪就不能成立。 公诉方在起诉书称“当晚11时许，被告、殷某从本村赵某家返回被告家，被告在途经被害人家门口时，被害人突然窜出，手持菜刀将被告左颈部、左眼眶部砍伤……后被告人被告又将被害人仰面推倒在地，致被害人重伤”。这是法院认定被告过失致人死亡罪的主要原因。其实强调被告将被害人推倒的事实，这恰恰从另一方面说明被害人是故意杀人（未遂）。被告在突然遭到手执凶器的被害人的袭击下，在面临被害人的威胁时，只是出于人的本能的自我防卫，他面对手持菜刀的被害人，根本不可能也没时间去想自己的推倒行为是否会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因此，根据被告人当时所处的情况和环境，根本不可能预见到危害结果，那么被告的行为就完全不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结果”的主观特征。所以由于主观要件的缺失，根据犯罪构成原理，上诉人的行为不属于过失致人死亡的犯罪，其主观方面追求的是排除不法侵害，并非追求致人伤害或死亡，因此上诉人主观方面属防卫的故意而并非犯罪的故意。 至于被害人的死亡，辩护人认为是由于不能预见的意外事件。所谓意外事件，是指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也就是说，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过错。请求法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认定被告人无罪。 二、被告的行为是典型的正当防卫行为，不构成犯罪 本案的关键就在于，被告人推倒被害人时，不法侵害人的侵害行为是否已经完全地真正地停止？推倒被害人是被告人上前几步还是被害人上前，是在侵害行为同时产生的还是在停止侵害后产生的？使用推倒这种方式防身是否正当和适当？ 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失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结合我国刑法第20条之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的行为完全属于正当防卫，不负任何刑事责任，理由如下： 1， 从防卫的起因来看，本案是由于被害人公然手持菜刀砍伤被告直接引起的。 当被告在晚上回家的路上时，出乎意料地遭受到被害人用刀的不法袭击。被告在本身人身安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被害人的不法行为对自己造成伤害，本能地用手对被害人推拨，致使被害人跌在地上。根据《刑法》关于因果关系的理论，该行为只能认定被害人对被告施用暴力行凶的违法犯罪、明显地侵犯被告人身生命健康权的行为。因此，受害人是防卫起因的肇事者，是事情扩大的制造者。 2、从时间条件来看，被告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 首先，被告人的防卫行为是在不法行为开始后。通过本案卷宗材料分析可以看出，当被告走到被害人家门口时，被害人突然从家门口南侧窜出来，朝被告人脖子左侧砍了两刀，就是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 其次，被告人防卫的行为始终处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过程中。通过卷宗证据及一审出庭证人的证言可以看出，被害人的不法侵害始终没有停止，在被告把被害人推倒之前，被告人的处境始终处于现实的直接的威胁中，这种威胁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且并没有因被拉开而停止和消失。被告人之所以推倒被害人，是因为被告人起身以后又凑向被告，是侵害行为的继续。被告人的推倒行为是出于更有效地制止不断的不法侵害，被告人的推倒行为是恰当的和适时的防卫心理和动作，并不具有伤害他人的目的。因此，推倒被害人并不是在侵害行为停止后采取的主动进攻行为，而是仍然处于正当防卫状态。 总之，从防卫的时间来看，被告推倒被害人的时间，是在被害人实施故意杀人的过程中实施的，此时故意杀人行为尚未完全结束，被告的防卫行为针对的是正在实施的不法侵害防卫。行为人在被拉开，只意味着对被告的人身的不法侵害暂告一段落，但丝毫不意味着对被告的不法侵害也已告结束。被告所面对的不是普通犯罪嫌疑人，而是持刀威胁的歹徒。被告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遭受到被害人上前实施暴力的突然袭击，在这受到直接紧急危险侵害的时刻，其所采取推的行为这一措施并无不当。 3、从防卫的对象来看，被告的防卫行为只是针对被害人而实施 从防卫的对象来看，被告为了保障自身的人身生命健康安全，它针对被害人而实施的采用手推的正当防卫行为，其目的是要制止和排除正在进行的行凶行为。 4、从防卫的限度来看，被告的推行为是完全正常的防卫措施。 根据我国刑法20条第3款对无限防卫权的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此条此款，被称为“无过当防卫权”或“无限度防卫权”。这是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特殊规定，也就是说在特定情况下公民可以进行无限度防卫。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 首先，受害人是有备而来，其对作案环境、打人武器都是事先谋划好的，这相对于毫无害人之心的、急于要回家的被告人而言，侵害者和被侵害者势力明显悬殊，侵害者是手拿刀，被告是空手，受害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且侵害人突然闯出对被告实施侵害行为，这也是主动的挑衅、进攻和侵犯他人。再次，从案卷和物证以及被告人陈述可以看出，受害人是酒后持刀砍向被害人的颈部和头部（且勿论其是杀人、重伤害、亦或轻伤害），据此，可以看出受害人实施的行为非常残忍，已严重威胁了被告人的生命安全。 鉴于此，在当时被害人行凶的紧急情况下，被告的人身安全已经受到了重大的直接的威胁。无论被告选择什么样的防范措施在刑法实践中都应当认定是正当的和适当的。被告人为了避免受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被告选择推被害人是唯一可能防身的方法，更是必要的。至于不法侵害人的死亡，是属于意外事件，不属于防卫过当，不应该负刑事责任。假设一下，如果被告人不采取这个防卫措施，导致严重伤亡的就是被告人了。实际上，被告人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颈部被砍伤，劲动脉露出。