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伤害怎么计算

[律师回复]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涉及的犯罪数额主要有“销售金额”、“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和“经济损失数额”几种，这些“数额”如何理解对于区分罪与非罪具有重要意义。2004年12月2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非法经营数额”、“销售金额”作了规定而没有对经济损失的概念进行界定。司法实践中，对经济损失的数额理解不同，主要有以下三种计算方法：以被侵权人因侵权行为受到的经济损失作为损失额、以侵权人因侵高血压获取重大突破！口臭！！口腔溃疡！！全国名牌高校联合扩招二折提货，千元做老板权行为获得的全部利润作为损失额、以被侵权方为研制开发知识产权付出的原始成本作为损失额。笔者认为，这三种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不同的条件下应选择使用不同的方法。 一、以被侵权人因侵权行为受到的经济损失作为损失额以被侵权人因侵权行为受到的经济损失作为损失额即因侵权使被侵权人的产品的销售量下降或价格下降带来的损失。笔者认为，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有两方面： 首先，既然是判断下降就肯定存在一讥郸罐肝忒菲闺十酣姜个参照物，即对不发生侵权状态下正常销售量和价格的预期，所以使用该方法就必须对未发生侵权的情况下企业未来收益进行预测，但是预测的精确程度是非常难以掌握的。这种预测与企业的盈利预测十分类似，而注册会计师在对企业的盈利预测进行审核时发表的审核意见仅仅采用“盈利预测依据的基本假设已充分披露，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基本假设是不合理的”等语句，而不会对预测结果的可实现程度作出保证。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预测还能够实现，那么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中对销售量和价格的定量预期是非常困难的。 其次，该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我们很难判断这种销售量和价格的下降是否确是由侵权行为引起的。我们对未发生侵权时的销售量和价格进行预测的前提是假定某些条件是固定不变的，比如客户资源、行业环境等外部条件和生产正常等内部条件。而当这些预期的条件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就根本无法区分销售量和价格的下降是否由侵权行为引起，以及侵权行为带来的下降是多少，那么由于侵权带来的损失也就无法准确计算了。综上所述，如果无侵权行为发生时被侵权方的销售量和产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该方法才有可行性。如果被侵权方处于生产成熟期，则适用该方法将会比较准确，反之如果是处于生产发展期或是衰落期则会产生较大的偏差。同时也应注意，因为预测具有固有的不确定性，所以在预测时还应保持谨慎的态度。如果发现有除侵权外的其他因素引起销售量和价格的波动，应剔除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准确计算出侵权带来的损失额。 二、以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全部利润作为损失额以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全部利润作为损失额即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的收入扣除合理成本费用后的利润作为损失额。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存在以下局限性： 首先，以侵权方的利润作为损失额实质上就是假定知识产权能够给被侵权方带来同样的收益，而这种收益被侵权方非法取得了。但是问题在于同样的知识产权在不同的企业使用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收益，由于各个企业的具体运作，如市场营销策略、经营理念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即使使用相同的生产设备、生产原料，两个不同企业的盈利水平也会大不相同。我们不难看出，知识产权也会给侵权方和被侵权方带来完全不同的盈利。甚至有时侵权方为了抢占市场而宁愿采取零利润或负利润的手法，所以侵权方的利润并不能准确反映被侵权方的损失。 其次，如何计算侵权人的利润也存在很大的难度。笔者认为，收入的确定可以参照《解释》中关于“非法经营数额”的规定：“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但是作为扣除项目的合理成本则难以准确计算，开支是否合理，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裁量。即使在会计核算相当规范的企业如何区分发生的共同成本费用中哪些是用于合法生产、哪些是用于侵权行为都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很多侵权企业根本没有完备的核算制度，这种计算更没有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如果侵权方和被侵权方具有相似的利润率水平则比较适合采用这种方法，如果在发现并剔除不合理成本费用后双方利润率水平相似，也可采用。在计算合理成本费用时应特别注意，如需分摊成本费用则应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采用尽量合理的分摊方法。如果侵权方利润率畸高或畸低，但条件限制只能采用该方法时，可考虑使用同行业的平均利润率。 三、以被侵权方为研制开发知识产权付出的原始成本作为损失额以被侵权方为研制开发知识产权付出的原始成本作为损失额，即以被侵权方为研制开发知识产权投入的原材料费用、燃料动力费用、开发人员工资以及申请专利发生的费用等作为损失额。该方法致命的缺点在于，以研发成本来衡量侵权带来的损失，也就意味着以研发成本来衡量知识产权目前能给被侵权方带来的收益，而知识产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给企业带来超出一般利润率水平的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也会远远大于企业原始的开发成本。