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计算机犯罪概念的原则是什么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与国外通行的无罪推定相比较，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结合中国刑事诉讼的实践经验和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取舍，因而具有以下特点： 1、中国的无罪推定原则更侧重于实质，而不仅仅是称谓问题。在立法上没有使用“假定其无罪”和“不能被称为罪犯”等表述，而是使用“不得确定有罪”的表述。 2、在证明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强调了国家机关在形式上的责任，而且更加强调其实质上的证明责任。在国家机关履行职责时，不是强调被告人的消极对抗，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均不享有沉默权，而是强调控辩双方的积极配合，当然，并没有要求被告人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3、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明确规定了侦查、和的行为标准，要求既注重结果又要注重过程。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你好， 首先是维护保险双方的正当权益。坚持损失补偿原则能真正发挥保险的损失补偿功能，同时也维护了保险双方的正当权益。对被保险人而言，保险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能得到保险公司及时的补偿，生产生活能及时得到恢复；对保险公司而言，其权益也通过损失补偿的限额得到了保护。 其次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损失补偿原则中关于有损失则赔偿、无损失无赔偿的规定，还有被保险人所获得的补偿总额不能超过其损失总额的规定，都可以防止被保险人通过保险赔偿得到额外利益，从而防止被保险人故意购买高额保险，以获得赔款为目的而故意制造事故。因此，坚持损失补偿原则避免了通过保险来谋利的现象，有利于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怎样理解罪刑法定原则 （一） 罪行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 一，该原则从产生之日起已经发展到今日，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必须由法律进行明确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作为犯罪定罪处罚。 （二） 规定刑罚罪行法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刑罚权的滥用，保护公民的人权。给予公民社会行为合理的预期。 （三）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是一种严格的、不容变通的原则，它要求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定必须是绝对确定的。罪行法定原则的要求： 1、从渊源上排除习惯法 2、禁止类推 3、禁止绝对的不定期刑 4、刑法不溯及既往 5、刑法明确 6、刑法的内容适当 我国97刑法确认了罪行法定原则，废除了79年刑法的类推原则，这也是我国法治的一大进步。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怎样理解罪刑法定原则 （一） 罪行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 一，该原则从产生之日起已经发展到今日，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必须由法律进行明确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作为犯罪定罪处罚。 （二） 规定刑罚罪行法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刑罚权的滥用，保护公民的人权。给予公民社会行为合理的预期。 （三）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是一种严格的、不容变通的原则，它要求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定必须是绝对确定的。罪行法定原则的要求： 1、从渊源上排除习惯法 2、禁止类推 3、禁止绝对的不定期刑 4、刑法不溯及既往 5、刑法明确 6、刑法的内容适当 我国97刑法确认了罪行法定原则，废除了79年刑法的类推原则，这也是我国法治的一大进步。

[律师回复] 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是大陆法系特别是德、日刑法犯罪过失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其司法实务在处理职务、业务活动的责任事故中确定过失责任及责任程度的重要理论。我国学者对此理论探讨的不多，司法实务中尚未自觉运用这些理论。因此，合理借鉴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一、危险分配的概念及理论发展所谓危险的分配，是德、日刑法理论中以“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为理论基础，在“过失犯处罚减轻合理化”口号下提出的理论。其基本含义是指：在从事危险的业务或者事务时，参与者应当以相互间的信赖为基础，对于该业务或事务所发生的危险，相互间予以合理的分配，就各自分担的部分予以确切地实施，相互间分担回避危险，使危险减轻或者消除。危险的分配的理论，虽然从客观上说，是对涉及危险业务、事务的当事人应当合理地分担对发生危害结果的危险的注意义务，但其理论的重点，学者认为，并不在于危险预见义务的分担，而在于由此可能实现消除危险（注：参见［日］大谷实：《危险的分配与信赖原则》，载藤木英雄：《过失犯-新旧过失论争》，学阳书房1981年日文版，第109页。）。然而，从刑事责任的分担上，无疑危险的分配要涉及到对于危害结果发生的预见、回避义务依据何种原则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为回避危害结果的发生，应当科以参与者在从事危险业务、事务活动中各自相应的注意义务，如果对一方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多，则对另一方就应当要求的少，反之亦然。例如，驾驶汽车撞死了行人，就该事故论及有关人员的过失时，就必须考虑驾驶员和行人各自负有什么样的注意义务，是哪一方违反了注意义务。为保障交通安全，应当科以驾驶者和行人各自相应的注意义务，如要求驾驶者的注意义务多，则要求行人的义务就少，相反，要求行人的注意义务多，对驾驶者就应要求的义务少。那么，应以什么样的原则合理的分配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广狭从其实践以及理论发展的情况来看，应当说直至目前，仍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原则。通常是基于行为人各自的法律地位，以“社会生活上必要的注意”（注：［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为根据，对具体事件具体分析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广狭与多少。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的司法实务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与危险的分配理论发展的密切关系。在日本，随着社会对汽车作为高速交通工具的不同评价，危险分配的理论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在第二次前的日本社会，汽车持有的数量少，道路及交通设施也极不完备，道路狭窄，没有行车与行人道的区别，只是在主要路口设置交通信号灯，行人亦不太讲究交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实务中几乎就不承认汽车作为高速交通工具的地位，因而强调对行人安全的保障，在社会观念上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妥。所以，就科以驾驶者广泛的注意义务，对行人则要求极少的注意义务，给予行人相当的行动自由。当发生事故时，大都会认为是驾驶者的责任。例如，在日本大正时期，大审院的判决作过如下说明：“汽车的驾驶者在操纵汽车时，应当努力注意警戒道路的前方，防危害于未然，乃是其业务上当然的义务。在汽车行驶中，有人横穿马路，渐渐接近时，只鸣笛、减速尚不够，还应当注意行人的态度、姿势等其他情况，采取随时都得以停车的措施，使用避免急遽危害的方法，留有防危害于未然的余地。”还有判例要求驾驶者暂时停车，待行人通过后再启动行驶。如果驾驶者违反了上述注意义务，就应当构成业务上的过失致死罪。对于科以驾驶者如此广泛的注意义务，从而使汽车不能发挥其作为高速交通工具作用这一点，司法实务中虽然有明确的认识，但却认为：“如果因为驾驶者缺乏上述业务上的注意，使其操纵的汽车冲撞了行人，产生了死亡结果时，就应当构成业务上过失致死罪，即令因此而使具有高速度的汽车丧失其本来的机能，也不能免除其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