因此，不能因为出现伤亡后果而否认正当防卫的合法性，而对被告作出有罪判决。 在评判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时，我们必须反对客观归罪的后果责任论，即只要造成严重后果，例如重伤，就一定超过防卫的必要限度了。法律规定正当防卫的意义，就在于鼓励公民及时制止不法侵害，奋起同不法侵害行为进行积极有效的斗争。这是法律赋予公民正当防卫权的宗旨。对正当防卫的条件要求过分苛刻，就会一定程度上限制防卫权，也助长不法侵害分子的嚣张气焰。 综上所述，根据本案的基本事实和具体情况，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在防卫限度上，由于被告人是在人身健康甚至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下实施的推被害人的行为，其危害后果与其本人所受到的威胁后果是基本相适应的。由于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一般比较复杂，而且社会意义重大。因此，辩护人诚恳的希望法院能够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正当防卫的条件，正确理解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努力排除我国长期以来由于法制不健全而形成的客观归罪的传统观念的干扰，站在维护社会治安大局和加强法制建设的高度上，紧密结合正当防卫的法定条件，去审查本案的基本性质。绝不冤枉一个好人，只有这样，才能求得本案的公正判决。一审法院只孤立片面地根据被害人死亡这一个情节， 便认定被告有罪，这种认定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三、被害人有重大过错，应对其死亡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本案是由被害人的过错引起的。被害人的重大过错表现在：被害人仅因接线浇地一事二人发生口角，就手持菜刀对被告人实施不法侵害，将被告左颈部、左眼眶部砍伤，由此导致被告人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命安全，推了被害人，从而引发本案。可见被害人应对其自身出现的伤亡后果负完全的责任。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被害人突然出现用刀砍伤被告人，就不会有被告人推倒被害人的行为，更没有被害人死亡的后果。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的判决是错误的，应当依法认定被告人属于正当防卫，宣告被告人无罪。 四、关于两人被拉开后，被害人被推倒的说明 一审判决认定从两人被拉开后，被告又把被害人推倒的行为，其主观已不具备防卫意图，客观上亦无被非法侵害的情形，其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 首先，一审判决认定“两人已被拉开的情况下，被告又把被害人推倒，丧失了正当防卫的条件”。这一认定实际上是认为“两者已被拉开”，不法侵害已停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审判决虽未明说，但对被害人之前的不法侵害也不否认，而事实上“被拉开”并不等于不法侵犯行为结束，根据证人的证言和被告人的陈述，在两人被 最后拉开之前，证人也进行了拉开，但由于没有效果，所以证人打电话告诉别人。也就是说在 最后拉开之前，被害人并未停止侵害。并且被告人供述是也说被害人再次上前，才推的被害人，说明被害人在主观上并没有停止不法侵害。因此被告的行为完全具备防卫的前提条件和防卫的时间条件。 其次，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主要是刘的供述，既然用刘的供述就应客观，全面考虑认定，刘供述，是在被害人继续往前靠，而本能的推了被害人了一下，说明被害人手里虽然没有刀，但并未放弃不法侵害，说明其仍然在主观上存在不法侵害的故意。正是因为其不法侵害的行为仍未停止，刘为了使自己免受不法侵害，本能的推了被害人一下。因此，刘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同时，其主观上明显具备排除不法侵害继续进行的防卫意图，其行为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一审法院忽略了不法侵害始终在进行并没有真正停止、被告人在紧急情况下把被害人推倒用于防身的合理性，忽略了事情发展的前因后果，而孤立地根据“推倒被害人”这一个情节，便简单地抱着对死亡者的同情，作出了合情理并不合法的主观推论，进而对被告作出了过失致人死亡的有罪的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最后，被害人是因其自身犯罪引起的，而又加之救治不积极导致死亡的。被告对其所实施的是正当防卫行为，因此，对于被害人的死亡，被告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判令被告赔偿，于法无据。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在受害人暴力犯罪的侵害下，在被告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被告的自卫行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且其自卫行为没有超过防卫限度，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一审判决因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片面，对本案具体情况下的正当防卫的时间性认识偏颇，对被害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不清，以及对被告的行为的正当性认识不足，错误地把被告的正当防卫行为认定为犯罪，于法无据，与理不符，已经引起而且还势必继续引起消极的社会效果，恳请二审法院认真考虑、慎重采纳本律师的辩护意见，依法撤消一审判决，改判被告无罪，并判决被告不就被害人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给上诉人一个公正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