而且原始研发成本是一种历史成本，只能反映研发当时的开支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同企业重新开发相同的知识产权所需成本都会完全不同。显而易见，以过去的研发成本来衡量现在的收益是缺乏依据的。如果侵权发生的同时，被侵权方仍在使用知识产权生产产品并获得利润，就意味着原始研发成本带来的收益属于被侵权方和侵权方共享，那么以全部的研发成本作为经济损失也似乎失之偏颇。笔者认为，该方法仅适用于下列情况：知识产权完成初期便被侵权而且侵权时间较短，尚未带来超额利润。还应注意的是，列入计算范围的费用确是用于开发研制该知识产权。通过对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三种计算方法都有各自的适用情况，在实际工作中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使用，以准确地计算经济损失金额，从而正确地定罪量刑。（作者单位：成都市检察院）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 （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 （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 （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如何理解侵害生命权的间接受害人 侵害生命权的间接受害人，是指在生命权侵权行为中直接受害人死亡后，受直接受害人生前抚养的人。 鉴于间接受害人与直接受害人有利益上的关系，间接受害人生活来源的全部或一部分来源于直接受害人，因而《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 赔偿 首先，损害赔偿不能全面恢复生命损害。在侵害生命权致死的场合，主体资格丧失，其无法主张对生命本身的损害，价值上无限大的事物反而变得没有任何赔偿价值。申言之，生命价值本不可以与折算为金钱的损害赔偿之间划等号。将生命价值简化为损害本身属于经折扣后的生命价值，其规范重点只能是弥补相关费用的支出与未来可得利益的丧失而不是对生命的恢复:由于死亡费用的支出可能远低于致残，这在表面上造成了法律责任的失衡状态。离开了刑法等公法上的责任，加害人致人死亡所受惩罚要比“仅”致人重伤好得多。在未来可得利益丧失层面上，一定程度上法律将生命简约为经济单位( economic unit)而非具有伦理目的和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从而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可能的生命质量，例如法律根本不考虑死者生命享受利益之损失，也不考虑死者未来可能存在的各种生活机会的丧失。总之，法律不能在生命价值与财产价值之间建立等式，生命损害无法进行等值赔偿而只能以更趋近于生命价值进行赔偿。 其次，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客观化是对生命价值的进一步折扣。按照全面赔偿原则，损害赔偿应尽量采取主观标准计算损害。然而生命权的主观价值是无穷大的，评估无穷大的主观价值显然超越了法律的限度。因而总体而言，依仗社会标准评估生命权的客观价值是法律不得不作出的次优选择，尽管客观标准不能真实全面反映生命的主观价值。然而，为达到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等目的，以客观标准确定生命损害赔偿存在概括化、抽象化的趋势。而概括性、抽象性赔偿给人制造了给人命定价的假象，与生命的无价性渐行渐远。且按照客观标准确定生命损害赔偿必定需要依据死者的身份、地位确定赔偿标准，产生“同命不同价”现象，势必对经济弱势群体(例如，老人、家庭主妇、儿童、农民)构成歧视， 进而与社会道德伦理观念发生冲突。 最后，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只能是第三人。这决定了生命权消极价值确定机制的间接性、非全面性。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对生命本身进行赔偿，即便是承认生命本身可成为损害赔偿客体的国家(例如葡萄牙) ，实际上也是以赔偿生命的名义进行对第三人赔偿。依此派生出的损害赔偿规范设计存在僵化倾向。其 一，第三人请求权的目的不是“以钱赔命”，而在于维护继承利益或受扶养利益。关于第三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论基础，继承丧失说认为，侵害生命无疑是侵害被害人之本来可以存在的剩余生命(余命) ，而因余命丧失导致收入受损进而致使继承人丧失继承利益，基于此可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扶养丧失说认为，侵害生命导致第三人受扶养权利的损失，此时与其说是生命权被侵害发生之损害赔偿债权，毋宁谓为因特定身份关系的人的身份权被侵害发生的债权。多数立法例不主张对继承利益与扶养利益一并赔偿，解释上主张通过选择权说或请求权竞合理论抑制第三人获得双重利益，从而使本来无价的生命赔偿还不得不进行折扣。其 二，无论采取“扶养丧失说”抑或“继承丧失说”，都难免依“死者的身份重估价值”之弊，这将是对法律的更大的不恭，由此引发“同命不同价”等争论就在所难免。其 三，为避免第三人损害赔偿范围的无限扩大，从“诉讼闸门”等理论出发，侵权法基本上将第三人限定于死者的近亲属或家庭成员而不涉及到其他社会领域，使得本就不全面的生命权价值评估方式更加不充分。

[律师回复] 如果是见义勇为的话，建议你向当地主管部门反映咨询你的问题。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什么叫间接故意伤害？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在间接故意犯罪中，行为人因为对危害社会的结果持放任的心理态度，因而不可能存在以希望、追求一定的犯罪结果发生为特征的犯罪目的；没有犯罪目的，也就没有了引起犯罪目的的犯罪动机。所以， 首先，在间接故意犯罪中，不可能存在以“为了犯罪”为目的的犯罪预备形态。 其次，犯罪未得逞的情形本来就包含在放任的心理态度之中，并非其意志以外的原因，因而在间接故意犯罪中也不存在犯罪未遂的形态。再次，因为间接故意犯罪行为人对危害社会的结果持放任的心理态度，其发生与否都符合行为人的放任心理态度，如果危害社会的结果没有发生，我们缺乏认定间接故意犯罪的客观基础，无法说明间接故意犯罪行为人所持的放任的心理态度，在此情况下更无及犯罪形态问题了